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公知”贾扬特·班达里:世界上有两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一个是天堂,一个是粪坑里的地狱,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一个仍自诩“全球最大民主国家”的国家里,自己人都开始不留情面地“开火”,这背后到底是情绪失控,还是现实太骨感?
班达里的话听起来刺耳,但说实话,很多印度人也不敢公开反驳,因为这不是情绪化的攻击,而是对印度社会现实的冷酷复盘。
印度的社会结构,至今仍被一种古老标签牢牢钉住,种姓制度,虽然宪法早在1950年就说要废除它,但废了75年,达利特人还是不能随便进高种姓人的厨房,连坐个井边都可能引发冲突。
而这种等级观念,不仅活在乡村,也活进了教室、法庭和企业里,同样的学历和能力,低种姓的人连简历都不一定能递出去,你说这不是制度的歧视,那什么才是?
印度的腐败,不是某几个官员中饱私囊的问题,而是从乡镇办公室到中央政府,都把“收点好处”当成常态。你想在印度开个店?先准备几份“感谢费”,再学会怎么跟人“搞关系”。
否则,税务部门明天就能让你“依法坐牢”,别惊讶,印度商业法规里有两万六千多条都和“坐牢”有关,谁都能抓,关键看你有没有“打点”。
印度排名全球第96,和一些战乱国家站在一个水平线上,更尴尬的是,印度有46%的民众承认自己靠“关系”办事,这年头在印度,要想合法合规地做事,反而最难。
印度的种姓制度虽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它至今仍以隐性形式深刻影响着印度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民众命运。
下面我们以通俗的语言,系统梳理其对现代印度经济的真实影响,帮助你看清这套“古老规则”如何在新时代拉住了一个国家的脚。
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谁能力强、谁就有工作机会,但在印度,很多时候不是看你有多能干,而是看你姓什么。
虽然印度宪法早在1950年就宣布废除种姓制度,还为低种姓群体设置了“预留制”,但现实中,社会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公司招聘时,HR看到简历上的姓氏,就可能知道你来自哪个种姓,然后心里已给你贴上了标签。
这直接导致大量底层人才被“系统性埋没”,数据显示,达利特群体的大学录取率、公司录用率、晋升率都远低于高种姓群体。
更糟糕的是,有些达利特即使进入职场,也会面临职场霸凌和排挤,长期处于低薪岗位,印度浪费了大量本可以成为中产的劳动力,人才资源严重错配,降低了整体生产力效率。
低种姓群体普遍收入低、教育水平差,导致消费能力长期处于低水平,你本该是14亿人口的大市场,结果真正具备购买力的,只是城市中产那一小撮人。
麦肯锡研究显示,印度的“可支配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远低于中国。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性压制了底层的上升通道,贫困被“世袭”,消费需求被锁死。
在印度,创业不光要有点子,还得有“背景”,如果你是高种姓、有社会资源,银行贷款更容易批,政府项目更容易拿,投资人也更乐意合作。
而低种姓创业者,即使有好项目,也可能被银行拒贷,被政府冷眼,印度超七成中小企业主为高种姓出身,而达利特创业者占比不足5%。这不仅是资源分配不公,更是活生生的“经济歧视”。
在现代社会,教育是最关键的“社会电梯”,但在印度,这部电梯对低种姓群体经常是“停运”的。
很多达利特儿童在学校遭遇歧视、资源缺失,甚至因教师的偏见而中途辍学,尽管政府提供了“预留名额”,但高质量教育资源仍集中在中高种姓家庭手中。
种姓制度不仅制造了阶层不平等,还严重影响了社会信任度,不同种姓之间缺乏互信,导致协作效率低,集体行动困难。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这种社会撕裂也意味着更高的经营成本,你想在当地找合作伙伴?要考虑他们是否能和其他群体“和平共处”;你想雇人?还得看员工之间是否存在种姓冲突。
当人才不能自由流动,消费不能自由增长,创新不能自由发生,市场不能自由竞争,一个国家的经济就注定跑不快,也飞不高。
印度要想真正崛起,不止要靠高科技、洋投资,更要敢于和这套“祖宗规则”彻底决裂,否则,不论GDP怎么涨,底层人民的命运依旧难改,印度也只能在全球舞台上“虚胖”一场。
民主不等于治理
贾扬特·班达里的话虽然刺耳,但他并不是孤例,越来越多印度知识分子在海外发声,吐槽印度社会的“系统故障”。
他们不是在否定国家,而是在质问,为什么同样是14亿人口,中国能从一个贫穷国家变成制造强国,而印度却原地打转?
这不是种族的差异,而是治理的鸿沟,中国用几十年把几亿人从贫困中拉出来,靠的是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和执行力,而印度,真正的悲剧,是它有潜力,却不愿割掉腐败与陈规这两块毒瘤。
当一个国家的制度让人不得不靠行贿办事,让孩子出生就决定了命运,让法治成了“看人下菜”的工具,那再多的人口红利,也只会变成“人海战术”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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