1939年的早春，苏北运河出了件怪事。
按理说冰层刚化开，春汛下来的水应该是浑黄的泥汤子，但这年不一样。
那几天的河水透着一股子暗红，离着老远都能闻到那股腥气，连河滩上的野狗都夹着尾巴不敢靠近。
村里的老人哆嗦着嘴唇说，这不是土，这是上游宿迁城流下来的血。
这还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就是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生物学事实。
一条几百米宽的大运河，过了三个月还能洗不净那抹红，你就知道那场屠杀有多惨烈。
如果要翻旧账，得把日历翻回1937年。
那时候宿迁也就是个骆马湖边的安逸小城，但这地理位置实在是太“要命”了。
卡着苏北的咽喉，要是拿不下这儿，日本人的津浦路侧翼就跟没穿裤子一样，随时漏风。
所以，这地方注定躲不过去。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18架飞机不算啥，但在1938年5月19日，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日军那天跟疯了一样，一口气扔下来64枚燃烧弹。
这玩意儿在当时叫“天火”，落地就着，沾身就烧。
这哪里是打仗，分明就是把一座千年古城，生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焚尸炉。
我在档案里查到这一段的时候，手都在抖。
六千多间房子，甚至连个响声都没听全就成了灰。
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空气里飘的那个味儿，根本不是木头烧焦的味道，全是皮肉焦糊的恶臭。
但你别说，宿迁人的骨头是真硬。
到了11月22日，最黑暗的时候来了。
日军富永旅团三千多号人，全是精锐，带着大炮飞机压到了城底下。
守城的国民党198团是个什么配置？
满打满算七百人。
七百对三千，这账怎么算都是个死局。
但我在那几天的作战记录里，翻烂了也没找到“撤退”这俩字。
这七百个汉子，愣是拿着劣势装备，跟鬼子玩命。
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刺刀断了就抱着鬼子往下跳。
最惨的是在东圩门外，防线崩了以后，剩下的士兵想游过运河突围。
日本人那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机枪架起来对着水面扫射。
那一刻，运河水就不再是母亲河了，成了一张吃人的大嘴。
水面上泛起的那一片片红，后来就成了当地老人嘴里“红水流春”的噩梦源头。
城破了，真正的地狱才刚开门。
如果说战场上你死我活还算个军人的样子，那后面发生的事，就是彻底的兽行。
我们在书上看过南京大屠杀，觉得离自己挺远，其实宿迁巷战里的细节，一点都不比南京轻。
鬼子在这里杀人，甚至带着一种变态的“娱乐感”。
在西北圩门张老庙前，有个叫陈启岭的老爷子，七十岁了，腿脚不好跑不动。
几个日本兵嬉皮笑脸地把他推进了正在燃烧的房梁堆里。
档案里有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老人的尸体被发现时，焦黑的手指头死死抠着门框的裂缝。
那一刻老人承受的不仅仅是烈火焚身的剧痛，更是对人性彻底崩塌的绝望。
这就完了？
没有。
在北门口，还有个八十岁的老大爷，尸体仰面朝天，脖子上的血在冬天的太阳底下冻成了一串红珠子，看着都渗人。
连瘫在床上的老太太他们都不放过，这种事儿，也就是畜生能干得出来。
幸存者赵德兰那年才十二岁，这事儿成了她一辈子的梦魇。
那天早上，她躲在奶奶身后，眼睁睁看着自己亲爹和另外十五个男人，被鬼子用麻绳串成一串。
接下来的画面，我都不忍心敲字。
刺刀扎进肉里的那种闷响，赵德兰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那声音，比过年杀猪还可怕。”
她爹后背炸开的血花，直接染红了地上的白霜。
第二天收尸的时候，尸体堆成了小山，每一张脸上那个惊恐的表情，都在控诉这群禽兽。
最让人破防的一幕发生在项里乡运河边。
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押着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里面有个戴灰布帽的年轻后生，吓得喊了一声“娘”。
结果呢？
回应他的不是这一声娘，而是直接砸碎天灵盖的枪托。
在这里，杀人变成了一种流水线作业。
尸体就这么被扔进运河，顺着漩涡打转，一直漂到下游二十里外，才被吓坏的渔民捞起来。
这还不算完。
杀完人，抢完东西，这帮鬼子甚至在废墟上架起火堆，烤着抢来的牛羊肉吃。
火星子就这么飘在还没凉透的尸骨上。
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这不仅是杀戮，这是骑在死者头上拉屎。
从1937年的秋风，到1939年的红水，宿迁这座城，真是把苦难尝了个遍。
现在咱们去宿迁老城溜达，看着那些石板路挺有味道，但你仔细瞅瞅墙缝，那些发黑的弹孔还在那盯着你呢。
玻璃柜里那些生锈的刺刀、焦黑的铜扣子，那都不是死物，那是那个血色冬天的证人。
和平这东西，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是无数先辈拿命换来的底线。
咱们今天把这事儿翻出来讲，不是为了让大家天天咬牙切齿地过日子，而是得心里有个数。
那三千冤魂流的血，不能白流。
这段历史，咱们得替他们记着，死死地记着。
参考资料：
江苏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宿迁县沦陷区惨案调查卷》，1946年。
赵德兰口述，《宿迁沦陷见闻录》，载于《江苏抗战史料选编》。
每逢清明，运河边总有颤巍巍的老人倒上一杯黄酒。
酒洒进河里，泛不起什么波澜，就像那些顺着水路离开的人，再也没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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