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2 年的冬天，印象中特别冷。
刺骨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黄土坡，卷着碎雪，打在脸上生疼。
我们家住在城郊的李家坳，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屠夫，靠着一口杀猪刀，勉强撑起一家四口的生计。
我叫李建国，那年刚上初中，妹妹小兰才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咳嗽，家里的重担几乎全压在父亲肩上。
我们是外来户，十年前从河南逃荒到这里，租了村里的老宅子。
在李家坳，外来户总是受排挤，村里的好事轮不上，有了麻烦也没人帮衬。
父亲性子憨厚，不善言辞，却凭着一手好屠艺和实在的为人，慢慢在村里站稳了脚跟。
他卖猪肉从不缺斤短两，遇到家境困难的，还会多给一块肉，分文不取。
母亲却总为此念叨他：“咱们自己都过得紧巴巴，你还老想着别人，当自己是大财主呢？”
父亲只是嘿嘿一笑，照旧我行我素。
二婶是我们的邻居，丈夫早逝，无儿无女，一个人守着两间破土房，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她本名叫张桂兰，我们都喊她二婶。
她性子孤僻，很少和村里人来往，每天天不亮就去山上挖野菜，或者帮人缝补浆洗，换点零钱度日。母亲对二婶总是淡淡的，一方面是觉得寡妇门前是非多，怕村里人说闲话；另一方面，也是怕父亲又 “好心泛滥”，贴补别人家。
那年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前一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跟着村里的猎户去邻村杀猪了。
临近中午，他肩上扛着半扇猪肉，手里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猪腿，踏着积雪往家走。刚走到家门口，就看到二婶扶着门框，脸色苍白得像纸，捂着胸口剧烈咳嗽，连站都站不稳。
她看到父亲，眼神亮了一下，又迅速黯淡下去，犹豫了半天，才用细若蚊蚋的声音说：“他叔，能不能…… 能不能给我二两肉？我这几天身子不舒服，想炖点肉汤补补，实在是撑不住了。”
父亲放下肩上的猪肉，皱着眉打量二婶。她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领口磨得发亮，露出的脖颈冻得通红，嘴唇干裂起皮，颧骨因为生病而显得格外突出。
“二两肉怎么够吃呢。”
父亲说着，把手里的猪腿递了过去，“拿着，这猪腿你留着，炖炖吃，好好养身体。这猪是刚杀的，新鲜着呢，补人。”
二婶愣住了，双手连忙往后缩：“不行不行，这么大一个猪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我就要二两，你给我称二两就行，我给你钱。”
她说着，就往口袋里摸，翻了半天，只摸出几枚皱巴巴的一角、两角的硬币，加起来也不到一块钱。
她的脸瞬间红了，尴尬地低下头：“我…… 我现在就这么多，剩下的我以后给你补上。”
“说什么钱不钱的。”
父亲把猪腿硬塞进她怀里，“邻里之间，互相帮衬是应该的。你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别亏了自己的身子。这猪腿你拿着，不用想着给钱，也别跟别人说，免得惹麻烦。”
二婶抱着猪腿，眼泪瞬间涌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在冻得通红的脸上划出两道泪痕。
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深深鞠了一躬，声音哽咽着说：“他叔，谢谢你，你的大恩大德，我张桂兰记一辈子。”
说完，她抱着猪腿，慢慢转过身，一步一挪地走回了自己家。父亲看着她单薄的背影在雪地里越来越小，长长叹了口气，才抬脚进门。
他以为这事做得隐蔽，却没料到，母亲正好趴在后窗上择菜，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李老栓！你给我出来！”
母亲的吼声像炸雷一样在院子里响起，震得窗纸都嗡嗡作响。我和妹妹正在屋里写作业，吓得赶紧从屋里跑出来，只见母亲叉着腰，指着父亲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胸口剧烈起伏。
“你是不是疯了？一个猪腿！那可是能卖十多块钱的！咱们家小兰想买件新棉袄你都舍不得，省吃俭用的，你倒好，大方给了那个寡妇！”
母亲越说越激动，眼泪也掉了下来，“你忘了咱们是外来户？村里谁真心待咱们？上次你生病，想请个大夫都没人愿意帮忙，现在你倒好，把这么贵重的猪腿给她！我看你是被猪油蒙了心！”
“孩子娘，你小声点。” 父亲皱着眉，试图拉母亲进屋，“二婶她生病了，一个人怪可怜的，给她个猪腿怎么了？又不是什么金贵东西，别让外人听见笑话。”
“笑话？我宁愿被人笑话，也不能让咱们家的血汗钱白白给了外人！”
母亲用力甩开父亲的手，声音更大了，“她帮过咱们什么？当年我生小兰，难产住院，我让你去叫她帮忙照看一下建国，她理都不理！现在你倒好，把这么大一个猪腿给她！今天你必须把猪腿给我要回来！”
母亲的声音引来了不少邻居围观。
李家坳的人本来就爱嚼舌根，看到这场景，都围在我们家院子门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老栓也太傻了，自己家都不宽裕，还接济别人。”
“那寡妇也真是，人家给点好处就收，也不掂量掂量自己配不配。”
“还是秀琴（我母亲）精明，不然家底都得被老栓败光。”
父亲的脸涨得通红，既尴尬又无奈，想辩解，却被母亲的连珠炮堵得说不出话。
他知道母亲的脾气，也知道外人的闲言碎语有多伤人，只能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背影显得格外落寞。
“今天这事没完！” 母亲说着，就要去二婶家把猪腿要回来。父亲赶紧拉住她：“孩子娘，别去！东西送出去了，怎么好意思要回来？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村里立足？”
“立足？你都把家里的东西送给外人了，还谈什么立足！” 母亲用力推了父亲一把，父亲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就在这时，二婶抱着猪腿，匆匆跑了过来。她把猪腿轻轻放在我们家门口的石阶上，红着眼圈说：“他嫂，对不起，这猪腿我不能要。我知道你们家也不容易，是我不懂事，不该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刚才我炖了一小块，剩下的都在这里，还给你们。”
