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公知”贾扬特·班达里:世界上有两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但是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天堂,一个是粪坑里的地狱,完全没有可比性

这是一个曾站在印度改革浪潮前沿的商人,在亲历系统性腐败、司法困境、投资失败之后,透出的绝望回响。

贾扬特曾是印度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时的“海归样本”,如今却成了最具争议的“头号批评者”,他的急转直下,背后藏着的不只是个人命运,更是一整套制度逻辑的失效。

他的经历,几乎是一本活生生的印度营商“避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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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印度掀起“经济自由化”改革浪潮,向全球资本张开怀抱。

彼时的贾扬特,拥有麻省理工背景,是国际金融圈的知名投资顾问,正值事业高峰。

他带着2亿美元资金,选择在莫迪老家古吉拉特邦投资制造业,自信满满地踏上“报效祖国”的归乡路。

现实却迅速将这份热情撕碎。

班达里后来用“收割”来形容他的全部遭遇:政府承诺的税收优惠,在项目落地后变成了高额罚款;审批流程层层设卡,官员明码索贿;合作方伪造合同地址,竟注册在牛棚;

最致命的,是当他试图通过法律维权时,反被警方以空泛罪名逮捕入狱。

他被关押在拥挤不堪的监所中,遭受死亡威胁,最终得知自己的案件排期要到2035年。

他不是唯一一个“回国梦碎”的印度精英,国际多家媒体,包括《经济学人》《金融时报》,都曾报道过印度的投资环境问题:政策承诺频繁变脸、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法治体系低效、腐败盘根错节。

对外招商时描绘的是“新兴超级大国”,落地之后却充满“看人下菜”的不确定性。

贾扬特的极端言论,正是这种结构性问题的产物。

他在多个海外平台反复强调:中国可以在十年内完成高铁网络、城市翻新、数字政务,而印度却连垃圾处理系统都无法自理。

他质疑印度不仅治理效率低下,更缺乏真正的契约精神。

他用“粪坑”形容印度,其实是对制度性失败的极端控诉,而非单纯的民族羞辱。

更具争议的,是他提出“印度需要再被殖民100年”的说法。

这句话虽然极端,却反映出他对印度官僚体系、法律系统彻底失望的情绪。

他并不真希望印度被殖民,而是想表达:这个国家要靠内部制度自己走向现代化几乎无望,必须有更强的外部压力来倒逼改革。

这类观点在印度国内激起巨大反弹,大量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叛国者”、“自我厌恶者”,在社交平台上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舆论围剿。

印度政府选择沉默处理,既不辩驳,也不回应,试图以冷处理方式压制话题扩散。

但这场舆论风暴背后,是印度社会深层次撕裂的真实映照。

一边是沉浸于“大国崛起”叙事的精英阶层与民族主义群众,他们高唱“印度制造”、“数字印度”、“世界药房”。

另一边,则是越来越多对现实失望的知识分子、海外印裔、青年创业者,他们直面腐败、官僚、制度僵化的现实。

两种声音撕裂了关于“印度未来”的共识,也让改革的动力被情绪化抵制所消耗。

贾扬特的遭遇,虽然带有个体色彩,但其中展现出的投资风险与制度困境,早已是全球资本对印度的共识性担忧。

世界银行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多次指出,印度的司法效率与营商透明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排名靠后,其“人口红利”与“增长神话”背后,是治理能力的严重滞后。

这对国际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清晰的警示。

面对印度庞大的市场规模与看似庞大的消费潜力,任何企业与资本都不能只看外表数字,而忽视制度根基。

人口不是红利,制度才是底牌。

投资印度,不能仅靠愿景幻想,必须直面它在政策连贯性、监管效率、法治执行上的真实状况。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制度优势显而易见。

中国的市场同样庞大,但在基础设施、政策执行、政商环境等方面,具备更高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

这正是贾扬特在对比中做出“天堂与粪坑”之说的心理背景,他并非单纯赞美中国,而是用对比揭示印度的问题。

中国的道路不是完美的,但至少是可持续的。

它在不断试错中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国家能力体系,形成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机制。

而印度,在追求“大国标签”的同时,若无法在内部治理上进行深度改革,其“印度梦”极可能停留在口号阶段。

贾扬特·班达里的愤怒,是极端的,但他的问题,却是真实的。

如今,他的声音虽然刺耳,依然在提醒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无法保护自己公民的基本权利,无法兑现对投资者的承诺,无法为法治提供最起码的保障,那么所谓的“崛起”,就只是泡沫。

他的存在,就像一根扎进印度“大国叙事”的尖刺,提醒所有人:大国不仅要有梦想,更要有兑现梦想的能力。

你怎么看贾扬特·班达里的言论?是极端的泄愤,还是直击要害的忠告?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参考来源:

印度裔学者:尊重这个词,对印度人来说是个陌生概念——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