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谈判中的秘密使者

● 尹 骐

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中共老党员潘汉年在第二次国共和谈期间“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

此事究竟如何，其中自有奥秘。

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事处里，一片温馨的气氛

莫斯科。1936年2月初的一天。

北国严冬，寒气袭人。大街上只有稀少的行人裹着厚厚的冬装匆匆地走过。街道两旁干枯的树枝在冷风中微微抖瑟着。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国际代表团办事处里，此刻却是一片温馨舒畅的氛围。暧气烧得很热，室内春意盎然。人们的心情似乎也很不错。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充满着一种乐观的期望。自从半年多前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来，许多国家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关于停止国内战争建立反对日本侵略者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言（后来史书通称《八一宣言》），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内的一些进步政治力量做出了积极反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些地方实力派已经表示不参与所谓“剿共”内战。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政见分歧日趋明朗，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就国民党的决策层而言，一些实权人物开始采取了较为松动灵活的态度。

在代表团的一间小办公室内，王明正在和数日之前才来莫斯科的潘汉年进行着重要的谈话。王明以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人的权威身份和理论家的雄辩姿态，对潘汉年分析了自共产国际“七大”以来形势的巨大变化，他指出，实践已证明共产国际所确定的组织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策略的正确性。我们党提出的在国内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战线的主张，也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坚决反共的政策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军队的领袖人物也不愿意继续参加“剿共”内战了。蒋介石政府已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他们也并非不想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又深感其财力物力的不足，强调要做好准备，特别是需要寻求国际援助。英美等西方国家虽一贯支持蒋介石政府，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也不能给中国政府以大量的援助。只有社会主义苏联，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援助中国政府抗日，蒋介石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苏联的援助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剿共内战，把援助完全用于抗日的目标。苏联的这一外交行动对于我们是很有利的。面对这一情况，蒋介石政府已经从坚持剿共灭共的顽固立场上有所退步，开始寻求和中共联系谈判以实现停止内战的途径。南京方面不仅已通过某些渠道和国内的中共领导机构进行了初步联系，且通过他们的驻外机构来和我党进行联系。他强调说：“不久前国民党中央的重要决策人物陈果夫、陈立夫通过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来和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接触。这些情况你是已经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求我们派人回国去和南京方面直接联络，沟通国共双方的意见，为进一步谈判做准备，我们已表示同意。”

说到这里，王明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他就以部署工作的语气对潘汉年说：“今天同你谈，就是准备让你尽快回国去和南京进行联络，由你去当面转达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主张，同时也直接听听他们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你在国内已经有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你和陈铭枢、蔡延锴、陈济棠等人都打过交道，相信你此番回国也一定能很好地担负起这项重大使命的。对此，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吗？”

潘汉年想了想回答说：“要我去担当这项任务，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何时动身，行前还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可否请你再具体谈谈。”

王明说：“你同意去就好。动身时间不必太急，交通路线由组织上来安排。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剿共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再谈判组成一个联合的国防政府和联合的抗日军队。我们党愿意接受这个联合政府的领导，我们红军可以接受政府统一指挥参加对日作战。”王明要求潘汉年在和南京方面取得联系，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再设法去西北地区找到党的中央机关报告情况。他最后说：“你在动身前，还要和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部门联系一下，带去通讯密码，到达西北之后交给中央，以便尽早恢复中断很久的中央和‘国际’间的电讯联系。关于你回国之后怎样和南京方面取得联系，你可以再和邓文仪联系见一次面，直接商谈一下。”

和王明谈话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曼努意斯基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市中心的苏维埃大旅社。在一间宽敞的客房里，潘汉年见到了事先约好在此会面的邓文仪。潘汉年过去没有和邓单独接触过，但知道他颇受蒋介石器重。邓曾在苏联和蒋经国有过同窗之谊，回国后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过。蒋介石派他出任驻苏联使馆的武官，据说不仅是为了加强对苏外交活动，而且还设法寻找当时下落不明的蒋经国、向苏方交涉让蒋经国回国的任务。

在曼努意斯基简短致词后，潘汉年首先说：“邓先生，我此次奉命回国和贵党中央进行联络，但我现在连进入国门自由都没有哩！”邓文仪立即答复说：“潘先生到达香港之后，请先给陈果夫先生直接写信通知他。他将派人到香港去和你联系，然后一起去南京。”说完，邓随手递给潘汉年一页写有陈果夫地址的信笺。