母亲看都不看她，冷哼一声：“知道就好，我们家可不像某些人，专占别人的便宜。以后也别再来我们家跟前晃悠，免得让人说闲话。”
二婶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嘴唇抿得紧紧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
她深深看了父亲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有委屈，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决绝。然后，她转身默默走回了家，那背影在漫天飞雪中显得格外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父亲看着地上的猪腿，又看了看二婶的背影，长长叹了口气，把猪腿捡起来，默默回了屋。
那天中午，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一盘红烧肉，可谁都没胃口吃。母亲还在一旁喋喋不休地抱怨，父亲却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给我和妹妹夹肉。
从那以后，母亲和二婶的关系彻底降到了冰点，碰面也不说话。
二婶变得更加孤僻，很少出门，偶尔看到我们，也会远远地躲开。父亲心里过意不去，想找机会跟二婶道歉，却被母亲死死拦住：“你还敢去找她？你是不是还想给她送东西？我告诉你，李老栓，你要是再敢跟她来往，咱们就分家！”
父亲没办法，只能把这份愧疚埋在心里。他偷偷给二婶送过两次馒头和药品，都放在她家门口，没敢让母亲知道。
没想到，三个月后，二婶竟然搬走了。
那天早上，我上学路过她家门口，看到一辆破旧的拖拉机停在门口，一个穿着中山装、看起来很和善的中年男人正在往车上搬东西。
二婶站在门口，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拎着一个小小的包袱，眼神空洞地看着远方。
我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跑了出去。
他想上前跟二婶说句话，可二婶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转身爬上了拖拉机。那个中年男人对父亲笑了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拖拉机发动起来，卷起一阵尘土，渐渐消失在村口的小路上。父亲站在原地，看着拖拉机消失的方向，久久没有动。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男人是邻县的一个木匠，名叫王德福，妻子早逝，也是孤身一人。
母亲听说二婶搬走了，撇了撇嘴说：“走了好，省得以后再惦记咱们家的东西。”
父亲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回了家，那天中午，他一口饭都没吃。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渐渐淡忘了二婶。
父亲依旧每天杀猪卖肉，母亲依旧操持着家务，我和妹妹安心上学。只是偶尔，父亲会看着二婶空荡荡的老宅子，发呆很久。村里的人也渐渐不再提起二婶，仿佛她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转眼五年过去了。
1997 年，我已经上了高中，妹妹也上了初中。这一年，我们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开春的时候，父亲去山上拉柴火，不小心踩空了，从山坡上摔了下来，腿摔骨折了。住进医院，光手术费就花了一千多块，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戚借了不少外债。
父亲躺在床上，不能干活，家里的生计一下子没了着落。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下更是急火攻心，咳嗽得越来越厉害，最后也住进了医院，和父亲住同一个病房。
家里一下子病倒了两个人，我和妹妹只能请假回家照顾他们。
每天，我要给父母送饭、擦洗，还要回家喂猪、做饭，妹妹则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看着病床上的父母，看着空荡荡的家，我心里又急又慌。
那时候，高中的学费和妹妹的学杂费马上就要交了，老师一次次催缴，说再不交就要被劝退。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更别说学费了。我只能一次次跟老师求情，说再宽限几天。
村里的人知道我们家的难处，却没人愿意帮忙。
毕竟我们是外来户，平时也没什么交情。有几个亲戚，我们去借钱，他们也都找各种理由推脱，要么说家里也困难，要么说怕我们还不起。母亲躺在病床上，天天以泪洗面：“都怪我，当年要是不闹那场事，说不定二婶还能帮衬咱们一把……”
父亲只是唉声叹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心里也惦记着二婶，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在恨自己。
那天晚上，我和妹妹在医院照顾父母，家里没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到家，准备拿点换洗衣物，却发现家门虚掩着。我心里一惊，以为进了小偷，赶紧推门进去。
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箱子、柜子都被打开了，衣服、被褥扔了一地。
我和妹妹吓得脸色发白，赶紧检查有没有丢什么贵重物品。可翻来翻去，发现家里最值钱的那台黑白电视机还在，父亲藏在床底下的几百块钱也还在，甚至连母亲放在抽屉里的银镯子都没丢。
“奇怪，这小偷怎么什么都没偷？” 妹妹疑惑地说，眼里满是恐惧。
我也觉得不对劲，小偷入室盗窃，怎么会一无所获？难道是中途被人发现，吓跑了？
就在这时，我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陌生的木盒子。那是一个做工精致的木盒，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上面刻着一朵栩栩如生的梅花，边缘打磨得很光滑，能看出主人很爱惜。
“这是什么？”
我拿起木盒，沉甸甸的，手感很温润。打开一看，我和妹妹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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