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姓周的!你他妈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的声音,像一挂被点燃的鞭炮,隔着几百公里的电波,在我耳边炸开。
“安个破锁你很牛是吧?”
“现在全小区的路都被我堵了,都是因为你!”
“识相的赶紧把密码告诉我,不然你回来我让你好看!”
“我告诉你,做人别太绝!”
我握着手机,海风正从大连酒店的窗户吹进来,带着一丝咸腥。
我静静地听着。
听着那股狂暴的、试图用音量压倒一切的气势。
等它在换气的间隙,稍微一滞的刹那。
我对着话筒,用平静到极致,也因此冰冷到极致的声音,打断了他。
那年秋天,我终于从那段婚姻的废墟里,爬了出来。
法官落下槌子的声音,不像终结,更像是一种许可。许可我,重新活一次。
留在身后的,是满地狼藉的记忆,和一个空洞的、需要用寂静去填补的灵魂。
我卖掉了市中心那套房子,我们曾经在那里,把爱情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辩论赛。
辩题是“谁对谁错”,我们都是输家。
我在城市的另一头,一个叫“静安里”的小区,买了一套顶楼的房子。
顶楼,意味着头顶上只有天空,再没有拖鞋的摩擦声,和孩子半夜的哭闹。
我像一个战后余生的士兵,贪恋着任何一点秩序与和平。
这是我的职业病,或许。
我叫周启明,一个软件工程师。
在我的世界里,一切都由严谨的逻辑构成。一个分号的缺失,足以让一个帝国崩塌。
生活,也应该如此。清晰,有序,每个模块各司其职。
所以,我没有丝毫犹豫,用一笔不菲的钱,买断了B-13号产权车位。
它就在我那栋楼的单元门正前方,位置好得像是开发商的样板。
我需要这种确定性。
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是家。车开进方框,停稳了,是归宿。
搬家那天,天气好得出奇。
我把我的那辆旧雅阁,小心翼翼地,停进了B-13的白色虚线框内。
轮胎压在线上,我都会强迫症般地再挪动一下,直到它完美居中。
我熄了火,没有立刻下车。
我在那片刻的宁静里,对自己进行了一次低声的、郑重的宣告。
周启明,从现在起,一切都将回归正轨。
我以为,我已经为我的新生活,编写好了最稳固的底层代码。
却忽略了生活这个系统,最大的BUG,永远是人。
麻烦是在我搬进来一周后,一个寻常的加班夜里,悄然降临的。
那晚,我回到小区,车灯扫过熟悉的车库入口。
远远地,我就看见了。
我的B-13号车位上,趴着一辆陌生的白色大众,老款的帕萨特。
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堂而皇之地坐在了我家的主位上。
前挡风玻璃上,压着一张褪色的装修公司名片。
上面手写着“挪车电话”,和一个叫“王振海”的名字。
我拨了过去。
电话的背景音,是麻将牌哗啦啦的碰撞声,还有男人大声的叫嚷。
一个粗犷的嗓门,带着被酒精浸泡过的沙哑,问:“喂?哪个?”
我报上车位号,说我的车要停进去。
对方“哦”了一声,拖得很长,充满了被打断兴致的不悦。
“兄弟,你这不还没回来嘛,我寻思空着也是空着,就借停一下,马上就下来。”
那个“借”字,他说得极其自然,仿佛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邻里互助。
我挂了电话,站在渐起的秋风里。
身上还带着办公室的空调味,心里却开始被冷风灌满。
时间,一分一秒地爬过。
我看着手表上的秒针,一圈,又一圈。
大概半小时,一个穿着人字拖、体格壮硕的男人,才从单元门里晃出来。
他就是王振海,住我楼下。
他看见我,没有一丝愧疚,反而咧开嘴,露出一口被烟草染得焦黄的牙。
“不好意思啊兄弟,今儿手气太顺,实在走不开,多胡了几把。”
他的道歉,听起来更像是一种炫耀。
我没说话,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他把车挪开,然后走过来,很自来熟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一个楼住着,以后常来常往的,别那么较真嘛。”
我看着他摇摇晃晃消失在楼道里的背影,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地扎了一下。
那点对新生活的美好期许,像一只被针刺破的气球,漏了一点气。
我当时还天真地想,或许,这只是一个意外。
一个无伤大雅的、带着地方人情味的意外。
记忆是个奇怪的东西,它不喜欢逻辑,只偏爱情绪。
所以,那些平静无波的日子,总是面目模糊。
反倒是那些让人不快的、硌应的瞬间,被它雕刻得格外清晰。
王振海占我车位这件事,很快就从一个意外,演变成了一种习惯。
一种让我厌烦,却又无可奈何的习惯。
起初,他还会象征性地打个招呼。
通常是微信,发来一条语音,背景里总是人声鼎沸。
“周工,出门啦?你车位我用一下啊,下午就给你挪走。”
那个“喂”字还没出口,他就已经把车停了进来。
他的通知,不是征求许可,而是一种告知。
告知我,你的领地,我暂时征用了。
我试着回复:“不行,我中午要回来一趟。”
我的信息,像石子投入大海,没有回音。
中午我赶回来,那辆白色的大众,依旧像一头懒散的白鲸,搁浅在我的车位上。
阳光照在它满是灰尘的车顶,反射出刺眼的光。
我只能把车停到小区外面很远的马路边,顶着太阳走回来。
那种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却发现钥匙打不开门。
后来,他连这种虚伪的告知都省了。
他似乎已经默认,B-G13号车位,是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备用车位。
我的反抗,也开始升级。
我从讲道理,变成了贴纸条。
我用电脑打印出“私人车位,产权所属,请勿占用”的字样,用最大的字号。
我把纸条,郑重地贴在他的驾驶座车窗上。
第二天早上,纸条不见了。车,还在。
晚上回来,车位上换了另一辆车,一辆破旧的五菱宏光,车身上印着“振海装饰”。
原来,他不止一辆车,不止一个人,在享用我的“便利”。
我开始尝试当面沟通。
