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还田

杜月笙

高桥镇的坏小子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由文士墨客另起雅号，生上加个竹字头，取周礼大司乐疏：东方之乐谓“笙”；同时改名镛（因西方之乐谓镛）。不过，直至发迹之后，他随身携带的一枚金制小图章，上面刻的阳文篆字仍是“月生”。他于1888年8月12日出生在上海浦东高桥镇一个贫民家庭中。其父杜文卿在当地一家茶馆做“堂倌”，收入相当微薄。他的降生似乎未给这个家庭带来异常的喜悦，父母更没有做过希冀他日后显扬发达、光宗耀祖的梦，因为他出生时既不曾出现过所谓吉兆，杜家也未有过一个名宦、大贾。仅从不断香火而言，杜文卿把这个宝贝儿子视为掌上明珠。

这样的家庭自然不能给杜月笙带来锦衣玉食的少爷般生活。能填饱肚皮，止住他饥饿的哭声，母亲就心满意足了。幼时的营养不良，还给他身体留下了“后遗症”，以至他成年之后常常自嘲地说，“我的身体像是一只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晓得当日的气候如何”。对于杜月笙来说，更不幸的是，在他来到人世间的第四和第六个年头，先后失去了母亲和父亲。母亲去世时还留下了一个刚满一岁的女孩，当他父亲支撑到精疲力竭时，只得忍痛割爱，把女儿送给了别人。失掉双亲的杜月笙只得由外祖母和舅父抚养。可是，舅父家的生活也不宽裕，杜月笙仅上了几个月的私塾便辍学了。

一个七八岁的幼童能干什么呢？辍学之后的杜月笙毫无目的地在镇上游荡，结交了一群游手好闲的少年。到13岁时杜月笙变成这群坏小子的头。他的胆子大的惊人。一次，在赌棚里耍钱的大人对他讲：“你也来个注吧？”“下注就下注！”杜月笙遂即把父母遗下的破布烂棉花、残缺不全的家具、锅盆碗筷、瓶瓶罐罐，凡是能换几文钱的，全部卖的精光。顿时，在亲友父老心目中，他变成了高桥镇的败家子，无可救药的“小瘪三”，鄙视和漫骂纷纷向他抛来。

杜月笙的所作所为，使他舅父恼火到了极点。一次，当他把舅父给他贩卖大饼油条的钱输光，并且行窃时，舅父一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大门。随后，自以为是男子汉的杜月笙独自来到上海滩，开始了流浪生活。

当时的上海滩已是冒险家的乐园。一些赌徒、骗子、扒手、乞丐也以上海为其大显身手、一展宏图的理想场合。13岁的杜月笙当然也渴望在这里捞一把。

杜月笙流浪到上海滩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十六铺。那里商号林立，水果、海鲜、山货等批发商号鳞次栉比。小街巷里，则满是小赌场、小烟馆、公开和秘密的妓院，以及吸烟、赏“花”的所谓花烟间。一些流氓、地痞、嫖客常常麇集于此寻欢作乐。杜月笙初到上海，仍以乞讨为生，不久，便结识了“宝大”水果行的人，就向他们要些将要扔掉的烂水果，再去码头停泊的水果船上捞些新鲜的，到小街巷或烟馆等处叫卖。虽然能挣几文钱，但生活照样饥一顿饱一顿，衣衫褴缕不必说，夏天常常赤膊短裤。这时，他得了两个诨名：“水果月生”，“蜡光月生”。

拜“麻皮金荣”为师

杜月笙在十六铺混了几年，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还参加了码头上的“八股党”和“十股党”。这些俗称小瘪三的人，或者一起欺骗初到上海的农民，或者偷盗码头上的行李，或者兜揽海员的私货。因常常能捞到一笔笔可观的外快，杜月笙还不时到赌场和妓院去过瘾。他先是蹲在马路边掷骰子、押单只，遂又进赌棚推牌九、搓麻将。当时，十六铺码头有个“大亨”叫陈世昌，他见杜月笙机灵、精明，就收为弟子。至此，杜月笙便和“清帮”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帮”原是明末清初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的秘密结社，后演变成社会恶势力。它的帮规很严，主要有以下十条：一、不许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扒灰放龙（指不准吃里扒外，出卖帮里）；四、不准奸邪淫盗；五、不准江湖乱逆；六、不准引水带跳；七、不准扰乱帮规；八、不准以卑为尊；九、不准开闸放水；十、不准欺软凌弱。除十大帮规以外，还有一项更严格的规定：必须确守帮中秘密。任何人进了清帮，便得“上不传父兄，下不传妻儿”。即使在自家帮里，也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即所谓“师知其徒，徒识其师”。倘若彼此要联络，务必按秘本上规定的切口、动作、手势等种种暗号进行。据传闻，清帮辈份原来只有“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20个字，但到清末，因20个字已用完，遂又补添了大通悟学四个字。陈世昌为“通”字辈，杜月笙拜其为师，只能算是“悟”字辈。

