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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谁愿意背井离乡来非洲？
“非非，晚上吃了没？”
我刚刚回到房间，就听到三哥在窗台前喊我。
我大声回应：“没吃！”
我心里嘀咕，三哥也太有意思了。自从我放出口风说不吃晚饭减肥，他就隔三差五问问我吃晚饭没。我知道他没有恶意，他就是想看我立的这个flag什么时候倒下。
“你现在有空没？@X¥*……&*”
“三哥，你说啥？”
我在房间里听的不清楚，便走出自己的房间，来到廊亭。
“三哥，你说啥？”
我又重复了一遍。廊亭的灯没有打开，我看不清三哥望向我的表情，只看到他正在穿那双小麦色的耐克空军一号鞋。
“你四哥被抓到警察局去了！”他说道。
“啊？”
“警察局的人说他在店里（饭店）无证卖酒水。警察已经去过一次了，他们没处理，这次把人抓起来了！”三哥解释道。
“哦！”
“你有空没？”三哥问我。“跟我去警局捞人！你给我当翻译。”
“好！”
我几乎没多想就答应了，但话刚出口，心里便涌上一丝担忧。借着房间里透出的昏黄灯光，我看见三哥的脸上没有酒意，这让我稍微松了口气。
我匆匆回房，先穿上那双黑色的耐克空军一号，又套上冲锋衣。倒不是因为哈拉雷的夜晚有多凉快（事实上，这个时节的夜风有些闷）而是冲锋衣的口袋能装下我的护照和驾照。毕竟我是去“捞人”的，真要是把人没捞出来，反把自己搭进去，那可就尴尬了。
我把护照塞进口袋时，看着旁边那点可怜的美元现金，犹豫了一秒，还是决定带上。关键时刻，说不定能派上用场。让我犹豫的原因也简单：哈拉雷正临近“圣诞劫”，最近常听说华人晚上被抢。我倒是不怕钱被抢，真遇上了我也能礼貌地全部奉上。我其实最担心的是手机。这部手机陪了我一年多，已经有点感情了。
在这份急促与轻微的焦虑里，我深吸一口气，拉开门，匆匆走入夜色。
“三哥，走！”
我跳上了三哥的吉普车，去往我也不知道在哪的警察局，捞四哥。
三哥的营救策略
车驶出院子没一会，三哥就点起了一根烟。为了照顾我的感受，他降下了车窗。由于最近感冒了，他抽几口，便会嗑几声。
在我眼中，三哥是个江湖经验丰富的人，平时津巴布韦华人社区的很多小道消息也都是从他那里听到的。所以跟他去警局捞人，我还有个私心就是希望看看一个成熟的人面对危机情况会怎么处理。
没过多久，三哥又和我聊起四哥被抓的事。他先把事情的起因重复了一遍，接着压低声音说：“警察局就是要钱！”
我没接话，只是静静听着。过了片刻，他又补了一句：“明天我们老大正好要见这个警察局的老大，不行……”
他说到这儿没继续往下讲，但我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不愧是三哥。一方面，只要摸清对方想要什么，我们也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另一方面，万一判断失误、对方来真的，我们也还有一些非常规的办法可以用。
“津巴布韦现在是想钱想疯了！”转过一个路口，三哥忍不住抱怨起来，“他们早就不再卖酒水了，上次去过就知道。”
在津巴布韦，经商环境本就不算友好，再加上不少华人在政策的灰色地带谋生——比如四哥做的是餐饮，证件多、办理慢和难，自然就成了某些部门和官员权力寻租的重点对象。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被罚钱可以理解、也能接受；但一罚再罚，就会让人压不住火了。
“是啊。”我顺势应了一句。
抱怨完哈拉雷的大环境，三哥又开始叨念四哥：“我跟他们说了多少次，让他们去办证偏不办。一个卖酒水的证能花多少钱？”
“也不能这么说，三哥。”我替四哥解释，“在津巴布韦，你不是缺这个证，就是缺那个证。卖酒证只是个理由，那帮警察总能挑出毛病来，最后还是要钱。”
“是的！”三哥应了一声，没再继续抱怨。他掏出手机，开始给二麻子哥发微信语音。四哥和二麻子哥是合伙开餐厅的，这次四哥被抓了，二麻子哥倒是没事。