在电梯里,我堵住过他。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探讨一个公共问题,而不是私人恩怨。
“王哥,车位的事,咱们能不能……”
他立刻打断我,皱起他那两条粗黑的眉毛,脸上写满了“你怎么又提这事”的不耐。
“哎呀,周工,多大点事儿啊。”
“我老婆昨天带孩子去医院挂急诊,车停你那儿方便,跑得快。人命关天的事,你总不能不通融吧?”
他总能找到各种各样,听起来无法反驳的理由。
那些理由,都包裹在“人情”、“紧急”、“方便”的糖衣里。
让你一旦拒绝,就显得冷漠、自私、不近人情。
有一次,他当着几个正在楼下晒太阳的阿姨的面,高声地对我进行“教育”。
“周工啊,不是我说你,你一个文化人,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都是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那车位,你上班的时候,不也空着吗?”
“空着也是空着,给我用用,盘活资源嘛!年轻人,心胸要开阔一点,别老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几个阿姨跟着附和:“是啊是啊,小周,王老板说得对,邻里之间,互相帮衬一下嘛。”
我站在他们中间,像一个闯入了某个原始部落的现代人。
我的法律、我的产权、我的边界感,在他们那套“人情大于天”的古老法则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可笑。
我成了一个“不懂事”的异类。
我的世界,那个由0和1所构成的、清晰分明的世界,正在被这种模糊的、黏稠的、无法定义的“人情”,搅成一锅粥。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
那是一种比写一万行代码,修复一百个BUG,还要累的疲惫。
因为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无法用逻辑去说服的系统。
在我的专业领域里,当一个模块持续出错,且无法通过内部调试修复时,我们就需要引入一个更高权限的管理者,或者寻求外部支持。
于是,我去找了物业。
物业办公室,设在一楼的一个角落里,门上“为业主服务”几个字,已经有些褪色。
我推门进去,一股淡淡的烟味和茶渍味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
张经理,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微胖的中年男人,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扑克牌游戏,聚精会神。
我的进入,打断了他的“春天”。
他有些不悦地抬起头,看到我这个陌生的面孔,又迅速切换成一副职业化的笑脸。
“哎,业主您好,请坐请坐,喝水吗?”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用的是那种印着“XX保险”广告的一次性纸杯。
我把王振海长期占用我车位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像提交一份BUG报告一样,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我附上了时间,频率,以及我与他沟通的无效记录。
张经理听着,一边点头,一边发出“嗯嗯”、“是是”的附和声。
他的脸上,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同情与理解。
“周工,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非常重视。王老板这个人吧……唉,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性格,豪爽,但也确实……有点不太讲究。”
他熟练地将责任,归咎于对方的“性格”问题。
这是一个万能的挡箭牌。
“我们之前也接到过其他业主的类似反映,也找他协调过好几次了。”
他搓着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像是这件事耗费了他巨大的心力。
“他口头上答应得特别好,‘行行行,没问题,下次注意’。可一转头,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我们也很头疼啊。”
我看着他,问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那物业打算怎么处理呢?这是我的产权车位,我有权要求他不能停放。你们应该有责任维护我的权益。”
张经理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充满了成年人的无奈。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您也知道,我们物业,说白了就是个管家,没有执法权啊。”
“我们能做的,就是劝导,批评,再劝导。我们总不能去锁他的车,或者强行把他的车拖走吧?那要激化矛盾的。”
他向我保证,他会立刻、马上,再去找王振海进行一次“严肃的”、“深刻的”谈话。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心里怀着一丝微弱的希望。
就像一个濒死程序,在等待系统管理员的最后一次拯救。
那天下午,我没有等来王振海的道歉。
我等来了张经理的电话。
电话里,张经理的语气,比在办公室里更加语重心长,像是把我当成了他不懂事的侄子。
“周工啊,我刚跟王老板那边沟通过了,谈了很久。他态度……唉,还是老样子,觉得自己没多大错。”
我静静地听着。
“周工,您看这样行不行?”他话锋一转,开始了他的“和稀泥”艺术。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王老板他也是咱们小区的老业主了,人其实不坏,就是大大咧咧惯了。您是文化人,您多担待担待。”
“要不……您这边也退一步?您回来要是晚了,看见他车在,就先委屈一下,停到旁边的临时车位上?”