有人说过，要是杜月笙一直在陈世昌手下做事，想必今生也不会有大的“出息”。这话有道理。因为陈世昌这个“大亨”毕竟是以“套签子福生”（用竹签套红绿线欺骗路人上当的一种赌博玩艺）闻名，和黄金荣等大亨相比，又要矮三分。但命运之神似乎注定要让杜月笙发迹。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杜月笙结识了比他大20岁的黄金荣，黄金荣也很赏识这个机灵的家伙。于是杜月笙拜黄金荣为师——通过黄金荣的门槛，他也渐趋成为一个“大亨”，又一个“海上闻人”。

说到黄金荣，现今上海的一些老人仍不寒而栗。黄金荣原是苏州书画店裱画出身，幼时出天花，留下一脸麻子，背地人称“麻皮金荣”。大约在1900年他流落到上海。由于他与谙拳术的丁顺华和有“黑皮子卿”之称的程子卿气味相投，便结拜为兄弟，黄是老大，丁是老二，程是老三。24岁时，黄“考”入法租界捕房，遂利用郑家木桥一带的狐朋狗友，为捕房侦破一些盗窃、敲诈案件。因年轻力壮，心狠手辣，很快擢为探长，并在洋场取得“海上闻人”的雅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又结交卢永祥、何丰林等，稍后认蒋介石、杨虎等为学生，于是更加出名。黄金荣利用其势力勾结法国领事承包花捐、赌捐，包卖鸦片烟，控制土行妓院，并设轮盘赌场，插足于娱乐场所，并进而开办大旅馆、大饭店、银行、交易所，成为腰缠万贯的上海大亨。杜月笙作为黄的徒弟，则更胜师傅一筹，以至能后来居上。

从“黄、张、杜”到“杜、黄、张”

杜月笙发迹之后曾对他的一位知己说过这样一段话：“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得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500年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滨里的一只泥鳅，先要修1000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500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譬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罗。”

杜月笙这段由泥鳅而化鲤为龙的自喻，似乎是心里话。想当年，他为了向上爬，的确煞费心机。初进黄公馆的杜月笙，仿佛变了一个人。他沉默机警，事事留神，平时除了奉公差遣，经常足不出户。嫖赌两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竟然全部戒绝了。他后来形容自己当时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面”，抱有战战兢兢的心情，怀着跃跃欲试的意志。他给人的印象是做人诚恳，做事巴结，头脑灵活，尽心承旨。没多久，黄金荣夸他“绝顶聪明”，并把他视为自己的智囊和亲信。由于杜月笙“成就多，表现好”（黄金荣的口头禅），黄论功行赏，一次酬了他10万元，杜就此开始成为一位“大亨”。

当时，在黄金荣门下还有另一位得力助手张啸林。他开始是杭州的一霸，后迁上海，把“洋场”作为巢穴。他和杜月笙一同出入于黄公馆，在上海滩青帮中逐渐形成了始为“黄、张、杜”，继变“黄、杜、张”，后为“杜、黄、张”的“三大亨”格局。

杜月笙之所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盖过他的老师，这自然与他自身的钻营分不开，但黄金荣的一次“过失”，也为杜月笙飞黄腾达提供了绝好的契机。

那是1924年仲夏的一个夜晚，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看戏时给黄金荣的相好名伶露兰春喝了倒采。这下激怒了在场坐镇的黄金荣：“竟敢在老子头上动土！”于是，一声吆喝，一群徒子徒孙把卢公子痛打了一顿。但卢公子不是好惹的。一两天过后，卢永祥通过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派了一批带枪的便衣冲进剧场，不但当场刮了黄金荣的耳光，还把他抢上了汽车，关进了护军使署的看守所。黄金荣整整被关了7天，释放后，因大失面子，只得“退归林下”。在营救黄金荣的过程中，杜月笙从中策划一切。他一方面稳定帮里因“老板”被抓后引起的纷乱情绪；另一方面用巨款贿赂何丰林及其部下，并向卢公子保证来日不予报复，这才把“肉票”赎出来。黄获释后，他与张啸林就渐趋能与黄平起平坐了。又由于杜比张工于心计，处处高出一筹，未久，便凌驾于黄、张之上。

走私鸦片

杜月笙突然发迹，据说有个重要“秘诀”，就是“成功”地经营鸦片生意，获取了暴利。他入“黄门”不久，黄金荣见他精明过人，就把法租界最大的一家土行承包给他。那时，杜不仅亲自运销毒品，而且派他的手下去查夺别人的“私土”。如1923年某日的《时报》就透露了一次杜半路劫夺“私土”的情况：“有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两个大皮箱，及其他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日商）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不料事被当地土匪帮杜某（即杜月笙）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突于是夜2时许纠集党徒10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未及预防，冒然登轮提土，再经运上划船，即被杜某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雷以势力不敌，又无力赔偿，不得已于昨日向警厅告发，当经侦缉队长派队士吴荣福等渡浦，按名拘拿，若辈已杳然无踪迹，仅获划船夫一名带厅押候审讯。”

当时，杜月笙做鸦片生意有两个得力助手。一是自己的机要秘书徐采臣，一是金廷荪。金、徐手下又有楼银川和吴世宝等，负责从十六铺码头接运由江轮运到上海的鸦片，遂用汽车送到东新桥宝裕里、霞飞路宝康里潮州、大埔人开设的土行，再由土行分销各处。金廷荪因贩鸦片发财，日后还为自己造了一座考究的大住宅。

