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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头版）
拼命，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出品 | 科技头版 作者 | 刘峰
近日，英伟达CEO黄仁勋在一档深度播客节目中，被问到一个残酷的问题：“英伟达的巨大成功让无数人的生活都依赖于你。但人固有一死，你会思考自己的终局吗？”
62岁的黄仁勋穿着一如既往的黑色皮衣，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明天的早餐：“我所希望的结果，是我能在工作中突然离世，最好是当场毙命，这样就没有长时间的痛苦了。”
此话一出，瞬间引爆网络。只因就在这话说出的同一天，张雪峰，这位曾经帮无数家庭“逆天改命”的教育工作者，因心源性猝死倒在了他42岁的人生跑道上。
同一天，在太平洋的两端，两位华人似乎把同一个问题甩给了这个世界：人为什么要拼到这种程度？而两人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被误解的黄仁勋
黄仁勋的这句话，之所以能瞬间引爆全网，本质上是戳中了当下社会的“内卷焦虑”。
当“996”“007”成为部分行业的常态，当“猝死”“过劳”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新闻中，人们对“拼命工作”的敏感度早已拉满。
尤其是在张雪峰老师离世后，公众对“过度劳累”的警惕达到了顶峰，黄仁勋的这句言论，自然被很多人解读为“又一位被事业绑架的大佬”，甚至被贴上“鼓吹拼命文化”的标签。
但如果我们完整听完这段访谈，就会发现，这种解读完全偏离了黄仁勋的本意。
3月24日播出的这期《Lex Fridman》播客，是黄仁勋在英伟达GTC大会结束后的深度访谈。
主持人莱克斯·弗里德曼，一位以追问技术而闻名的AI研究者，在把话题从芯片架构、缩放定律聊到Token经济后，一路引向了一个更私人也更本质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死亡？
黄仁勋的第一反应是防御性的：“首先我真的不想死，我的生活很美好，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并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事做。”
但真正让他打开话匣子的，是“继任者计划”这个关键词。
“我的态度向来直言不讳，曾公开表示不信任继任者计划，这在业内是出了名的。”黄仁勋说，“但并不是因为我永存不朽。”
他给出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如果你关心离开公司后的未来，那你从今天开始就应该尽可能持续地向团队传递知识、信息、见解和技能。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当着团队的面分析所有事情。我在公司内外的每一刻都尽我所能，将知识传递给他人。”
然后他说出了那段话：“我所希望的结果，是我能在工作中突然离世，最好是当场毙命，这样就没有长时间的痛苦了。”
所以，这段话说出的语境是在聊“继任者计划”和“知识传递”，而不是“我想过劳死”。
黄仁勋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不需要为死亡做特别安排，因为我的每一天都在为传承做准备。如果死亡来得突然，那也不坏——至少不用承受漫长的痛苦。
这是一个62岁科技教父的死亡观：把“活着”这件事做到极致，然后把“死去”交给命运。
相比之下，张雪峰老师的“停不下来”，更多是被行业环境、职业属性以及身上的责任所裹挟——作为教育从业者，他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待，常年高强度奔波、熬夜直播，即便被网友反复劝诫“注意身体”，也难以真正放慢脚步。
他自己也很清楚，甚至预判过自己的结局。
在新浪财经CEO邓庆旭的节目里，被问及六七十年后墓碑上写什么，张雪峰回答：“人生真好玩儿，下辈子还来。”
他还说：“等我死那一天，我估计微博一定会有一个我的热搜，叫‘张雪峰死了’。”
他没有猜错热搜，可惜却猜错了时间。
黄仁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
说回黄仁勋，很多人好奇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事实上，他的态度不是凭空产生的。
漂泊的童年、艰难的创业历程，以及一次次在绝境中逆袭的磨砺，这些经历，不仅锻造了他坚韧的性格，更铸就了他极致偏执的做事风格，也让他对事业的价值有了远超常人的理解。
1963年，黄仁勋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南市，祖籍浙江丽水，5岁时随家人远赴泰国曼谷生活。
10岁左右，他和哥哥被父母送往美国，寄养在舅舅家中，却阴差阳错地被送进了一所类似感化院的寄宿学校——奥奈达浸会学院。
