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才是故事的来源。
—— 雷磊
初夏的滨江大道，是全上海最惬意的地方之一。微风徐来，江潮静涌，岸边满是遛狗、散步的悠闲人群。
由老白渡码头煤仓改造而来的艺仓美术馆就坐落于此。站在美术馆三楼的窗前，你会感到一种奇异的时空错置。
背后是正在展出的旧影像与老胶片，窗外是交错的货轮与游艇，更远处，城市天际线裹挟着全球最快的节奏，变幻不息。
《雷磊：故事再讲一次》展览，图源艺仓美术馆
这种错置，也许正是艺术家雷磊最熟悉的感觉。
雷磊是一位很难被单一标签定义的创作者。他最常被提及的身份或许是动画导演——其作品曾多次获各大国际动画节的最佳短片奖。而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舞台剧《繁花》中，那些斑驳细腻的多媒体设计，也出自他之手。
在当代艺术领域，雷磊是一个擅长用影像史料等媒介讲故事的人。他1985年出生于江西南昌，毕业于清华美院，从北京、洛杉矶，到上海、香港，他在不同气质的城市中游走，在旧照片、家庭录音、废弃胶片里寻找故事。
雷磊携带超8摄影机在各地拍摄素材，图源艺术家
就在近日，雷磊个展《故事再讲一次》在上海展出，汇集了他近十年间创作的多部影像作品。
雷磊习惯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和渔夫帽，岁月在他身上好像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与人交谈时，他总是慢条斯理，但聊到兴起，他依旧会像孩子般手舞足蹈。
他说：“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的冲动。”
在这个技术迭代快到令人窒息的时代，所有人都在追求视觉奇观，雷磊却反其道而行之，依旧使用手工、拼贴、低保真的“慢”方式。
借着这次新展的契机，外滩君与雷磊进行了一次对话，在慢悠悠的聊天节奏中，听他重新讲述那些影像背后的故事。
以下内容为雷磊自述
空间里的叙事实验
漂亮的旧白玉兰灯
这次举办的《故事再讲一次》展览，虽然汇集了我过去各时期的诸多旧作，但对我来说，它是一场全新的空间叙事实验。
单屏幕电影往往只能依靠视听语言来推进，但在美术馆的展厅里，故事需要通过观众的动线设计、现场的档案陈列以及实物装置共同去完成。
坦白讲，布展期间我完全没办法像普通观众那样去享受这些旧作，我的全部精力都卡在了一个点上：如何让不同的作品在同一个空间里产生微妙的化学反应？
《雷磊：故事再讲一次》展览，图源艺仓美术馆
最终最让我满意的，反而不是某一件单独的影像作品，而是整个展览的整体动线。
观众置身其中，会在几个精心搭建的“方盒子”里观看影像，而一旦走出放映区，迎面就能看到与这些影像对应的历史档案与索引，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观看逻辑。
我在空间里放置了白玉兰灯和地毯，它们也自然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1993-1994》与白玉兰灯，图源艺仓美术馆
当时恰逢我自己装修新家，每天都在网上浏览二手灯具，我想：既然我的影片里用了大量当年的灯具画册作为素材，那么是不是可以给展厅加入一个“情境”，变成一个“酒店空间”，让现实中的灯具与影像中的图像产生互进的呼应？
于是我几乎买光了当时二手交易平台上所有的白玉兰灯。在现场，我们反复调试灯光的亮度，既要保证这些老灯具本身的视觉质感，又绝对不能影响屏幕的观看体验。最终，这些物件让空间里的故事变得更加完整和立体了。
50万张老照片
与新的故事
《照片回收》展览现场，图源艺术家
《照片回收》这个项目的缘起很有意思，它源于我的好友、法国艺术家苏文（Thomas Sauvin）的“北京银矿”计划——他在北京郊区收集了50万张被丢弃的彩色负片老照片。
刚看到这些照片时，我和大多数人的反应一样，抱着一种猎奇和兴奋的心态。你会觉得那个年代（上世纪90年代）人们的拍照姿势、表情、穿着和当下太不一样了，充满了戏剧性。
但紧接着，我和苏文开始在工作室里进行高强度的整理，每周见两次，从早到晚，每天要看几千张照片，这样的状态整整持续了两年。
当我看完几十万张照片后，最初那种新鲜的猎奇感彻底褪去，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照片？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有着如此高度一致的摄影习惯？
这些照片记录的大多是北京普通人的日常。在那个胶片时代，一卷胶卷只有35张的限制，这意味着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格外正式。
全家老小并排坐在沙发上的合影、逢年过节的集体留念，都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富有仪式感的印记。
我特别喜欢胶卷最后一张往往会因为漏光而形成一半曝光、一半发白的 “偷一张”效果。在《照片回收》的片尾，我大量使用了这种充满必然与偶然交织的胶片特质，因为这种痕迹在当下的数字时代是最珍贵的。
说唱与即兴
刻进创作里的好奇与真诚