自从黄金荣“退居林下”之后，法租界10家大的鸦片商，全由杜亲自控制起来。有了地位杜月笙再也用不着亲自出马经销鸦片，而只需坐地分赃便可腰缠万贯。那么，他是如何控制这10家大烟商呢？除了有特殊的大买卖必须抽出一大笔钱“孝敬”他以外，每逢一年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他照例把10家老板找来，开口要一笔钱。那些大烟商谁也不敢讨价还价，只得如数“孝敬”。

做鸦片生意虽能带来大把大把的钞票，可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搞不好要入狱，甚至掉脑袋。杜月笙为什么敢有恃无恐地做这种买卖呢？秘密就在于他有政府要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作为后台。杜月笙与蒋家王朝的特殊交情始于1927年初春。那是蒋介石率北伐军抵沪不久，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大流氓就积极充当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打手，参加了“四一二”政变，协助捕杀共产党人，镇压工潮，向工商金融界勒逼巨款，制服资本家的反抗，俨然一支活跃于租界之内的反革命别动队。蒋介石则不遗余力地回赠流氓们体面的政治、社会地位。并誉其为“反共义士”；委任黄、张、杜为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党国要人降尊纡贵，频频出席他们的宴会……。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尽管鸦片毒害民众，但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取之不竭的财源，因此采取了一种明禁暗不禁的做法。更滑稽可笑的是，当政府迫于国际舆论，于1928年8月28日成立“全国禁烟委员会”时，竟请杜做了其中的一位委员。

既然政府能为杜月笙做鸦片生意开绿灯，甚至加官晋爵，杜月笙对南京财政上的帮助自然也很慷慨。据透露，他曾花费几万元，一架接一架地购买美国飞机捐献给政府，有一次，竟整整提供了一中队飞机。1936年，为祝贺蒋介石50大寿，杜慷慨地向他赠送了一架飞机，飞机上醒目地漆着：“上海禁烟局”字样。对于这事儿，上海英国人俱乐部里爱说笑话的人讥讽道：杜“终于找到一个办法让上海禁烟运动起飞了。”

有时，杜月笙也会跟政府的某些要员闹点矛盾。此刻，杜会审时度势，必要时使出杀手锏。一次，他刚付给宋子文600万元就反悔了，要求退回，宋子文却不还给他现金，而给他政府债券。对此，杜月笙颇为不快，因为他明白这些债券是没有价值的。为了给宋一点颜色瞧瞧，他指示手下人进行了一起枪击宋的事件。1931年7月23日的《纽约时报》以《子弹没有击中宋》为题，刊登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我正往车站外面走，在我离出站口大约15英尺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意识到我是射击的目标，立即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整个车站很快被刺客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乱枪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卫兵则开枪还击。整整过了5分种，车站的烟雾才消散，我的卫兵们看见至少有四名未遂的刺客在开枪。当烟雾消散时，我们发现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肚子、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我的帽子和公文包弹痕累累，我却一点儿也没有伤着，简直是个奇迹。”显然，刺客们得到指示，决不能击中宋，只要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就行了。

杜月笙从事鸦片走私，在国际上也是知名的。1934年，一位名叫伊洛娜·拉尔夫·休斯的女士，很想了解杜氏与走私鸦片烟及中国禁烟的关系，遂从欧洲远道而来，采访了杜月笙。据说，在杜月笙一生中，准许一个西方人采访，这似乎是唯一的一次。10年以后，休斯女士以《鱼翅和小米》为题公开出版她那次专访杜月笙时写的日记。她是这样描述这位大亨的：“他是中国显然最有权势的人物，连政府也不得不尊重他的权势……杜月笙在中国从事鸦片生产，整船整船地进口伊朗鸦片，出资从事毒品加工，而中国的几乎每一笔毒品交易，他都有一份利润。此外，他是势力强大的国际贩毒集团的中国合伙人，而这个集团的活动已经开始扩大到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美国和拉丁美洲。”

休斯女士还具体描述那次专访的一些细节。她写道：她和艾梅、王贵松来到法租界爱亚多路143号。这是一座不大的相当讲究的红砖楼房，门口上方有一行金字：中汇银行。他们被领进一间考究的大会客厅，一群衣着讲究的中国商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谈话，另有12个带枪保镖站在客厅的各个地方。未久，当一个保镖宣布“杜月笙先生到”后，杜就出场了：“他身形瘦削，溜肩膀，两只长胳膊毫无目的地摆动着。身子上穿着一袭弄脏了有污点的蓝长袍；一双平脚踏着一双邋遢的旧便鞋。长长的鸭蛋形的脑袋，剪得短短的头发，向后坡的前额，没有下巴颏，不过耳朵倒挺大，像蝙蝠的耳朵，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中间露出一排虫蛀的大黄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态……他拖着脚步走过来，不时无精打采地左右转动着头，看看是否有人跟在后面。……他把一只毫无生气的冰冷的手伸给我。这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有五个沾满鸦片烟迹的两英寸长的灰爪子。”