他们用的是湖南老家的方言，我只听得半懂不懂，但大意还是明白：我们暂时不去警察局，而是先赶去事发的餐厅。大概之前只是简单说过情况，三哥也得亲自去问清楚细节。否则贸然去警察局，力度一旦用错，别说捞人了，反而容易起反作用。
说到这时，我们的车已经驶入“小伦敦”——哈拉雷有名的富人商圈。一路上三哥不断超车，又点上一支烟。夜里的哈拉雷，许多路灯都不亮，高速行驶时视线本就有限，再加上不少当地人喜欢靠着马路边走，黑灯瞎火的，有时真来不及反应。更别提津巴布韦酒驾现象严重，我不仅担心我们撞上别人，也担心别人撞上我们。
我努力装得镇定，好像自己很有经验似的，但每到关键时刻，还是忍不住提醒三哥减速、留神。
一路上我们都没再说话。三哥又点了第三根烟，呼吸里还是带点急促，但咳嗽倒没刚才那么频繁了。
没多久，我们便抵达了四哥和二麻子哥合伙开的那家餐厅。餐厅灯火通明，生意依旧火爆，客人坐得满满当当。三哥快步冲进去，把正在厨房忙得满头大汗的二麻子哥叫了出来。
二麻子哥见到我，冲我笑了笑，又随手给三哥递了一根烟。他们用那种更为抽象的湖南方言聊了起来，我完全听不懂，只能靠观察他们的表情和语气猜测内容。后来想想，三哥大概率是在确认自己之前的判断，并顺便问清楚四哥到底被扣在哪个警察局。
二麻子哥还得回去炒菜，没有多耽误。我们随即又跳上吉普车，朝市中心那家警察局驶去。
哈拉雷市中心，晚上8点多，车流量依然很大
餐厅离警察局其实不算远。三哥带着我左一拐、右一绕，很快就到了定位附近，可偏偏就是看不到那家警察局的影子。
于是，大晚上的，我们就在哈拉雷市中心开始“寻宝”。白天热闹得水泄不通的商业区，夜里却像被抽空了生命力，街道空旷而寂静，偶尔只有一两个加班的当地人匆匆路过。
我忍不住跟三哥开玩笑：“我俩是真勇啊，要是这个地方换到南非，我肯定不敢下车。”
走到一个较为繁华的路口，我看到了哈拉雷市中心地标——Joina City
三哥在街道的另一头叫我，说是找到了那个警察局。我们到了警察局门口，三哥没等我，直接就进了警察局的小门。
我正犹豫着到底要不要直接走进去，突然身后“唰”地窜出来一个黑人警察。原来他一直在警察局对面观察我们，确认我们不像来闹事的，才上前来搭话。
我当时吓了一跳，心里“咯噔”了一声。但转念又想：我都到警察局门口了，要真在这里被抢，那津巴就太荒唐了。为了缓和尴尬，我赶紧用绍纳语跟他打招呼。他一听我会说本地语言，立刻露出一口大白牙，笑容真诚得很，空气里的紧绷感瞬间消散了。
他走在最前面，带着我们穿过狭窄的走廊，将我们领到四哥被扣留的办公室门里。
要多少，我们谈嘛！
见到四哥，我先开口打了招呼。四哥看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非非，来啦！”
办公室里除了我们几个中国人，还有三名当地警察。带我们进来的那位站在一旁，另外两位：一位坐在办公桌前，另一位盯着电脑敲敲打打。从位置和气场来看，坐在桌前的显然是他们的头。
大家心里都清楚怎么回事，四哥也没多说什么。我知道，接下来就是我这个“临时翻译”上场的时刻了。我用绍纳语和警官寒暄了几句，那位原本面无表情的警察顿时露出了标准的大白牙微笑，气氛立刻缓和不少。
我简单介绍了我们几人的身份和关系，随后警察开始向我说明情况。
他先介绍了自己所在的部门和负责的范围，然后又解释抓捕四哥的前因后果。原来，他们在本月月初就去过四哥的店里，发现有卖酒水的情况，于是让四哥到警局“交代情况、接受处理”。但大半个月过去了，四哥他们迟迟没有去，警局领导怒了，干脆直接派人把四哥给抓来了。
他还想继续说，但我抢过了话口。
我说，在我给四哥翻译之前，我必须先代表四哥向你们道歉。我需要向警局道两个歉：第一，我们的疏忽让你们今晚加班，这是我们的不对；第二，我们的确存在证件不齐全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也应该道歉。
那位警官明显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想到中国人不是先争论、也不是先找借口，而是直接开口认错。他的语气也从刚才的严厉，明显缓和了几分。