接着邓文仪问道：“中共方面对于即将开始的两党谈判的基本态度如何，可否请潘先生说说？”

潘汉年回答说：“我党对国内问题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实行联合的基本方针，在我们公开发表的《宣言》中实际上都已明确提出了。现在的情况是，国内战争仍在进行。国民党的军队还在追击红军。当前首要的步骤是必须立即停止内战，结束军事行动，这应当是谈判联合的前提。”

会见很快就告结束。当香槟酒被放在客人面前时，曼努意斯基请潘汉年和邓文仪共同干杯，祝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未来的谈判与合作中取得成功。

香港——潘汉年和张冲在九龙酒店会面

香港。1936年7月8日。

这一天本埠的《生活日报》上登出了一则寻人广告：

“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这则在局外人看来极普通的寻人启事，实际上却是极不寻常的。“叔安”是潘汉年，他给南京陈果夫的信中用的就是肖叔安这个化名。黄毅，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CC派大将之一张冲的化名。登广告是潘汉年和邓文仪在莫斯科约定的潘与陈果夫派的人在香港取得联系的办法。

广告见报第二天，潘汉年和张冲在九龙酒店会面。一条联结国共两党的谈判与合作的新的重要渠道就此打开。

打通这条联络渠道，仅从2月在莫斯科约定到7月在香港见面，就用了足足半年时间。

2月在莫斯科接受回国任务之后，潘汉年稍事准备，即由中共代表团干部欧阳新护送（潘汉年不懂外语。欧阳原是潘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助手，来苏已久，由他护送，既当翻译又当向导很合适）前往列宁格勒，从那里乘船去希腊，绕道回国。不料船离列宁格勒不久，共产国际急电要他们中途靠岸时速返莫斯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希腊政治情况发生突变，他们将无法在希腊港口安全上岸。直到4月初，组织上重新决策，让当时正在莫斯科逗留的胡愈之陪同潘汉年一道回国。这次是以旅游者身份乘国际列车取道巴黎，转赴马赛再乘船直达香港。因有胡愈之陪同，语言方面没有困难，胡是精通外语的。胡愈之原是中共秘密党员，不久前才从上海经香港、巴黎，赶到莫斯科，任务是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报告，经过杜重远的积极工作，已争取到张学良决心联共抗日的情况。因为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久，胡愈之获得情报后无法直接向中央报告，只好舍近求远，去向中共驻莫斯科的机构传递信息。可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和长征途中的中央也已中断联系。潘汉年还是半年多之前，即1935年9月，和陈云一起从长征途中辗转了很久，才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有关状况的。潘汉年回国的主要任务是去南京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联络，另一重要任务便是设法到西北去找到中共中央。为此，他在回国之前，还由卢镜如陪同到“国际”机关去用强化记忆的方法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以便回国后提供中央机要部门使用。

潘汉年和胡愈之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相识，这次同行，组织上事先交代，以后胡的工作由潘直接领导。朋友加同志，两人在漫长的旅途中倒也减少了寂寞，他们多次倾心长谈，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5月末到达香港，潘汉年立即给南京的陈果夫发出信件，要他派人到香港联络。与此同时，他又派胡愈之到上海，去了解目前中共在沪组织活动情况，并进一步打听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的情况。

潘汉年是一位勇于开拓的干部。他在香港等待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时，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先后拜访或约见了当时在港的各方面人物，包括救国会的成员邹韬奋、陶行知，原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桂系驻香港的代表王公度、刘仲容，以及梅龚彬、胡鄂公、钱铁如、叶挺、柯磷等一批朋友和同志，一面向他们了解目前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状况，一面积极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准备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合作的意向。当时在港的一般进步人士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福建事变前后提出的“反蒋抗日”的口号上，一些人还在酝酿联合西北各军事力量进行反蒋抗日的统一行动。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建议他们突出抗日的大目标而不要强调反蒋的要求，以便创造条件争取实现联蒋抗日的目的。例如救国会当时提的口号就比较“左”，而过“左”的口号对于统一战线的形成是难以起积极作用的。潘汉年便说服在港的邹韬奋、陶行知，让胡愈之帮助他们按《八一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文件：《告全国同胞书》。这一文件拿到上海后，沈钧儒签了名，章乃器却嫌文件过“右”而不签名，坚持要改。这一文件被转送到陕北，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名义给章乃器等救国会领导人写信作了解释之后，才形成共识。