因为杜是全国禁烟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休斯在采访中首先向杜提的问题是：有关中国禁烟方针。

据说，杜当时十分冷静地回答说：自己不是一位权威人士，仅仅是蒋委员长的禁烟委员会里的一名政府公务员。委员长作为禁烟委员会总监，是唯一的权威。杜接着概述了政府的方针：实行一种管理得当的垄断——对每一个吸毒品者实行登记和配给，鸦片只卖给那些持有政府配给证的人，这是最好的控制手段，是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

在采访前，休斯听说海关查获了两批毒品，就此，她问道：“杜先生能向我说说这些毒品怎样处理的吗？”杜不假思索地回答：“查获的毒品都在官方的监督下在公共场所焚毁了。”当休斯提出异议指出查获的毒品送交了杜本人时，杜月笙马上愤怒了。他咆哮道：“我抗议！这是谎言！除了一部分以外，全部都销毁了，这一小部分，政府保存下来作为紧急储备。”说这话时，杜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茶几，吓得大厅各处的保镖们从盆栽的棕榈树后面伸出头来，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跻身工商界

杜月笙发财之后，有人劝他集资办一点工商业，列名实业界，这样，名望会变得“正派”，地位也能更加巩固。杜对这一建议，击节赞赏，随即张罗起来。他首先于1928年筹办了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后又相继插足别的行当，诸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所办各项实业，“或为单创，或为合营。”1947年，他曾亲自填写了一份“履历表”，其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理事头衔者，有20余个。至于某些次要的，像一般中、小企业挂名董事、理事、监事等，连杜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个。那么，杜月笙是怎么当董事、理事、监事的呢？

话说1936年仲夏的一个晚上，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经纪人杨镜澄、王忠良、张松春、顾竹年及仓库主任黄炳权聚到一起，正为新近出现的业外巨户朱如山、钟可澄等大量囤积面粉，造成连日涨风，各经纪人对面粉涨价危机愁急万分；倘若再涨下去，他们都将破产。经过一番筹商，黄炳权于翌日清晨找到了大达轮船公司和扬州面粉厂经理杨管北。黄对杨坦率地说：“朱如山、钟可澄等常常出入杜公馆，你也是杜公馆的红客，倘能借重一言，用杜的名义在市场上抛出面粉数十万包，迫使当天跌到停板牌价，这样既可以压平涨风，解救许多经纪人的危急，还可以支持交易所，使之不受巨浪所倾覆。……所难者在于杜月笙是否愿被我们所利用。”杨管北意识到这一“良策”若能实现，对自己也有好处，即说：“此事大可做得。”两人同去杜公馆，没想到杜竟爽快地回答：“你们如果‘捏得准’，我也愿意帮忙。”

后来，果然由于杜“帮忙”，朱如山、钟可澄与杨镜澄，王忠良等达成若干“协议”，面粉交易所才算渡过了危机。但正如杨管北所说的那样，“杜先生要么不踏进来，如果踏了进来，他是不愿居于人下的”。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经纪人当然不敢亏待这种人，作为“酬谢”，杜月笙遂被“选”为交易所的理事长。

据说，当杜接到当选理事长的公函时，佯装推辞不就，并将原函退回。该交易所只得派了几位代表亲赴“杜公馆”敦促就职，杜经力劝才接受了这番好意。杜还当场表白：“我原来是强盗扮的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曲鳝（即蚯蚓）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了，你们不要怕我，以后有啥事体我一定帮忙。”杜月笙遂又提出两个条件：“一不到所办公，二不拿薪水。”后来事实证明，“不到所办公”确是真的，而“不拿薪水”，只是一种沽名钓誉的骗人把戏。

建“杜祠”

大概是为了荣宗耀祖吧，发迹之后的杜月笙于1931年在家乡浦东高桥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杜氏家祠。该祠五开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则雄踞着两只张开血盆大口、盘弄绣球的狮子。一些老上海普遍认为，“杜祠落成典礼”是杜月笙生平最引起轰动的杰作，其场面只有清末大官僚大巨商盛宣怀的出丧及外国冒险家哈同的大吊葬可以“媲美”。

典礼活动从6月9日正式开始。事前，蒋介石除以总司令名义送了一方“孝思不匮”的大匾额外，还以主席的名义送了一幅祝词，并派私人代表杨虎到场宣读颂词。段祺瑞、吴佩孚、张学良、于右任、班禅喇嘛等也送了匾。张学良送的是“见义勇为”，吴佩孚送的是“武威世承”，于右任亲题“源远流长”。其他一些南京、上海的党、政、军、绅、商要人，则亲自前来参加典礼；外国人中，有法租界的总领事、领事、法捕房总巡、日本总领事等。