我转头把刚才的话翻给四哥听，翻完又重新面对那位警察，继续和他沟通。
他拿出一份手写报告，上面记录着一些四哥饭店存在的问题。原来四哥的饭店除了缺卖酒水证，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他说，现在另一位警察要在电脑系统中出一份报告，希望我翻译给四哥，让他提供下证件信息。另外，按照规定，这里无法拘留四哥，他们需要在今晚将四哥转移到附近可以拘押四哥的地方，等待两天后开庭审理。
我给四哥翻译，四哥说自己不要上法庭。
我再次转向那位警察，脸上挂着一副“职业假笑”，对他说，我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道了歉，想请他给点建议。四哥不想被继续扣押，也不想走到上法庭那一步。
可能是第一次见面，这位警官反问了我一句：“你说我能有什么建议？倒是你，有什么建议？”
我一时间被问住了，也只能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他倒也没继续为难我，只是转向坐在电脑前的同事，用当地语言说了几句。那位同事随即站起来，示意我跟他出去。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他停下脚步，示意这里可以“谈一谈”。
那一刻我其实有点不明白：明明办公室里都是自己人，大家心照不宣都清楚彼此想要什么，为什么还要特意把我带出来聊？我扫了一眼办公室四周，连监控都没有。事后想想，或许这位警察也知道接下来要谈的内容不太“体面”，在外面处理，心里会更好受一点。
面对他，我照例用了自己和当地人打交道的“三件套”：握手、职业假笑，外加一句绍纳语问候。他被我逗笑了，但很快把表情收回来，认真地问我：“你们打算给多少钱？”
凡是砍过价的人都懂，这种时候谁先开口，谁就吃亏。于是我也笑着回了一句：“我不知道您那边的想法，不然您先给个价格？”
对方没有直接说数字，而是先告诉我，如果他们不放我们一马，会发生什么。
他说，首先会把四哥送上法庭，必须请律师，最起码要花 500 美元；其次，四哥身上还有好几项指控，每一项都要花几百美元处理；如果一次开庭处理不完，后续每开一次庭又是新一笔费用。
他最后给出一个“推算数字”：5000 美元。
三哥就在我旁边，听到这话立刻摇头：“太高了，最多给 1000 美元。” 他说完这句，就让我继续跟那位警察谈价，自己则转身进办公室，把情况告诉四哥。
我心里很清楚，这个警察并不想跟我们闹到鱼死网破，但问题是我手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谈判筹码。只能继续道歉、继续拉他共情。
我对他说：“兄弟，你也知道，在津巴谋生有多难。他们是犯了错，但也只是普通老百姓，哪有能力掏 5000 美元？他们最多只能付 1000。”
我不知道是我的说法打动了他，还是因为我的礼貌让他心软，又或者只是因为 1000 美元本来就落在他们的心理价位里，他居然直接点头接受了，只是说还得去跟领导确认一下。
说实话，我当时还有点后悔：我这还没开始真正“砍价”呢，他怎么就接受了。
不过四哥已经默认了这个数字，事情能快点解决也好，我也就没再说什么。我们身上的现金不够，三哥便给二麻子哥打电话，让他赶紧把钱送过来。
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便和这位态度友善的警察聊了起来。
我首先问他：四哥这次能解决，可那些证件还没办下来，下次他们再去查，不又得重来一遍吗？
他先是告诉我应该去哪些部门、走哪些流程把证补齐。随后，他跟我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关于他们怎么看中国人、怎么看“合规”。他说：“我们都知道，在津巴布韦做生意确实很难，没有哪家企业能做到百分之百合规。但中国人至少要努力做到70%的合规。我们每次去查，你们不是缺这个证，就是缺那个证。有些证真的很好办，只是你们懒得去办。”
