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业是研究东南亚历史，但我觉得不能将自己的阅读限制在东南亚史之内。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和几位老师、同学组织了一个互相推荐书、分享书的小组，我因而或仔细或不仔细地读了很多看起来跟我的研究完全不相干的书。不过虽然这些书的题材差别很大，但我心中比较关心的领域仍然是东南亚史，尤其是东南亚历史上的族群、宗教和国家。
左：[美]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右：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是一本名著，其中的一些观点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力。我当然没有资格去评判有关中国史的研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去接受其观点，但就我的研究而言，这本书的启发是非常巨大的。研究东南亚出身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了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在他看来，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些观点反复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种批评是“想象的共同体”将民族变成了一种完全主观的、甚至有些唯心主义的概念。王明珂先生对安德森的学说也有所批判，他认为族群这些概念只有依靠一个实质性的社会政治组织才能实现维护、扩张共同资源的目的，而维护对共同生存资源的占有是族群共同体建构的重要目标。王明珂指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人民以某种或多种生产策略来获得生活资源，人们因此结为种种社会群体以合作从事生产活动，保护以及扩张共同生存资源，以及在内部行资源分配。”（38页）族群认同无疑这些策略之一。
王明珂先生发现在中国西南的许多族群都流行“我们的祖先是兄弟”之类的族源神话。（50-51页）他在另一本书《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对此有更细致的分析。无独有偶，这种现象在陆地东南亚（中南半岛）也广泛存在。比如老挝的坤博隆神话就说老挝各处地方政权以及周边几个政权的首领都是坤博隆的后代，近代的民族国家建构将这个族源神话构建为共同族群身份的历史渊源。这些神话传说确实很容易被理解成各个族群或者政权之间素来友好的例证，但这与真实的历史可能恰恰相反。为了抢夺生存空间，老挝各个族群、地方政权之间以及周围的几个政权之间实际上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在当时，“我们的祖先是兄弟”这种说法一方面被利用为划分族群等级秩序的依据（不是我们兄弟的族群自然被排挤），另一方面也为互相抢夺土地和资源提供了借口（我们共同的祖先享有最原初的所有权，我们互相之间对彼此的土地和资源也有所有权）。泰国历史上关于泰人起源的论述在二战期间也引发了一股扩张主义的思潮，其中的逻辑是一样的。如王明珂所提出的那样，族群身份建构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的现实利益考量，在很多情况下，文化的、血缘的因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华南学派”有关宗族的分析其实也和王明珂是相通的。
族群认同也往往和宗教认同重叠在一起。比如冷战期间的泰国政府将佛教看成是泰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并以此来抵制其他宣传革命的政治思潮。有关泰国佛教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经历殖民统治的国家，泰国的佛教传统保持的相对完善。而且，因为泰国王室的支持，泰国佛教也保存下来了非常多的资料，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日本学者石井米雄（Yoneo Ishii）对历史上泰国佛教和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的书中有关泰国国家如何控制佛教的内容非常有价值。
Ishii, Yoneo. Sangha, State, and Society: Thai Buddhism in History. Translated by Peter Hawkes.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社会大众可能常常将佛教和政权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互相扶持、互相利用，但两者之间潜在的冲突和矛盾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在古代东南亚，佛教对国家政权的潜在威胁是很大的，主要的原因一是僧侣对民众有很大的号召力；二是僧团组织同国家争夺人力和税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僧侣集团甚至可以转化为割据政权。1767年，缅甸灭亡了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当时的泰国（暹罗）分裂为大大小小的诸多割据政权，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僧人集团领导的武装集团。后来，华人国王郑信消灭了这个僧人集团。