据当时报载，庆祝活动一共进行了三天。由于来宾太多，“每日所开酒席，恒在千桌以上，然仍有多数来宾无法插足。车辆不敷分配，致宾客多徒步来往于浦东及高桥间”。

典礼中最引人注目的是3天中演出的6台堂会戏，而且全是京剧。此次大会串，南北名角，荟萃一堂，男女老少，生旦净丑，应有尽有，可谓京剧界一次罕见的“群英会”。

在这次堂会演出中，还发生了一场张啸林挨一记耳光的“趣事”。

原来，在演出中，前排保留了一些“贵宾席”，供军政要人、豪绅巨贾、社会名流和外国领事、洋行大班专座。一次，有位身穿国民党军服，貌不惊人的来宾，大模大样地坐在贵宾席上。总招待张啸林发现后，便令其走开，因为在张看来，此人不配坐贵宾座。由于张的态度凶狠，开口伤人，使对方难以容忍，遂抬手掮了张啸林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下可惹恼了“张老板”，只听一声呼啸，徒子徒孙们动起手来。在纷乱中，杜月笙闻讯赶到，不禁大吃一惊，他一面把面红耳赤、杀气腾腾的张啸林叫开，一面连声向那位军人赔礼道歉，请他安坐看戏，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原来这位貌不出众的来宾是张学良将军的私人代表，而张学良其时的权威仅次于蒋介石，杜祠悬挂的匾额，依次为：蒋介石、张学良，尔后才是段祺瑞、吴佩孚等元老派的。一位权倾一时的将军的代表当然有资格坐在贵宾席上看戏。张啸林有眼无珠，吃了一记耳光，只能自认倒霉。

组织“恒社”

大概因为吃够了幼时不能从学的苦头，平步青云后的杜月笙对文人墨客、知识分子格外敬重，也正是因为他能礼谦文士，向有“一身傲骨、目空四海”的章士钊、洪宪要角“生平愿为帝王师”的杨度能和他倾心结交。上海一些报人，像王松年、赵君豪、唐世昌、余哲文、姚苏凤、朱庭筠、张志韩等竟向他执弟子礼。和那些舞文弄墨的人相交，则使杜月笙进一步积累了识见，丰富了应付人的经验。

到1932年，杜月笙开始注重外貌上和作风上的改变。他感到对人须“谦虚有礼”一些。于是在衣着方面，短衫裤外面，加穿了长衫、马褂。过去一班同道弟兄，短裤，拖鞋、拷绸衫，粗声暴气，阔步乱闯的人们看到他变了样子，也跟着仿效，同样长袍马褂，佯装上流人的模样。杜月笙曾表示，要不是自己以身作则，这班朋友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即使到了大热天，杜月笙在会客室里也不脱长衫。

为了广结海内各路“豪杰”、贤士，杜月笙的智囊人物陈群、刘春圃、钱新之等向“杜老板”出谋划策，由杜的得力徒弟陆京士等于1932年11月发起，组建了一个团体——“恒社”，英文名曰“Constant Club”（永久俱乐部）。其宗旨是：“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社名是由陈群取的。他引据自强不息如日月这有恒的典故，以“恒”字为社名。社徽系圆形，中间一个大笙，旁有斜月（寓“月笙”名字），周围十几个星星环绕，寓意“众星拱月”。

对于组织“恒社”的意义，陆京士还专门发表过一通议论：“窃以为国家民族存亡之关键，在于国民组织力之程度。……而年来国内各项组织，形式上似甚勃勃，但究其实际，都以适当之条件未备，未能发生真实雄厚之力量。所谓适当之条件者为何？曰有中心，有恒心而已。无中心，则彷徨无所适从，向心力不坚；无恒心则团结不久，离心力必大。唯有有中心之领袖及有朋恒心之分子者，始足以称为现代化、合理化之组织。”在组建恒社过程中，陆京士颇为卖力气，而杜月笙对陆京士确也最为信任。陈立夫曾对人说，陆京士的忠于杜月笙，超过忠于国民党。杜临死前，曾电召在台湾的陆到港面诀。当杜收到陆拟到港的电报，竟不尽慨叹地说：“今天我许了一个心愿，京士如果能到香港，我的病还可以得救。”见面后，杜牢牢抓住陆的手说：“好了，好了，你终于来了。”陆京士是杜月笙临终前电召的唯一门人。

恒社社员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杜月笙初期的弟子，多是些小流氓、包打听、巡捕和赌徒。第二类是当地富户殷商的子弟。这些人在租界里怕绑票，有时还想占便宜，于是走门路，送重礼，以进杜门寻求庇护。第三类人是自己虽在社会上有活动能力，但有时不能畅所欲为，入杜门旨在以展个人“宏图”。

当时入杜门也不是一件易事，还得找关系、“走后门”。首先要找和杜有交情的人向杜说妥，次一步通过杜的亲信安排。“入门”时，先用红帖子开明自己的祖宗三代，并写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的字句，由介绍人和本人具名；然后遵照约定日期备齐礼物，持往杜家行礼。最初要向杜叩头，后来改成三鞠躬，如有多人同时拜门，可集体鞠躬。若是“头面人物”入门，“老师”还得拱一拱手，说声“不敢当”。

恒社成立后的第二年，亦即“八一三”事变后，杜月笙做了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恒社中人，由于杜的关系，一部分参加了运输、慰问、医药、征募、救济等工作；另一部分人参加了特务头戴笠的军统组织，杜、戴之间原来早就有关系，因此特务流氓进一步勾结，遂组成南京军委会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据估计，恒社最初的社员只有几十人，以后发展到近2000人。对此，一些文人墨客慨叹颇多。曾当过黎元洪总统秘书长的饶汉祥专门撰赠杜月笙一幅楹联，而杜也毫不客气地把它悬挂在住宅第一进的大厅，文曰：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被王亚樵看中弱点