“您放心,我跟门口保安打好招呼,绝对不收您一分钱的停车费!您看我这个处理办法,是不是能让大家都方便一点?”
我握着冰冷的手机,一瞬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的大脑,像一个接收到逻辑悖论指令的计算机,彻底宕机了。
我被侵犯了权益,结果,解决方案,是让我放弃更多的权益,去“担待”那个侵犯我的人。
原来,在“和稀泥”这套算法里,让守规矩的人受点委屈,永远是通往“和谐”的最短路径。
因为守规矩的人,通常不会闹。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指望的火星,也彻底熄灭了。
我明白了。
在这场关于规则和界限的战争里,我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人。
没有援军,没有盟友。
我挂了电话,走到窗边。
楼下,B-13号车位上,那辆白色的帕萨特,在夕阳的余晖里,像一头吃饱喝足的白色巨兽,睡得无比安详。
而我,这个车位的合法主人,却像一个被驱逐的、无家可归的幽灵。
我看着它,看了很久很久。
心里的某个地方,像是有一座休眠的火山,开始苏醒。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提车位的事,一个字都不提。
我不再贴纸条,不再找王振海理论,也不再给物业打电话。
我像一个忽然想通了的、厌倦了争斗的隐士。
我向公司申请了一个固定的地下车位,虽然每个月要多付几百块钱。
我每天下班,把车停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公司,然后挤上晚高峰的地铁。
地铁里人潮汹涌,空气混浊。
我被挤在人群中,像一颗沙丁鱼罐头里的沙丁鱼。
但奇怪的是,我的心,却前所未有地平静。
至少,我不用在回家的最后一段路上,去进行一场关于车位的心理赌博。
那种期待又怕失望的折磨,终于结束了。
我的沉默,在王振海看来,是一种默认,一种屈服。
在电梯里再碰到,他冲我咧嘴笑的时候,脸上多了一丝胜利者的宽宏和得意。
我只是对他点点头,目光平淡,不起波澜。
他大概觉得,这个不食人间烟火、认死理的软件工程师,终于被他用最接地气的方式,给“教育”好了。
他甚至开始更主动地跟我搭话,以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口吻。
“周工,最近忙什么呢?我看你天天早出晚归的。”
“怎么样,工作还顺心吧?有什么事儿跟哥说,哥在外面认识的人多。”
他吹嘘着他那套纵横社会的“人脉学”,而我,只是个听众。
我偶尔“嗯”一声,表示我在听。
我的这种平静,让他非常满意。
他或许以为,我已经接受了他所定义的那套“人情社会”的规则。
他不知道。
在程序员的世界里,沉默,从来不代表放弃。
它往往意味着,系统正在后台,进行一次彻底的、底层的重构。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书房,成了我的作战室。
我不再编写商业代码,而是为我的生活,编写一段新的、带有强制执行力的代码。
我的电脑屏幕上,不再是密密麻麻的字符。
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网页,关于“地锁”、“智能地锁”、“防液压剪”、“防暴力破解”的网页。
我像是在研究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项目。
我对比每款地锁的钢板厚度,从Q235到锰钢。
我研究它们的驱动方式,是摇臂式还是翻板式。
我分析它们的控制模块,是红外遥控,还是蓝牙APP。
我甚至去查看了每一个差评,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失效的。
我的工作,教会了我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面对一个不遵守协议的非法请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升级你的防火墙。
建立一个它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的、坚不可摧的新规则。
最终,我锁定了一款。
一款由加厚锰钢打造的、可以通过手机APP进行蓝牙控制、并且可以生成临时授权密码的智能地锁。
在它的宣传视频里,一辆两吨重的硬派越野车,从升起的地锁上缓缓碾过。
地锁,纹丝不动,只是在轮胎上留下了一道印记。
我觉得,它就是我想要的那个“规则”。
与此同时,我订好了一周后去大连的机票和酒店。
那段失败的婚姻,像一场漫长的梅雨季,让我的心都快要发霉了。
我需要一片真正的大海,一阵凛冽的海风,来吹散心里的那些潮湿和腐朽。
这个原本只是为了逃离和疗伤的计划,现在,成了我整个反击策略中,最完美的一环。
