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美国用大猩猩开展太空实验,返回地球后发现它的寿命竟然缩短了十五年,这是为什么?
1959年秋天,莫斯科科学院的展厅前排起长队,人们争相一睹“史普尼克2号”返回舱的残骸。许多人看着宣传画上那只名叫莱卡的小狗,心里五味杂陈——她没能活着回来,却把美苏太空竞赛的闸门彻底推开。三年后,大西洋彼岸的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也聚满了观众,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火箭顶端的不再是犬类,而是一只编号65号、后来被命名为“哈姆”的黑猩猩。
冷战压力如同无形的发令枪,两国都不愿在太空领域落后半步。苏联已凭借莱卡赢得先声夺人,美国急需用一种更贴近人类的生物来证明自身实力。黑猩猩成了最佳候选:体型、心肺功能以及神经系统与人类差距最小,且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可以执行简单指令。于是,美军从喀麦隆引进了四十多只幼崽,逐步筛选,最终只剩下六只精壮的“小伙子”进入核心训练营。
训练营里既有胡萝卜,也有大棒。为了让猩猩在失重中迅速按下操作杆,研究人员设计了电击与香蕉双重刺激。测试期间,有人悄声安慰受惊的猩猩,“放轻松,干完活就能回家。”有人则认为心软只会拖慢国家节奏。在效率面前,怜悯往往被搁置。经过五个月魔鬼式训练,65号以反应速度最快、心肺指标最稳定脱颖而出,被正式命名为“哈姆”——寓意“初次飞行的星际航海家”。
1961年1月31日上午11点55分,红白相间的“小水星”MR-2火箭撕裂云层,将哈姆送上高空。在超五倍音速的狂飙和14.7倍重力的压迫中,哈姆仍不时伸出手臂,按照灯光信号去拉杠杆——这是训练时植入的条件反射。如果动作及时,他能得到一口苹果酱;若迟疑,则等来刺骨的电击。舱内记录仪显示,他的心率飙升到每分钟250次,血压和肾上腺素翻倍,却始终保持了操作准确率。16分钟39秒后,返回舱落入大西洋,搜救直升机赶到,舱盖打开,哈姆睁大了双眼,似乎对外界的喧闹颇为茫然。
舆论的喧嚣随即席卷全美。报纸赞叹这只“太空英雄”用灵巧的手为美国赢得宝贵的技术数据,也为即将在同年5月升空的阿兰·谢泼德扫清心理障碍。肯尼迪政府借机高调宣布载人登月计划,试图在下一个回合实现反超。对普通民众而言,哈姆则成了穿宇航服的“卡通明星”,被安排上脱口秀节目,甚至登上杂志封面,与影星合影。
然而荣耀很快褪色。任务报告显示,火箭推进器提前关闭,导致返回舱重返大气层的角度偏高,舱内温度一度突破四十摄氏度,氧分压骤降。医学组在体检中发现,哈姆的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远高于普通黑猩猩,牙龈出血、心脏扩大、应激性溃疡一并出现。研究员在记录本上写下:“生理指标呈现过度应激典型特征,需长期观察。”可惜经费与舆论焦点已转向即将到来的载人飞行,哈姆旋即被移交至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笼舍里的日子和实验舱并无二致:狭小空间、嘈杂人群、配给食物。最初几个月,公众蜂拥而至,孩子们在铁栏外高喊“宇航英雄”,闪光灯此起彼伏。时间一长,观众新鲜感消散,哈姆的生活又回到例行展示与单调抚育。动物园的兽医记录,他常孤坐角落,重复拉杠杆的动作,疑似创伤后应激行为。尽管后来被转移到更宽敞的北卡罗来纳州灵长类动物中心,情况仍未根本改善。
正常环境下,黑猩猩可活四十岁以上,个别甚至接近六十岁。但哈姆只活到1983年,终年二十六岁。体检报告归因众多:心血管退化、慢性肾病、压抑导致的免疫力下滑,还有太空飞行带来的早期放射与加速损伤。无人能百分百证明寿命缩短完全由那十六分钟造成,却很难说二者毫无关联。遗憾的是,彼时的科学技术与伦理追踪体系并未能给出更精确的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哈姆的命运后来成为美国内部反思动物实验伦理的引线。六十年代末,医学界和动物保护组织频频发声,呼吁建立“替代三原则”:减少、优化、替代。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动保法修订案,要求联邦资金资助的任何实验必须经伦理委员会审核,这与哈姆等早期试验留下的心理阴影不无关系。
再看技术收获,哈姆的飞行提供了珍贵模板:血压、脉搏、呼吸在失重状态下的波动规律,被用来调整水星、双子星号的生命保障系统;重返过程中体腔气体膨胀对器官的挤压,也促成了改进后的压力服设计。从1961年谢泼德亚轨道飞行到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美国航天用八年完成了跨越式进程,哈姆的飞行被写进不少技术报告的绪论部分。
科技的脚步从不停歇,却总伴随代价。五十多年过去,国际空间站的仓内实验多采用无脊椎动物、组织芯片或计算仿真,黑猩猩早已被欧美主流科研机构列入禁试名录。曾经在冷战硝烟中被动充当探路者的生命,如今以另一种方式提醒人们:不断探索宇宙这条路,不能再踩着牺牲的影子前行。
哈姆的遗骨如今安放在新墨西哥州太空历史博物馆的玻璃柜里。展牌上写道:“他是第一只返回地球的太空黑猩猩。”参观者常会看到孩子们贴在玻璃前,指着那副骨架发问:“它多久之前飞上天?”讲解员温和回答:“那是1961年,离现在已经六十多年,可这段历程,仍在影响人类如何理解太空,理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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