杜月笙在十里洋场虽说是一霸，不仅一般百姓不敢惹，就是众多国民党要员也不敢怠慢，然而却有一个人，使他大伤脑筋，有时甚至不得不委曲求全。这位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名叫王亚樵，因为他发现了杜月笙的致命弱点。

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清末在合肥地区从事反清活动，因遭通缉，逃至上海。由于他秉性倔强，好打抱不平，与人交往极重义气，得了个“上海滩上的小孟尝”的雅号。他在上海组织的“安徽帮”有数万人，其核心组织“斧头党”由一批亡命之徒组成。到二三十年代，王亚樵也成为上海的一霸，其势力虽不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但对这三位“大亨”，他却不买账，敢于摸这些“老虎”的屁股。1930年前后，他与杜月笙围绕上海轮船招商局“江安”号的归属问题，进行了一次较量，结果他让杜月笙丢了面子。

那是192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接收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委派赵铁桥为招商局督办。当时身为董事长的李鸿章长孙李国杰颇为不满。于是，这位祖籍也是安徽的官商，通过在沪的同籍名流李次山和关云农，找到王亚樵，请其将赵铁桥干掉；如能如愿，定把招商局最大的轮船“江安”号的用人权及营业收入归王所有。王亚樵听说李鸿章的后代受人排挤，况且又是老乡，而事成之后还能得到重金，遂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指使党徒将赵击毙。1932年，李实践诺言，将“江安”号交给王亚樵。但王手下找不出理想的经理人选，只好请卓志钺出山，卓是“江安”号的前任经理。王亚樵的这着棋遇到了麻烦，因为“江安”号的现任经理张延龄是张啸林的本家侄子，也是杜月笙的门徒，他仗此关系，拒不交卸，并请杜月笙、张啸林为其撑腰。杜遂向李国杰转圜，改给“江华”号。但王亚樵不愿意，这样双方就僵持住了。

王亚樵当然不肯就此罢休。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一天夜里，王亚樵派人把张啸林住宅后院墙炸了一个窟窿，以示警告。张啸林不免有点紧张，他岂肯为了这点“小事”送了性命。杜月笙也意识到这事很棘手，明确表示不再过问。后来，张延龄又以船上生财问题为借口，仍拒绝交卸。王亚樵继续施加压力，命令300多名手执小斧头的弟子，簇拥着卓志钺登上“江安”轮，强迫张延龄交卸。张见此势，吓得魂不附体，随即到杜宅告状，杜却厉声斥责张延龄，令其马上交卸。张无可奈何地把船交给了王亚樵。

事后，有人曾问王亚樵：“假如杜月笙和张啸林也采取同样的手段，码头岂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吗？”王却自信地回答：“绝对不会，事前我已想好了。要知道，杜月笙、张啸林都是小老婆几个，洋房几幢，财产几百万。一个人有了这些东西，就没有勇气同人打明仗，这是他们的弱点所在。我已准备好，如果这次他仍不交卸，我就把‘江安’号给炸掉，大家都不要。我就不信他杜月笙能主宰上海滩上的一切，别人怕他，我偏要同他争一争。”

王亚樵的确看中了杜月笙的致命弱点。就在这一年，他又主动与杜月笙进行了另一次较量。结果，杜仍未敢动王亚樵一根毫毛，而且还托人疏解。

原来杜月笙有个门徒叫孙绍民的在上海浦东私设了一个制造吗啡的地下工厂，因与一职员闹翻，意欲开除，又恐其泄露秘密，遂将那位职员毒死，杀人灭口。那职员被害前，已有蛛丝马迹被家属发现，其家庭遂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结果，家属也遭暗害。此事被王亚樵知道后，异常气愤，乃写信给杜询问根由。杜装聋作哑不予答复。王亚樵马上再函杜月笙说：“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此信一发，王已有杀杜之意。杜接此书，不免恐惧，因为他素知王亚樵说到做到。为了避遭劫难，杜立即请许世英设法疏解。许世英即派同乡王某找王亚樵调解杜事，并捎去致王亚樵的亲笔信，说明杜对王并无恶意。经过许世英从中斡旋，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与宣铁吾交恶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因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生。当时蒋氏父子均住在黄埔军校内，宣曾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因表现忠诚，升为侍卫长。在黄埔期间，宣铁吾与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成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两人才分手。抗战期间，宣任浙江省中将保安副司令，经蒋经国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宣与蒋经国观点一致，都认为只有斗垮恶势力和黑社会，国民党的天下才有可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点名让其任上海警察局长，后由于荣德生绑票案，浙沪警备司令、副司令李及兰引咎辞职，宣又于1946年7月1日兼任警备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的第一次谈话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凡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的这一炮，无疑是要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而首先受冲击的则是杜门的第一红人万墨林。