我需要时间,让矛盾发酵。
我更需要距离,让我可以置身事外,冷眼旁观。
出发前一晚,是一个没有月亮的阴天。
风很大,吹得窗户呜呜作响。
我等到凌晨两点,确认王振海的白色大众不在家。
他大概又在哪里,享受着他的“手气正旺”。
我提着一个沉重的工具箱,像一个即将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悄无声息地来到地下车库。
B-13号车位,在昏暗的灯光下,安静地等待着我。
我拿出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大功率冲击钻。
当钻头接触到水泥地面的那一刻,刺耳的咆哮声,瞬间撕裂了车库的死寂。
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快感。
那声音,像是我压抑了许久的愤怒,在呐喊。
我打了四个深达15厘米的孔,清除了灰尘,然后注入了高强度的化学药栓。
我将地锁那厚重的底座对准孔位,用扳手,将四根巨大的膨胀螺丝,一圈一圈地,死死地拧了进去。
直到它们与地面,融为一体。
我拍下了安装的全过程视频,从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细节。
这是我的证据,我的“代码注释”。
最后,我站起身,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拿出手机,打开APP,按下了“升起”的按钮。
那个黄色的、闪着金属冷光的钢铁手臂,缓缓地,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决绝,升了起。
它矗立在车位的正中央,像一个沉默而坚定的哨兵。
我为它设置了一个由32位大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组成的、连我自己都需要记录在备忘录里才能记住的复杂密码。
然后,我转身上楼,拿上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没有回头。
我开车直奔机场。
当飞机巨大的轰鸣声将我推向天空,我看着脚下那片渐渐模糊的城市灯火。
我心里,没有大仇得报的狂喜。
只有一种,将一个积压已久的、混乱的项目,终于完美交付之后的,平静。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这位最公正的编译器吧。
大连的海,比我想象中,更辽阔,也更冷峻。
海风是咸的,硬的,像砂纸一样,打磨着人的皮肤和心灵。
我住在一家可以看见星海湾大桥的酒店里。
白天,我哪儿也不去。
就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从清晨走到日暮。
看潮水一遍遍地冲刷着礁石,把所有尖锐的棱角,都变得圆润。
海鸥在头顶盘旋,叫声尖锐而自由。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格式化了的硬盘。
那些关于前妻的争吵,关于工作的烦恼,关于王振海那张油腻的脸,关于B-13号车位的所有权纠纷……
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坏数据”,都被这片无垠的蓝色,一点点地清除,覆盖。
我几乎,快要忘了在那个遥远的城市里,我曾经埋下了一颗“地雷”。
我甚至开始觉得,那件事,连同那个叫“静安里”的小区,那个叫王振海的人,都不过是我上一段人生里,一个无关紧要的、已经被修复的BUG。
我的生活,正在一片新的、干净的画布上,重新展开。
直到一个星期后的那个周六上午。
那天的阳光很好,我正打算去附近的渔人码头,尝一尝最新鲜的海胆。
我的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
屏幕上跳动的,是“张经理”三个字。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捏了一下。
我知道,我编写的那个程序,在经过一周的沉寂之后,终于被触发了。
剧本,要开始上演最精彩的一幕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刚刚睡醒。
我接起电话。
“喂?”
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了张经理那标志性的、混合着客气与极度焦急的口吻。
“周工啊!哎呀,我的周大工程师,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您现在在哪儿呢?”
他的声音,像是被火燎了一样。
我慢悠悠地说:“在大连,出来散散心,旅个游。”
“旅游啊……真好,真好。”他干巴巴地恭维了两句,然后立刻切入了正题。
“那个……周工,能不能……能不能麻烦您个十万火急的事儿?”
