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冬，鸭绿江前线的夜色凝重。炮火停歇后，一盏马灯下，戴志愿军臂章的吴桓兴写下当天的放射剂量记录。他裹紧军毯，自言自语：“总有一天，这套设备得搬回北京，让更多人用上。”彼时没人想到，二十二年后，首都医院的一间安静病房里，他会端着镭源，为陈毅进行精细放疗。
1972年1月的凌晨五点半，家中电话骤响。接通后，对面传来熟悉而低沉的声音：“吴院长，我是周恩来，惊动您了。”没有寒暄，只有一句委托——“陈毅，结肠癌术后，需要靠放射治疗延续生命，麻烦您亲自操刀。”电话挂断，吴桓兴立刻翻出空白病程纸，他相信数据能争取时间。
四天后，一辆红旗缓缓停在日坛医院门口。陈毅自己推门下车，眉梢带笑，步履稳健，仿佛不是病人而是来视察。吴桓兴迎上去，脱口而出一句法语问候，陈毅朗声回答：“Bonsoir，老朋友！”两人握手的瞬间，医患界线变成战友情分——对抗的敌人不再是侵略者，而是癌细胞。
第一次定位，治疗室只剩两人。铅衣厚重，空气却轻盈。陈毅兴致勃勃地回忆南洋募款的往事，还不忘点评：“那些华侨，腰包鼓不鼓是一回事，心里装没装祖国才算数。”吴桓兴一边调整角度，一边随口应和：“侨批里汇的是银元，也是信念。”短短几句，把他们半生的漂泊与坚守系到一块。
灯光下的吴桓兴，今年六十，双眼仍亮。记忆却回跳到1912年——他出生在毛里求斯，父亲经营糖业，始终让孩子记住一句话：富也好，穷也罢，咱们是中国人。上英式课堂时，白人教师对华裔学生的冷淡，把那句嘱托敲得更响。等高中毕业，剑桥预科录取通知已摆在书桌上，父亲却只说一句：“回上海读书，你要听得懂大江东去的声音。”于是，他转身登上回国轮船。
震旦大学求学期间的“一二·八”炮火，让青年吴桓兴第一次把学医与救国连在一起。母亲因癌病逝，更坚定他钻进肿瘤放射领域。之后伦敦皇家放射学院的深造，让他掌握当时世界最前沿的镭治疗技术。1945年抗战胜利，他收拾行囊径直回到上海，没等任何人劝，他已决定留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一天，说客络绎不绝：“去台湾吧，那边条件好。”吴桓兴却望着医院里一百多名等待手术的病人回绝：“走得掉人，搬不走责任。”同年冬天，他参加接管工作，第一次和解放军同桌吃饭，心里只剩一句评语：真把老百姓当亲人。
朝鲜战事骤起，他请缨随志愿军。弹坑旁搭起的临时放射室里，他用手摇计时器控制剂量。战后，他受命回国筹建放射生物学系。1958年，新建的日坛医院揭牌，他成了第一任院长，实验台和床位一样宝贵。
1965年，某地干部诊断鼻咽癌末期，多家医院判了“限期生存”。吴桓兴修改处方，采用分次递减照射，副反应明显减轻，病灶稳定至今。同行复盘那份病历时感叹：“这家伙胆子真大。”他却耸耸肩：“命大的是病人，功劳归技术。”这份自信，为七年后的陈毅带来了宝贵筹码。
放疗进行到第九周，陈毅抬手摸向刚剃光的头皮，轻声嘟囔：“转移了吧？”吴桓兴心口一紧，却仍稳声答：“位置变了，机会还在。”陈毅竟一笑置之：“继续吧。”紧接着，他话锋一转：“你图什么回国？早年在伦敦吃穿无忧啊。”医师还没开口，他自己给出答案，“因为中国穷，华侨才憋着劲儿往回帮，这是天经地义。”
高能量镭源被精准固定，钟表嘀嗒。陈毅突然说道：“老吴，你别走。祖国缺这手本领，走了可惜。”这话没什么政治口号，倒像朋友拍肩。吴桓兴只是“嗯”了一声，却把剂量表又核对一次，他知道这声回应包含全部立场。
1972年夏末，陈毅病情进入回旋区，能否扭转已不取决于医术。吴桓兴仍照常推着铅罐进治疗室，边调位置边聊天。陈毅笑着提议：“留一招‘小灶的小灶’，将来推广。”吴桓兴答：“那得等国家更富，设备更全。”对话简短，却把两人共同的愿望写得明白：让更多癌症患者活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1978年，国家开始系统培训放疗人才，“小灶的小灶”写进教材。1984年，吴桓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1986年10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整理遗物时，同事发现那本1950年的前线日志，扉页上仍是那句用钢笔刻出的愿望：“仪器要回北京，让更多人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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