万墨林也是浦东人，幼年学过铜匠，因和杜月笙有点“边皮”亲，被收为“杜门”听差，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月笙装鸦片烟，遂得到杜的信任，被提拔为客厅管事，后又升为杜府的总账房。据说，万的记忆力特别强，凡到过“杜门”的，他能很快了解底细，杜要和任何“关系户”通电话，他不用翻电话簿，一下就可接通。日伪时期，杜月笙避往香港，万在上海代杜看管家产，一经胜利，就俨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杜回上海后，万更红得发紫，一蹴而升为“米业公会理事长”，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人骂之为“米蛀虫”，万墨林当然首当其冲。当时上海有个唱滑稽戏的筱快乐，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事实，编了一套套滑稽戏词，在电台上猛烈抨击万墨林这个最大的“米蛀虫”。为此，万墨林的手下大打出手，把筱快乐的家砸了个稀巴烂，筱的妻子被打成重伤。

为了“杀鸡给猢狲看”，宣铁吾首先下手令将万墨林逮捕。同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对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杜月笙明白宣铁吾有蒋经国作后台，而自己的莫逆之交戴笠已死，因此不免忧心忡忡。杜的“智囊团”如陆京士等则主张必须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他们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个行业公会，黄色工会为武器，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大叫大嚷，说什么米价上涨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而是产地粮食被共产党所控制，运不出来。宣称“治乱世用重典，政府为民除害，杀一儆百，责无旁贷。”此话一出，万墨林已有杀头的危险。有鉴于此，杜月笙一方面叫军统的小头目戚再玉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不要再骂“米蛀虫”；另一方面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

杜月笙有个门徒陶建芳，既和宣铁吾熟悉，又对杜唯命是从，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滑头人物。杜月笙把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的事交给他。但陶不敢亲自去对宣铁吾讲，就在深夜坐着杜的自备汽车，找宣的部下郑重为商量，说万墨林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视。郑觉得不好推辞，就让陶看望了万墨林。由于郑帮了忙，当天晚上，杜月笙和陶又悄悄来到郑家，杜一面向郑道谢，一面装得一副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误会”。郑不敢贸然得罪这位大亨，建议陶建芳亲自去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所长的关节，如果能拿到病危证明，就能试行交保就医。郑当时认为他们通不了这个关节，万一弄来证明，也可公事公办，不担责任。不料钱能通神，两天以后，医务所果然来了“万墨林病危”报告。郑内心明白，落得顺水推舟，就擅自将万交保就医，要求随传随到。宣铁吾得悉后，大为震怒，他一面斥责郑不该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这位所长一口咬定：“万墨林病危，如不就医，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事到如今，宣铁吾也只得向报界公布一条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时隔不久，郑重为和宣铁吾又谈起此事，宣明言并不是要把万置于死地，只是想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

关于宣杜交恶，还有一段插曲可说。

1947年杜月笙60大寿时，又邀海内京剧界名角，于春季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了两天以示祝贺。宣也是个京戏迷，只要有名角，非看不可。他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剧演员。遇到如此盛大的群英会，宣怎么肯放过。但当杜月笙给他发了最好的二排请柬时，他又碍于面子不肯去。由于实在不愿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宣另外在第六排搞到一张招待券，微服改装，扮成一个商人，悄然前往。所有的军宪、特务和杜门子弟，竟没有一个认出“宣司令”。当时的中国大戏院已是个年久失修的旧戏院，当第一天的《龙凤呈祥》演到一半时，圆顶上掉下一大块石灰，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顿时全场目光扫向宣铁吾，宣一时窘迫万状，唯恐被人识破真相，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门口，杜门子弟才认出“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赶，连在场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为宣铁吾设宴压惊，但遭到宣的拒绝。

儿子下狱后的反击

1948年5月，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动荡不安，物价无止境地上升，通货无限地膨胀。当时，法币的票面出现了500万元的赫赫大数，法币的发行额竟达到了天文数字；物价的指数爬上了700万倍的高峰，这种恶性循环的波动，已经快把整个社会经济冲到了崩溃的边缘。随着这种情况的演变，社会两极的分化，日趋剧烈。财富加速地集中，贫困普遍地扩大。一方面少数豪门、巨贾利用经济的动乱，投机操纵，一转手就落得千百万亿的赚账；一方面是多数固定收入的薪金阶层，实际所得不断地降低，片刻间收入大打折扣。多少人因最低生活无法维持而自杀。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种对比在纸醉金迷的上海表现得尤为严重。

就是在这种充满危机乱源的情势之下，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批准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其主要办法是停止法币的发行；改发金圆券，规定一圆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元。并规定同年9月30日以前，所有私人持有的法币、外币、黄金、白银，均须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经济管制。因上海是经济管制中心之一，蒋介石遂派俞鸿钧为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蒋实主其事，俞仅是挂名而已。蒋经国在8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离京赴沪。今日政府公布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