这所学校里聚集了大量被开除的问题少年，黄仁勋在这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他被迫与刚从监狱出来的室友同住，每天要负责清扫厕所，还时常遭受欺凌。
但困境要么摧毁一个人，要么塑造一个人。
黄仁勋选择了后者，他每天睡前做100个俯卧撑磨炼意志，用优异的成绩赢得同学的尊重，甚至与曾经欺凌他的室友成为了朋友。
这段野蛮生长的经历，让他早早懂得了“坚韧”的意义，也培养了他“不服输、不放弃”的性格——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不会退缩，而是拼尽全力去解决，这种性格，也贯穿了他后来的创业之路。
1983年，黄仁勋从俄勒冈州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AMD、LSI Logic等公司工作，从芯片设计工程师做到销售管理层。
工作期间，他不仅掌握了扎实的技术功底，更学会了如何将产品设计与市场需求结合，深刻认识到“消费者只关心你的产品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也为他后来创立英伟达、打造核心产品奠定了基础。
1993年，30岁的黄仁勋与两位朋友共同创立了英伟达，公司名称源自拉丁语“invidia”（意为“嫉妒”），而“NV”则是“next version”（下一个版本）的缩写，寄托着他们“打造下一代芯片技术”的野心。
但创业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初期的英伟达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1995年推出的首款产品NV1，因售价过高、技术路线与市场主流相悖，导致产品滞销，公司一度陷入绝境。
危急时刻，日本游戏公司世嘉向英伟达伸出了援手，投资700万美元让其开发第二代游戏主机芯片。
然而，微软随后发布的Windows 95 Direct3D标准，与英伟达的技术路线相冲突，NV2芯片研发被迫中止，公司再次面临破产危机。
面对绝境，黄仁勋厚着脸皮向世嘉CEO陈述困境，请求对方全额支付此前商定的费用，同为技术出身的世嘉CEO被他的执着打动，为英伟达争取到了5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让公司得以续命。
这次生死考验，让黄仁勋更加坚定了“技术为王”的理念——只有打造出真正符合市场需求、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行业中立足。
1997年，英伟达推出全球首款128位3D处理器RIVA 128，首次实现2D/3D核心一体化，降低了用户使用成本，再加上当时游戏行业的崛起，这款产品迅速打开市场，不到一年时间出货量突破100万颗，英伟达终于打了个翻身仗。
1999年，英伟达在纳斯达克上市，同年推出全球首款GPU（GeForce 256），标志着图形处理单元与通用处理器的界限开始模糊，为后来的AI算力革命埋下了伏笔。
随后，黄仁勋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危机感，即便在公司发展顺风顺水的时候，也始终警惕着市场的变化。
他曾说，“我每天都在思考，英伟达明天会不会倒闭”，这种危机感，也让他始终保持着极致的专注和拼劲。
2006年，黄仁勋做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决定——推出CUDA平台，这一平台打破了GPU只能用于图形处理的局限，让GPU能够用于通用计算，为AI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核心算力支撑。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决定，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黄仁勋坚信，AI将是未来科技的核心，而GPU将成为AI算力的核心载体。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如今，CUDA平台拥有400万开发者，覆盖95%的AI研究机构，成为AI计算的事实标准，也成为英伟达最坚固的护城河。
从漂泊少年到AI教父，从濒临破产到全球科技巨头，黄仁勋的人生，就是一部“极致坚守、全力以赴”的奋斗史。
他经历过绝境，也收获过辉煌，这些经历让他深刻明白，事业的成功从来不是偶然，而是需要日复一日的专注、拼尽全力的付出，以及对初心的始终坚守。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生底色，他才会说出“愿死在工作中”的言论——对他而言，工作不是负担，而是使命，是他一生的追求。
我们不必刻意模仿他的“拼劲”，毕竟每个人的人生选择、所处的环境都不同，但我们可以读懂他背后的精神——对热爱的全力以赴，对责任的勇于担当，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这种精神，不仅成就了黄仁勋，也成就了英伟达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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