很多人可能很难把现在的我和说唱音乐联系在一起。但事实是，大学期间，我和小老虎、李新宇组成过一支乐队，叫作“嘿！！！”。那时候我们经常在胡同里的青年志做即兴演出。
如今回过头来看，那个年代的北京地下说唱有着非常独特的本土精神内核，它不是在简单地照搬美式匪帮说唱。
这段经历对我一生的创作影响深远，它首先教会了我对过度包装的艺术祛魅——我不会盲目地去顶礼膜拜那些被神圣光环包裹的作品；同时，它让我变得足够勇敢，对一切陌生事物充满好奇，敢于去打破规则、尝试任何可能性。
《嘿！！！运动会》专辑封面，图源网络
这种敏锐而又充满挑战的即兴精神，被我带进了动画创作中。
当年我和小老虎在台上freestyle时，我们从不提前背词，也不刻意去追求什么精妙的押韵，完全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肚皮里变成火锅”、“头上长出两朵花”……这类在台上随口飙出来的“怪话”，后来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我动画里的经典桥段。
比如后来我在创作短片《与快乐骑行》时，里面那些冲浪的人突然坐下来喝下午茶、吹喇叭的人吹着吹着喇叭变成了钻石的情节，其实都是在创作过程中即兴迸发的鬼点子。
拼贴的本能
拼贴（Collage）是我一以贯之的创作核心方法论，而这种习惯，几乎是垂直继承于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做书籍装帧设计的。
小时候，我常常坐在旁边看着他把从广州、深圳淘回来的产品目录和旧杂志剪得粉碎，然后重新拼贴组合成新的书籍封面，再用美术字一笔一画地书写标题。
雷磊父亲写的美术字，图源网络
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着极其偏执的收集旧物的习惯。我会把搜集来的老照片、旧杂志、奇奇怪怪的物件分门别类地放进铝盒子和文件夹里，让自己的大脑保持一个清晰的“索引”。
每当我看到某一个新的图案或物品时，我的大脑总能快速联想到收藏夹里的某张照片，不同元素的碰撞，灵感就这么产生了。
雷磊《休息一下》静帧截图，图源艺术家
在创作与我父母相关的作品时，我会抛出诸如“镜子”、“树”这类关键词，去引导他们讲述回忆。最后剪辑出来的旁白，听起来就是家人之间的闲聊，但我会模糊这种身份感，我想让观众觉得我的作品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
现在我自己也成为了父亲。在用胶片拍摄我女儿的时候，我经常会刻意抽离出来，去想象40年后她坐在那里回看这些影像时的样子。
雷磊《前情提要》静帧截图，图源艺术家
作为创作者，也许需要和当下的图像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让作品沦为过度私人化的家庭录像。
距离才是故事的来源。
在城市的位移中
做一个人的美术电影制片厂
我常居北京，但频繁地往返于上海、香港与洛杉矶之间。很多人觉得折腾，但我却非常迷恋这种地理上的快速位移。
它能瞬间打破你对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惯性，迫使你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这种观念的冲撞往往能带来极大的灵感。
雷磊《大手啊大手，越大越好》，图源网络
上海这座城市对文化记忆的留存意识，经常让我感到惊叹。
之前我参与了舞台剧《繁花》的多媒体设计，在搜集资料时，我发现上海从民间到官方，对城市影像档案的整理和保护做得极其完善，这种强烈的文化记忆自发性是其他城市很难比拟的。
但是在创作中，我刻意让自己与“怀旧”保持距离。我的工作并非复刻某种时代情绪，而是通过整理海量的档案，去讲述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故事。
舞台剧《繁花》第三季，图源网络
上海对我的影响一直很深。作为85后，我从小是看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长大的。《魔方大厦》里那种怪诞、荒诞又充满无穷想象力的风格，很早就扎根在我的潜意识里。
我把自己的官方公众号取名叫作“一个人的美术电影制片厂”，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要去机械地复刻上美影当年的视觉风格，而是在精神上坚守一种个人创作的乌托邦。
哪怕到了40岁，哪怕现在AI已经铺天盖地地席卷了整个创作领域，我依然希望能保持幼稚与真诚，在影像创作的时候混合不同的媒介或是酱汁，看看是不是可以实验出新的味道。
雷磊《牙疼就听故事》（项目进行中），图源艺术家
讲故事这件事，本身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奇观。
只要还有人愿意在一张图片前停下来，盯着它看上很久，故事就不会消失。
文、编辑 /夏天
部分图片来源：雷磊、艺仓美术馆
©外滩The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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