古代东南亚佛教国家的统治者往往是境内佛教的主要赞助人，但同时他们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加强对佛教的管理，防止佛教威胁自己的统治。石井米雄指出，泰国（暹罗）国王一直掌握着执行佛教戒律的权力，在必要时候可以将僧人驱逐出僧团，相当于开除僧人的“教籍”。国王还可以仲裁僧团内部有关戒律和教义的矛盾。暹罗国王拉玛四世（1851-1868年在位）规定24岁到70岁的成年男子不能出家，24岁的沙弥必须正式剃度，否则就要还俗。这种做法无疑是为了防止成年男子逃避兵役。石井米雄认为，20世纪初泰国佛教完全成为国家佛教，因为国家具备了有效控制僧团的能力。1905年，泰国征兵法规定只有“充分掌握了佛法”的僧人可以免于兵役。1911年，严格的巴利语考试制度被引入僧团。虽然古代也实行了一些对僧侣的考试制度，但远远没有1911年之后的严格。1913年，泰国政府通过法案限制有资格剃度的僧侣和佛寺的数量。20世纪60年代，泰国政府甚至还组织僧侣深入北部偏远山区传教，主要的目标是把信奉原始宗教的山地民族转变为佛教徒。在泰国政府看来，这些地方容易发生反叛。如果把这些山地民族佛教化，泰国政府的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会更稳固。以上种种足以说明东南亚佛教国家中政府和宗教的关系远比很多人认为的要复杂。
左：Lieberman, Victor.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 1. Studies in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右：Lieberman, Victor.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Vol. 2. Mainland Mirrors: Europe, Japan, China, South Asia, and the Isla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东南亚国家形态的演进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学术话题。关于国家形态的研究是古今中外一个众说纷纭的学术领域。美国学者维克托·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1945-）在他的两卷本巨著《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800—1830）》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他的基本思路可以总结为一个概念：整合（integration）。他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为了回答了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中南半岛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国家数量越来越少，最终形成了现代的5个国家？他的解释是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九世纪发生了一系列的整合，包括政治整合、文化整合以及经济整合等等。当然，利伯曼讨论最多的其实是政治整合。所谓的政治整合表现为对内平定叛乱、改革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对外扩张领土与争夺势力范围。在中南半岛历史上总共发生过四次大的政治整合。在该书的第一卷中，他主要分区域论述了这四次政治整合。在第二卷中，他进一步将推动国家整合的力量总结为四个：物资资源的扩张；新的文化趋势；加剧的国家间竞争；多样的国家干预。
不过，第二卷并不是对第一卷的简单提升发展，而是将中南半岛和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比较。利伯曼在比较中发现全球六个国家（法国、俄国、日本、缅甸、暹罗和越南）的政治整合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步性。首先，在所有六个国家中，政治崩溃反映了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弱点与经济增长带来的不稳定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影响还因后宪章时代的气候恶化而加剧。其次，与后来的危机相比，宪章国家崩溃所伴随的混乱尤为严重。第三，由于稍后将讨论的原因，六个宪章国家的崩溃中有五个（除加洛林王朝外）都发生在同一时期，即1240年至1470年。最后，在所有六个国家，从1430年到16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领土整合重新开始，并且在面对新的挑战时持续增强，一直延续到19世纪（56-57页）。与这六个国家不同，中国和南亚地区则表现出了不同的政治整合节奏。为了解释这种差异，利伯曼提出了受保护区（the protected zone）和暴露区（exposed zone）的概念。受保护区包括欧洲、日本、陆地东南亚、朝鲜半岛、尼泊尔、不丹、阿萨姆以及南亚的一些滨海地带。暴露区包括中国和南亚大部分地区。区分两个地区的主要依据是是否容易受到中亚游牧民族的侵扰，容易受到侵扰的是暴露区，不易受到侵扰的是受保护区。因为游牧民族的入侵，暴露区的历史进程多次被打断，因而表现出了和受保护区不同的政治整合节奏。
利伯曼对受保护区和暴露区的特点有很多讨论，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是暴露区的文明出现的更早，古代中国和印度都是当时世界上的主要文明中心。似乎早熟的文明和容易受到中亚游牧民族的侵扰有一定的相关性。利伯曼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解释了这种现象：暴露区（中国华北地区和印度河、恒河平原）与中亚地区之间的地理阻隔相对较少，来自整个欧亚大陆的新作物、新家畜以及新的生产方式能够更容易的传入到暴露区，因而暴露区也更容易产生发达的城市文明。代价就是当中亚的游牧民族崛起时，中国和南亚地区也更容易受到中亚游牧民族的侵扰。我自己并不研究早期中国历史，我知道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的马车以及青铜器是从中亚草原地区传入的，因此利伯曼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当然，第二卷的《形异神似》也确实面临着一些争议，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卷的体量十分巨大，似乎超了利伯曼的驾驭能力。利伯曼本身并不是欧洲历史、中国历史以及日本历史的专家，他依赖二手文献完成了对这些地区政治整合历史的梳理，有些学者指责他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裁剪性的使用了这些地区的历史。
