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是感情被当成筹码,偶像身份带来的窒息管控,早已渗透生活的每一处。他想体验普通人的生活,提出坐经济舱,被经纪人斥为“有病”;拍戏时男一号必须配房车,成了默认规则;住酒店不用自己登记,日常行程被精准规划,他活在透明的玻璃罩里,成了被提线的木偶,连呼吸都要符合大众对“完美偶像”的期待。长期的压抑让他患上人群恐慌症,更在日复一日的营业中,彻底失去了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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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他下定决心退场的,还有对职业的清醒认知。在四川拍摄留守儿童相关作品时,12岁小演员的自然表演,狠狠戳醒了他。他看着镜头里毫无技巧却满是灵气的孩子,第一次认真审视自己:“人要有自知之明,演戏真的是我能做好的事吗?答案是否定的。” 顶流光环下,他清楚自己的演技上限,不愿再靠颜值和流量消耗自己,更不愿活在“配得感极低”的自我怀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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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挣扎攒够了失望,赖冠霖选择主动出逃。退圈后的他,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消沉,反而活得愈发真实通透。曾经被全网追捧的“初恋脸”,如今素颜出街逛夜市,褪去精致妆容和偶像包袱,被网友调侃“沧桑像大叔”,可他毫不在意——比起活在滤镜里的完美人设,他更想要掌控人生的自由。

他一头扎进幕后,从最基础的剪辑学起,转型成为导演。没有明星光环加持,他沉下心打磨作品,执导的短片拿下国际奖项,筹备的《时空合伙人》等多部作品陆续开机,还以独立创作者的身份,聚焦大凉山留守儿童,用镜头记录真实的人性温度。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曾悄悄备考公务员,以文旅局公职人员身份参与公益,用多元的尝试,打破了“明星只能靠流量吃饭”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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