他的语气,已经不是恳求,而是近乎哀求了。
“您那个车位的地锁,那个黄色的铁家伙,能不能……能不能劳驾您,给远程打开一下?”
我故作惊讶地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张经理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像是要穿透我的耳膜。
“王老板,就是住您楼下那个王振海!他……他疯了!他把他的那辆白色帕萨特,横着,死死地堵在了咱们小区二号楼和三号楼中间的主过道上了!”
我能想象出他此刻手舞足蹈、满头大汗的样子。
“现在是周末啊!进进出出的车本来就多,刚才,一辆搬家公司的加长大货车,被他堵得死死的,进不去也出不来!”
“现在,那条路上,从东到西,跟了一长串的车,喇叭按得震天响,吵得楼上的人都在往下扔东西了!整个小区的交通,全瘫痪了!”
“我让他挪车,他就像个滚刀肉一样,靠在车门上抽烟,就是不挪!”
“他说,他说都是因为您!因为您安了那个破锁,害得他没地方停车,他才停那儿的!”
“他还放话了,说除非您现在、立刻、马上把锁打开,让他把车停进B-13,他才挪车!”
我听着,没有说话。
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那个混乱不堪的场面。
喇叭声,叫骂声,物业的劝解声,王振海的咆哮声……
交织成一首,关于失序的狂想曲。
而这一切的根源,只是因为一个最简单的规则,被一个人,长久地、肆意地践踏。
张经理在那头,已经快要哭了。
“周工,您就当帮帮忙,行吗?您是文化人,您高抬贵手!现在好多邻居都围在下面,情绪很激动,再这么下去,肯定要有人报警,甚至要打起来了!”
我用一种平淡到近乎冷漠的语气,回答他:
“张经理,真不好意思。我在外地,那个锁,是近场蓝牙控制的。”
“我离得太远,隔着几百公里,根本连接不上。所以,我也打不开。”
这是一个精心准备的谎言。
一个在此刻,能够将我彻底置身事外的、完美的谎言。
“啊?打……打不开?”张经理的声音里,充满了纯粹的绝望。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更加嘈杂的争吵声,我清晰地听见王振海在咆哮:“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
过了一会,张经理用一种气若游丝的声音说:“周工,王老板……他非要跟您亲自说两句,您看……”
没等我回答,电话,就已经被另一只手,粗暴地抢了过去。
电话那头的声音,像一挂被点燃的鞭炮,毫无征兆地,隔着几百公里的电波,在我耳边轰然炸开。
“姓周的!你他妈什么意思?”
是王振海。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那种长期以来习惯于用音量和粗口来压倒一切的蛮横与狂暴。
他似乎认为,只要声音足够大,道理就在他那一边。
“你安个破锁你很牛是吧?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别了不起?”
“老子回来没地方停车,你知不知道?老子的车,现在只能堵在路中间,你知不知道?”
“现在全小区的路都被我堵了,都是因为你!我告诉你,这事儿跟你没完!”
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喷射出来的唾沫星子,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攻击性。
“识相的,赶紧把那个破密码告诉我,让老子把车停进去!”
“不然你回来,我让你好看!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在这儿住不下去!”
“我告诉你,姓周的,做人别太绝!不就一个破车位吗,你至于跟我搞这些吗?你是不是有病!”
我握着手机,纹丝不动。
大连酒店的窗户开着,带着一丝咸腥味的海风,正轻柔地吹拂着我的脸颊。
窗外,蔚蓝的天空上,有几只海鸥正在盘旋,它们的鸣叫,清亮而悠远。
一边,是世界的宁静与辽阔。
另一边,是电话里那个男人的、狭隘而嘈杂的咆哮。
这种极致的对比,让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抽离感。
我像一个坐在剧院顶层包厢里的观众,冷眼看着舞台上那个丑角,歇斯底里地上演着他的独角戏。
我静静地听着。
没有插话,没有反驳。
我听着他那些色厉内荏的威胁,听着他那些颠倒黑白的指责。
我甚至能清晰地在脑海中,勾勒出他此刻的模样。
一张因愤怒而涨得通红的脸,脖子上暴起的青筋,以及因为激动而不断挥舞的手臂。
我的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
我的情绪,像深秋的湖水,平静,且冰冷。
我耐心地等待着。
等待着他那股狂暴的、试图用音量压倒一切的气势,在一次急促的换气之后,出现一个短暂的、无法避免的停顿。
就是那个瞬间。
那个他吸气,而未及再次喷发的刹那——
我对着话筒,用一种平静到极致,也因此冰冷到极致的声音,打断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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