[美] 埃里克·塔利亚科佐：《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东南亚边境地带的走私与国家：1865-1915》，闾佳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
如果说利伯曼的《形异神似》是一部从长时段着手的皇皇巨著，那么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的《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则是一部聚焦短时段的深刻细描。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在殖民时期的东南亚，一条长达三千公里的陆地与海洋交界带上，走私活动与边界形成过程始终密不可分。这条“长达三千公里的”边界线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和荷兰殖民地之间的边界线，从今天的泰国-马来西亚边界向东南延伸，到新加坡附近再折向东北，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菲律宾南部。如作者所说，这本书展示了边界的产生和与之相伴的（通过走私）逾越边界。
全书分为两编：开辟边疆和穿越边疆。第一编聚焦边疆的形成，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绘了殖民政权在边疆地区地理测绘、巡逻与缉私、建设灯塔以及通讯线路等方面的行动。第二部分讨论了国家视野中的边境沿线威胁，主要包括海盗、外籍亚裔（华人和日本人）、泛伊斯兰主义者以及当地数量众多的朝圣者、游牧民族和其他流动人口。第二编聚焦穿越边疆，主要是穿越边疆的人与物。第二编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全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秘密贸易，被贸易的商品包括毒品、假币以及人口。第二编第二部分（全书的第四部分）主要展现的是英荷边疆之间的非法武器贸易。第二编第三部分（全书的第五部分）通过具体的司法个案展示了殖民政权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以及需要穿越边疆的人们的应对。1873年6月27日，一艘名为“金万安”的中式帆船从马来亚的槟城（Penang）驶出，她的目的地是荷兰控制下的亚齐（Aceh）。早在几个星期前，荷兰宣布封锁亚齐，目的是防止外部援助流入正在被清剿的亚齐反抗势力。到了8月23日，这艘满载黑胡椒的船在海上被荷兰船只“库霍恩”(Coeboorn)号扣押，理由是这艘穿违反了荷兰禁令以及涉嫌走私。之后，相关各方围绕这艘穿展开了长期的诉讼争端。
在结论中，作者提出“放眼世界历史，边境在现代的表现形式和某些通常被国家视为“犯罪”的经济行为的发展，似乎是齐头并进的”。（322页）边境虽然也意味着封锁和隔绝，但封锁和隔绝本身反而又创造和激发了贸易的需求，因此走私也就成了边境管理的伴生物。在过去的数年间，我到访过东南亚数个国家之间的陆路口岸，我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些口岸旁边往往会有一个异常繁荣的市场，这种繁荣与周围荒僻的环境相比显得非常突兀。市场上的商品当然不能说都是走私而来，但这些市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巨大贸易需求的无声证明。而有需求就会有人铤而走险。作者指出，新加坡历史上就是一个无可匹敌的走私中心。总体上这本书的结构非常严谨，材料也非常扎实，译者的翻译也非常专业，读起来也很顺畅。
左：《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黄艳红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右：[英]约翰·布鲁尔：《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 : 1688-1783年》，单灵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
除此之外，我非常粗略地读了两本有关欧洲财政史的名著。其中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1947—）在1989年完成的《权力的支柱》（直接翻译应该是“权力的肌腱”）被誉为是“财政-军事国家”理论的奠基之作，孙兴杰教授以及廖平博士对相关理论的介绍已经非常完备。对于东南亚史研究而言，这两本书中讨论的问题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方面，泰国、老挝等国在17、18世纪的财政制度是比较简陋的；另一方面，现存的资料也无法支撑像这两本书一样的泰国、老挝财政史研究。不过，这两本书仍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首先，泰国和老挝看起来比较特殊的现象可能并没有那么特殊，比如古代泰国有包税制，法国也有（不知道古代泰国是从哪里学来的），比如古代东南亚的战争可能不比欧洲少；其次，古代泰国和老挝的财政制度和国家形态可能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历史发展；再次，欧洲史有关于“财政-军事国家”的讨论，中国史研究有关于“大分流”的讨论，那么东南亚史研究又该如何加入这样的讨论呢？或许这个问题只是我的臆想，但是利伯曼的书又何尝不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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