我倒不觉得他在废话，反而觉得这是个挺实在的建议。对于那些在津巴经商、又难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中国人来说——不能完全合规，不代表可以完全不管合规。
他继续和我聊合规的事。我点点头，但心里也在盘算另外一个更现实的层面。这个不是他明说的，而是我在津巴这些年慢慢体会到的。
在这片土地上，中国人其实得学会跟自己“讨厌的人”做朋友。警察上门来查，你板着脸、怒目而视，对方怎么可能轻轻放过你？金额是可以谈的，人情也是可以谈的。有时候不是一定要给钱，换成别的方式也行。比如关系处好一点，偶尔请他们来饭店吃一顿饭；又比如提前打个招呼，态度诚恳一些。在津巴布韦，不少事都不在“制度”里，而在“关系”里。你把所有问题都堆在对方身上，指出他们的缺点，并不能让你自己脱身。很多时候，是互相给对方面子，事情才能顺顺利利地过。
谁都不容易！
过了一会儿，二麻子哥和另一个朋友开车把钱送了过来，我们又返回了办公室。对方果然真的给领导打了电话请示。我一度有些困惑：难道他们的演技真的这么专业？难道从头到尾都保持在“戏”里，就我一个人跳戏了？这三名警员也不可能吞下这笔钱不汇报，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特意多此一举？这件事我至今想不明白。
我们把钱交上去，对方办理完一些手续后，我们便准备离开警察局。临走前，我先是向他们表达感谢——毕竟今晚他们愿意放我们一马；然后我继续试着共情，说这 1000 美元是他们两周的收入，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重了，若不是万不得已，他们根本负担不起。
警官点点头，表示理解，还留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以后若有任何部门去餐厅找麻烦，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当然不信，但还是笑着客客气气地点头道别，和三哥一起离开了警局。
二麻子哥本来邀请我们回去吃点宵夜，但那时已经快晚上十点，我们便婉拒了，重新跳上了吉普车。三哥递给我一瓶冰可乐，显然是二麻子哥特地带来的。他自己痛快地灌了一口，随后一脚油门，朝家的方向驶去。
在回程的路上，三哥一边开车，一边感慨：落后就要挨打，没钱就要受欺负；另一方面，他也心疼中国人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的不易。
是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谁愿意背井离乡来非洲？大家来津巴布韦发展，都有自己的原因。四哥和二麻子哥还是三哥介绍来的，他知道他们背后的艰难，也知道他们的无奈。来了津巴，生意虽然慢慢起色了，却每天都像踩在钢丝上，提心吊胆，也是够苦的。
他们是华人社区的一部分，像他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某些人的眼里，他们是“麻烦制造者”。可是，我又实在不忍心责怪他们。我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判他们，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不容易。
下车的时候，三哥见我还没打开那瓶可乐，有些惊讶地问：“你真不喝啊？”
“不喝了。”我随口回应，随后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文章来源：小志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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