蒋经国赴上海时，还带了一批旧部下和学生，其中最得力的是俞季虞和高理文。俞被任为督导员驻守处的秘书，高是向外发言的秘书，两位“台柱”都是蒋的留俄同学。在随行人员中，还有数百名武装特务，这些人将组成逮捕“不法”之徒的“打虎大队”，由王升担任大队长。到上海后，在外滩中央银行办公。当时和蒋过从最密的人，除俞、高、王外，还有宣铁吾、王新衡。王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蒋走马上任后，一再宣称要镇压奸商，抑平物价。“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这是蒋氏当时的一句名言。蒋经国的行动，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的中汇银行，由三少爷杜维屏任经理。杜看到蒋经国来者不善，就拟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此事被王新衡悉知，就报告了蒋经国。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了杜维屏，将其扣押在警察局看守所内。杜维屏被扣，马上震动了上海滩，街头巷尾，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当时各报以通栏标题加以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

对杜月笙来讲，从来是只有“捉”人，没有被人“捉”过。蒋经国的下马威，使他愤怒到了极点。杜维屏被捕后，“杜门”徒子徒孙建议“老师”给蒋经国点颜色看看，让这位“皇太子”知道上海滩不是新赣南。但杜月笙却不动声色，既不向主管方面求情，也不跟亲朋故旧诉苦，甚至一本正经地说：“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杜维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救他。怕什么，我有八个儿子，缺他一个，又有何妨。”其实，久经沙场的杜月笙哪会就此罢休，他表面上无动于衷，暗中却在窥察着反击的机会。为此，他暗差小喽罗们搜集蒋氏姻亲、豪门权贵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情报，以便找到突破口。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把各业巨头召到浦东大楼，准备对杜月笙施加新的压力。他唯恐杜不到会，还特遣王新衡去杜宅“相邀”，杜月笙明知是“皇太子”摆的“鸿门宴”，却不便“拒邀”。会议一开始，蒋经国即正色道：“对这次币制改革，上海各界人士热烈赞助者很多，但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影响国计民生。本人此次进行经济检查，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

蒋经国的话显然是讲给杜月笙听的。岂料他的话音刚落，杜即起立发言：“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在囤积的货色方面，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的亲友的物资登记查封，也希望蒋先生能一视同仁，把扬子囤货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服人心。”杜月笙还软中带硬地说：“倘若蒋先生吃不准，我可以陪你去检查。闲话一句，我身体有病，不能多坐了。”说完离座而去。杜的发言如一颗重磅炸弹，语惊四座，工商界的巨头们不禁暗中佩服这位大亨。杜既然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皇太子”自然也不会示弱，他立即表示，“扬子”如有犯法行为，决不宽恕。

顿时，“扬子囤货案”弄得满城风雨，街谈巷议，纷纷嘲讽蒋氏家族的丑闻。

扬子公司原是一家“皇亲国戚”公司。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蒋经国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后，这家公司毫不收敛，依旧大囤货物，进行投机。孔少爷凭着他是蒋介石的外甥，根本不把“打虎大队”看在眼里。一次，他在遭到检查时竟拔出手枪拒检，强行冲过防区，扬长而去。蒋听后也无可奈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杜月笙先发制人，把扬子公司囤货案推到蒋经国的面前，使他左右为难。他想，如果按兵不动，杜月笙等奸商恶霸、工商巨子岂肯善罢甘休？如果彻查扬子公司，又会受到来自家族内部的巨大压力。蒋经国权衡再三，还是下决心令手下到扬子去搜查。结果于9月29日、10月1日在扬子的三处仓库搜出西药、颜料、羊毛毯、钢精锅、玻璃、自行车、洋酒、化妆品、滴滴涕、细布等大量囤积货物。当时的热门货“龙头细布”，扬子公司囤积了数万匹，而市面上却一寸也买不到。

蒋经国接到报告后颇为难堪，遂下令查封。“扬子”三仓库被封后，孔令侃开始并不惊慌。他一面对外宣称，这些货物早已登记；一面继续提取被封物资，以高价抛售。几天以后，蒋经国亲临孔宅，要求他以党国利益为重，作个表率。但孔令侃并不买账，结果不欢而散。临走时，蒋经国坚决表示要以法办事，决不留情。

为了防止蒋经国真的采取这一手，孔令侃立即向小姨妈宋美龄求援，哭诉蒋经国自刃手足的举止。宋美龄唯恐家丑外扬，两败俱伤，遂乘飞机往上海。据当时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所记，那天南京官邸正在举行灯火辉煌的宴会，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然来了紧急电话，神采飞扬的宋美龄接完电话，立即离开宴席，匆匆而去。

宋美龄赴沪后把蒋经国、孔令侃召到孔宅进行调解，不料双方各执一端，越闹越僵。孔令侃冒出这样一句话：急了，狗也要跳墙。如果我走投无路，就向新闻界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资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听了，担心事情真的闹大，急忙给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拍去加急电报，催他立即南下，处理这件大事。蒋介石于10月8日深夜到达上海听了原委后，不禁埋怨起儿子来，认为他毕竟出道不久，怎么假戏真做，打“虎”打自己家族头上来了。结果，扬子一案不了了之。杜月笙的三公子也早在此事了结之前出了狱。

不久，蒋家王朝由于其军事失败和政治腐败而土崩瓦解，杜月笙赖以发迹和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也失去了。

1949年4月，他托病离沪到香港，1951年8月16日，因病结束了自己作威作福又作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