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美国无家可归人口达到历史峰值的一年——每1万名美国人中，就有23人流离失所，总数超过77万（2025年数据尚未发布）。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斩杀线”横扫坠落到社会底层的个体悲剧。
图为2023年12月25日，圣诞节，美国加州洛杉矶街头无家可归者的一处帐篷。（钟梅摄）
“斩杀线”本是游戏词汇，指玩家角色“血量”低时，可能会被一击毙命。它被网友借用，描绘美国社会存在着“突然跌落”的残酷现实：在美国，即便是中产阶级，在支付必要生活开销后存款也往往所剩无几。因此，一场疾病、一次失业或一次婚变等意外，就可能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信用卡刷爆、房贷断供、信用破产，最终坠入社会底层。
“斩杀线”虽是民间比喻，但其反映的群体，在美国官方统计中早有对应，即“爱丽丝线”（ALICE Threshold）。ALICE是“资产有限、收入有限、但有工作”（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的缩写，指收入虽高于联邦贫困线，却仍不足以负担其所在社区基本生活开支的家庭。专注“爱丽丝群体”研究的美国智库“United for ALICE”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美有42%的家庭生活在“爱丽丝线”之下，处于经济脆弱状态。
我认识的流浪汉杰克，正是从这条线上坠落的人。
“斩杀线”的具象化
第一次见到杰克时，他坐在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蒙特雷公交枢纽站的露天广场一隅安静地看书，身边是一把吉他和一卷铺盖，与周围流浪汉弥漫出来的颓废气息格格不入。“杰克”并非他的真名。像许多流落街头的人一样，他选择用一个常见的化名来保护自己，也将真实的过去与社会身份，悄然隐没在这个符号之下。
图为2023年10月31日万圣节前夕，美国加州蒙特雷县流浪汉杰克。（钟梅摄）
杰克告诉我，他1984年生于加州，高中毕业后入伍，曾经是一名纵身云端的伞兵——在那些凌空而下的时刻，总有一方伞翼为他托起生命的缓冲，安全着陆。离开部队后，他曾在亚利桑那州当厨师，结婚生女。可惜，好景不长。他与前妻婚姻破裂，此后一蹶不振，跌入了酗酒、失业、付不起房租的恶性循环。虽然他也曾短暂入住政府收容所，但都是权宜之计，没有得到任何再就业支持。在美国，没有固定住址的人很难找到工作。最终，他回到加州老家，依靠每月250美元的政府补助和月均300美元的乞讨收入生活。
2024年，美国联邦贫困线为每人每月1215美元。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21年加州的人均月生活成本为4423.5美元。杰克每月550美元的收入，尚不及加州高昂生活成本的八分之一，甚至不够联邦贫困线的一半。这意味着，社会系统早已抽走了他那面赖以缓冲的“降落伞”。他彻底跌穿了所有的生存线，最终坠落街头。
认识杰克的第三天，正值万圣节。我问他：“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你想穿什么服装过节？” 他的回答平静而凄凉：“我会在胸前挂块箱板纸，写上‘这就是我的服装’。”箱板纸既是他乞讨的牌子，也是睡觉的席子。每天晚上，他就找个背风的墙根，席地而眠。
根据住处，美国无家可归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暂住各类救助站；一类蜷在帐篷、汽车、街头等非正规居住点。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以下简称“美国住城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像杰克这样连张床都没有的美国流浪人口超过27.7万，达到历史峰值。
“帐篷街区”：系统性失败
离开蒙特雷后，我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市中心看到了无数放大版的“杰克”困境——绵延的“帐篷街区”。联合国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莱拉尼·法哈曾描述这些区域“条件不人道”，而且往往是毒品泛滥的温床。
根据美国住城部的数据，2023年和2024年，加州无家可归人口连续两年超过18万，居全美之首。法哈指出：“如果旧金山就只有100个人流落街头，那我可能会认为这是个人问题。但当你看到旧金山及其他城市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后，你就会明白，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杰克的个人轨迹与加州的“帐篷街区”表明：这绝非偶然，而是系统性的失灵。面对失意或失足群体，美国社会救助不力，甚至选择变相惩罚。
保障性住房的严重短缺，是推动许多美国家庭滑向“斩杀线”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美国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2024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每100户极低收入家庭中，只有34户能住上廉租房，廉租房缺口高达730万套。一旦中产家庭因收入骤降而失去住房，也难以找到廉租房。没有固定住址不仅意味着居无定所，更构成了一种寻求稳定工作的制度性困境。于是，他们就会跌入长期失业的深坑，难以翻身。
更可悲的是，跌穿“斩杀线”的个体，往往面临系统的二次打击。据美国全国无家可归和贫困人口法律援助中心活动与交流部主任杰西·拉宾诺维茨透露，截至2024年12月美国已有近150个城市出台反扎营法案，禁止无家可归者扎营。许多地方通过断水、没收御寒物品甚至逮捕来驱逐流浪者。这使得流浪者四处寻找容身之地，陷入更深的恶性循环。
法哈认为：“这种残酷和不人道的行为，侵犯了包括生命权、健康权、享有饮水和环境卫生权在内的多项人权。必须从法律上禁止。”
此外，白宫官网也承认，面向无家可归者的医疗救治和职业培训不足，也加剧了无家可归人口问题。拜登政府曾计划到2025年将流浪人口减少25%，但现实是，2024年人数同比激增18%，其中未成年流浪者暴增33%。
“降落伞”与“斩杀线”
“斩杀线”的讨论之所以在中国引发巨大共鸣，除了对美国滤镜的祛魅，更深层的是对发展路径的对比与反思。中国的脱贫攻坚战，针对的是绝对贫困，其核心逻辑是 “兜底”与“赋能”，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等组合拳，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并赋予其持续发展的能力。对于流浪乞讨人员，也强调救助寻亲、精准帮扶与安家立业，目标是“脱贫”。
这与美国对“杰克”式的帮扶形成对比：每月微薄的救济金和临时收容所，只能维持其生存于贫困线之下，却无力助其爬回“爱丽丝线”，更不用说实现经济安全。两者背后，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理念与制度安排。
与“杰克”的三天交谈，是我对美国“斩杀线”与“爱丽丝线”的一次微观探查。他的故事，是个体悲剧，也是美国社会的沉疴。当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徘徊在“爱丽丝线”上下，当一次失业、一场大病就可能触发“斩杀”连锁反应，它揭示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危机，也为所有追求现代化的社会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警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恰恰取决于它如何对待那些跌入社会底层的群体，取决于它是提供托住生命的“降落伞”，还是默许那无情的“斩杀线”。
责任编辑：人云亦云
设计排版：深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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