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21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将“战争赔偿不等于战争受害赔偿”“中国政府放弃的仅仅是战争赔偿”这一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以《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万言书”的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引发巨大反响。

20多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走得并不顺畅，中国国内法律的限制和日本有关机构的抵触，成为中国民间索赔的桎梏。如何看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遭遇的困境？解决出路在哪里？6月3日，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对童增进行了专访。

1800亿美元“受害赔偿”

记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

童增：18世纪，战败国赔偿战胜国的损失主要是战争赔偿。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种赔偿在实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出现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两种形式。

从赔偿原因看，战争赔偿主要是发动侵略的战败国给被侵略国家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受害赔偿是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在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交战国人民及其财产所犯下的多种严重罪行而必须承担的赔偿。这种赔偿并非双方交战时的直接后果，而是侵略者丧心病狂的故意行为，如损毁平民的财物，屠杀平民、伤病员和战俘等。

根据战后的国际惯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年—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理论上约为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

1972年，我国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对我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赔偿，也就是其中1800亿美元的民间受害赔偿，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

迟来的“强制执行”

记者：近日上海海事法院为执行我国民间对日索赔生效判决，依法扣押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船舶，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对于这件事，您怎么看？

童增：上海海事法院这次强制执行，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个案子1992年在上海海事法院就立案了，2007年一审中方胜诉；随后双方都上诉，2009年二审中方胜诉；2010年，对方提出再审，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其实从二审胜诉之后就应该强制执行，但拖了5年才实施。

为什么一直没能执行？最主要是日本三井公司和他们所聘请的律师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比较在意中日关系，因此政府是绝不可能强制执行的，所以他们一直拖着不执行。

可以说，这次扣押日本商船，对世界来说都是个不小的震动。对二战以来的问题，我们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为以后处理类似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国际范例。

同时，这件事对中国的受害者来说，也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这是几十年来我们胜诉的第一个案子，四代人打了几十年官司，非常不容易。因此可以说这是对日军当年对中国暴行的强有力的一次维权。

国内起诉的优势

记者：今年有多起对日索赔的诉讼在国内进行，而以前类似的诉讼都是在国外进行。与在国外进行诉讼相比，在国内进行诉讼的可行性和优势在哪里？

童增：自1995年以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本提起诉讼20多起，至今无一原则性胜诉。

主要原因是在军国主义思潮和右翼势力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对二战期间所犯战争罪行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在对待侵华历史上不道歉、不赔偿、不认账的态度，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官司在日本法庭上很难获得公正的判决。其次，中国民间的对日诉讼都是在日本开庭，原告在地点、法律体系上都没有优势。

在中国境内提起对日索赔诉讼具有可行性，主要依据是法律依据，也就是司法管辖权。因为当年日本犯下战争罪行的地点就是在中国，更何况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遗弃的毒气弹至今仍在危害中国人的生命，所以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属地管辖的权力。

从国际上已经发生的二战索赔诉讼来看，在战争发动国提起索赔诉讼的较多，在受害者所在国提起诉讼的也有，这也为国内诉讼提供了范本。因此，从2005年开始，我和一些律师一直在倡导和推动对日索赔在国内起诉。

仍未落地的“另一只脚”

记者：中国政府对于民间对日索赔的态度是怎样的？近几年是否有所转变？

童增：中国政府对民间对日索赔的态度有三个阶段。在最初的阶段中，政府认为1972年放弃了赔偿，此时如果有声音出来说要进行民间对日索赔，政府会认为提出民间对日索赔会影响中国的外交，也会给社会安定带来不利因素。

进入20世纪，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给民间对日索赔做了很好的舆论铺垫。信息流通越来越多，政府部门也逐渐对民间对日索赔开始认可，一些民间对日索赔的行为也被默许了，不会再进行干涉。

第三个阶段，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政府主动推动民间对日索赔的开展。希望外交部能够正式地对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不包含民间赔偿。尽管在很多场合中国外交部都明确表示，日本对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否定态度是无效的、非法的，但是至今仍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可以说，近两年以来，政府对于民间对日索赔的态度已经是一只脚迈入了第三阶段，如果有一天政府能够正式宣布自己的态度，那么另一只脚也就落地了。

外交障碍难阻正义追索

记者：在民间对日索赔方面，目前中国的大环境如何？开展民间对日索赔的最关键之处在哪里？

童增：民间对日索赔能够顺利开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民间力量的推动，有一批有志之士为了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在奔走呼号，包括受害者、律师、学者等。

另外，随着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后，政府对于民间对日索赔的态度有所转变，这就为一些诉讼的进行，营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同时，媒体的呼吁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有了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现在对于民间对日索赔已经有了统一的社会共识，有了很好的民意，这将为诉讼营造非常好的环境。

民间索赔的潮流是压不住的，外交上的一些障碍是阻碍不了的，对日民间索赔是正义的事情，也许在一定的环境中，可能10年不行，20年不行，但是总有一天可以做成，这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有很多老百姓都在支持，甚至国际上很多国家其实都认可中国没有放弃民间受害赔偿。只要我们依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日本是会改变态度的——这次强制执行的案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相信以后将会有更多案子胜诉。

“受害者已经等不起”

记者：您认为民间对日索赔的前景如何？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童增：民间对日索赔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政府的认识和决策。如果政府认为民间对日索赔会影响到中日友好关系，而在这件事上态度模糊的话，就不利于索赔活动的展开。

从抗战胜利50周年，到明年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70周年，我可以感觉到民间对日索赔开展得越来越顺利。这次扣押日本商船也是给了大家很大的信心，相信2015年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民间对日索赔是正义的事情，一定可以成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20世纪90年代，很多当时的受害者都给我写信，他们当中最大的93岁。很多人都逐渐去世，活着的受害者越来越少。我们不能再像是在日本打官司那样，几十年都没有结果，因为这些受害者已经等不起了，所以在国内开展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也是希望受害者能够早一天看到日本谢罪赔偿，不留遗憾。

我现在正在将这些信件扫描上传，制成电子版，并请人翻译成外语，准备在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出版，为后人保留一份原汁原味的史实资料。

索赔榜样犹太人

记者：类似的问题是否有国际先例？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童增：在索赔方面，不论是政府索赔还是民间索赔，有很多国际范例。例如犹太人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一直在要求赔偿，到现在仍在追讨。韩国做得也可以，尽管当时放弃了赔偿，但是依然不放弃索赔。

通过国际上的一些事例也可以看出，开展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并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也不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例如德国和法国，也是因为战争索赔而打官司，但赔偿之后，他们的关系依然非常好。还有日本和韩国，也有索赔起诉，但是现在关系也不错。

民间对日索赔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中日关系长期友好，因此政府完全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汇入到民间对日索赔活动中，再加上法院能够依法判决，就能更好地促进民间对日索赔活动的开展。

如果对日索赔成功，那么日本侵略中国并制造众多惨案的事实将被坐实，一旦日本谢罪赔偿，再想篡改历史就不可能了。同时，也是为众多受害者讨回了公道，大大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

■关于童增

1982年四川大学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1990年撰写《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万言书，掀起大陆民间对日索赔浪潮，被誉为民间对日索赔奠基人，收到受害者近万封来信。1995年代表中国受害者委托日本律师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获得日本200多名律师的支持并有日本10万人签名支持。

2005年童增又倡导把官司搬回国内打，近年来上海、重庆、浙江、河北、北京受害者先后提起诉讼，其中在北京二中院的起诉已正式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