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义桅】
习近平主席指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伊儒会通”是中国思想史上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对话交融的典范，历史上以刘智、王岱舆等学者为代表，用儒家语言和范畴体系阐释伊斯兰教义，实现了两种文明在伦理、心性与礼法层面的深度互嵌。所谓“中国版的伊儒会通”，本质上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与义理重构，它不牺牲信仰核心，而是在坚持认主独一的前提下，吸收儒家的人伦秩序、敬天爱人的道德哲学，以及“中道”“和而不同”的智慧。
4月16日，国际儒学联合会和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共同主办的2026儒伊文明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全球文明观：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的视角”。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主任潘岳在会上作主旨演讲时说，“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儒伊对话为破解文明难题提供借鉴。文明隔阂论与文明冲突论都偏执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将不同文明的差异曲解为对立根源，某些势力正借宗教文化差异制造战争分裂和人道主义灾难。文明的未来，不在于谁取代谁、谁征服谁，而在于不同文明如何共同成就。伊斯兰文明曾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资源之一，在诸多领域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1995年以来，马来西亚立足多元文化禀赋持续开展儒伊对话，彰显了兼容并蓄的东方智慧。超越差异凝聚共识的儒伊对话当成为向世界推广的范式。”
习近平主席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伊斯兰文明曾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资源之一，中华文明传到欧洲，如“四大发明”、科举制等，成为欧洲现代化的重要催化剂。目前对世界格局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种类可以广义地归结为如下三种：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世界版”的伊儒西会通——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互鉴——可能开启人类文艺复兴，为不同文明美美与共，为人类与自然、AI和合共生，提供希望。这也是全球文明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
从“中国版”迈向“世界版”的伊儒西会通，意味着把这种跨文明对话的方法论——而非具体教条——应用于全球多元文明之间。世界版的核心不再是汉语与儒学，而是寻找每一对文明之间可通约的“义理语言”。例如，伊儒会通中的“五功”与“五常”对应，启示我们能否在伊斯兰与基督教之间找到“信主独一”与“三位一体”在伦理实践层面的对话支点？能否在伊斯兰与印度教之间，以苏菲主义接近“梵我如一”的境界？世界版伊儒西会通不是追求消弭差异的普世宗教，而是建设一套“对话语法”：通过翻译、诠释与类比，使不同文明的核心概念能够在保留自身特质的同时，被对方理解并尊重。
这一转向也回应了当代全球困境——文明冲突论、移民整合危机、宗教极端主义。中国经验表明，深度的文明会通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义理层面的“格义”工作（用熟悉范畴解释陌生思想）；二是实践层面的“礼法调和”（在核心义务不变的前提下，适应在地社会规范）；三是知识阶层的长期经学建设，而非政治强制同化。世界版伊儒会通可以成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不是输出某一种文明模式，而是输出一种“如何让两个深具排他性的绝对信仰体系和平共生”的方法论。
当然，挑战也是真实的。比如，儒家本身是一种非排他的、伦理-政治主导的文明，而许多世界宗教具有明确的神圣文本和排他性真理主张。中国版得以成功，部分因为儒家并未要求穆斯林放弃认主独一；而世界版中，伊斯兰与佛教关于“终极实在”（造物主 vs. 缘起性空）的根本分歧，能否通过苏菲主义或“空”与“有”的辩证法达成某种实践和解，仍需深度探索。
另外的挑战就是双边对话已经很难，三边更难。世界版的伊儒西会通呼唤读懂中国、读懂伊斯兰、读懂西方，掀起大翻译运动，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这跟历史上的阿拉伯大翻运动对于欧洲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样。今天要读懂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要掀起大翻译运动，从说文解字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总体而言，从中国版到世界版的伊儒西会通，是一次“地方经验”的“普遍化尝试”。它不追求统一信条，而是追求一种跨信仰的“理解伦理学”：在各自保持绝对忠诚于自身传统的前提下，学习用对方的语言讲自己的真理，进而发现尽管形而上学的起点不同，但在仁爱、公正、宽容、敬畏等实践智慧上，人类可以共建一个对话的“义理空间”。这或许正是文明对话从修辞走向实质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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