派往上海的胡愈之很快就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他通过关系找到了刚刚从陕北派到上海不久的冯雪峰，将潘汉年到达香港和此行所负的重要使命告诉了冯。冯便迅速赶到香港去向潘汉年介绍了他从陕北到上海前后所了解的情况，并告诉潘说，上海和陕北之间已有秘密电台可以直接联系，从西安到陕北去也已经有了秘密交通渠道。

但是，写给南京陈果夫的信却迟迟未得回应。直到7月的第二个星期，才见到《生活日报》上的那则广告。

原来，陈果夫和陈立夫收到潘汉年发自香港的信件之后，并没有采取积极行动立即派联络人员前往香港。原因是复杂而微妙的。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二陈，尤其是陈立夫，确实比较倾向于主张停止剿共内战，和中共进行谈判，促成联合抗日的。但他们也知道反对这一主张的还大有人在。而蒋介石当时在“攘外”与“安内”问题上还远没有做出明智的决断，依然在坚持剿共的旧政策轨道上运行着。他当时正在洛阳前线亲自指挥剿共战争，声称不解决共党的“武装割据”决不停止军事行动。因此，二陈虽自去年秋季以后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秘密行动设法沟通和中共的联系渠道，为谋求通过谈判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他们也不想操之过急，立即打开谈判的大门。他们事实上还处在一种政治试探的过程之中，只想先了解一下对手的谈判价码，更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剿共军事行动获得顺利进展以便增加国民党方面的谈判筹码。他们还担心，一旦把中共的代表请到南京，消息传出去不仅会受到一些顽固人物的非难，而且可能会引起蒋介石的责怪，说干扰了他的军事决策。因此，在收到潘汉年的信件后，他们没有立即回复。但他们也清醒地知道，已经打开的联络渠道，决不能轻易放弃。他们认识到，谋求和中共谈判解决国内问题，事实上已经是国民党摆脱被动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他们和中共的秘密联络行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蒋介石默许，只是眼下还没有形成非立即谈判不可，除此别无选择的政治气侯而已。经过再三斟酌，决定采取低姿态，以不紧不慢的节奏和中共代表接触，既可以讨价还价，又留有余地。

这样，到了7月初，二陈才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张冲，前往香港迎接潘汉年。

南京——潘汉年抵达后被安排在扬子饭店住下

张冲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是位颇为能干又比较开明的人士。他原是一热血青年，投靠国民党实力人物陈果夫、陈立夫，成为CC派的得力干将，深受器重，直到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思想敏捷，头脑清楚，较早地认识到国民党实行坚决反共政策不会有根本的出路，而主张停止内战和中共实行合作。后在国共谈判期间曾秘密访问过陕北，并会见了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受到了积极的影响，更使他确信反共剿共的政策不可取，进一步增强了必须和中共实行联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此后，他一直是一位热心促进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多次参与沟通联系和谈判活动，和中共方面建立了较深的关系。后来不幸病死于重庆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曾亲往吊唁。

在香港九龙酒店会见之后，张冲便请潘汉年随他一起前往南京。轮船从香港到上海足足航行了三天。潘汉年和张冲同处一室，他们虽然是分属于对立政治集团的代表但又都是具有相当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的人物，即使是初次接触，也不能不进行适度的交谈。张冲首先向潘汉年坦率地介绍了自已的重要经历，并且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他说，他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大革命后在哈尔滨做过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当局逮捕坐了监狱，是国民党把他从监狱中释放的。从此他便信仰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

潘汉年也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与观点。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已有十年。我原是个文学爱好者，也写过作品，编过刊物，希望用文学为改造社会人生服务。但我后来更相信革命是改造社会与人生的最有效办法，我因此也就放下了文学，专门干革命了。我去过江西，参加过长征，到过莫斯科，现在奉命回国和国民党联络，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抗日是我们共产党人当前的主要奋斗目标。谁赞成抗日，我们就同他联合，并不问他信仰什么主义。”张冲说：“我个人赞同你们这个观点。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停止内战联合起来抗日。信仰的不同不应成为联合抵抗日本侵略的障碍。在强敌压境的危机严重之际，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内战下去而不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潘汉年觉得张冲对联共抗日的态度是积极的诚恳的，便又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对他讲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和重要的方针政策。张冲则表示国民党当局已经在重新检讨原有的政策，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政府正准备和苏联修好，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也准备和中共进行谈判解决国内问题，把全国的力量统一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侵略。

这两位国共谈判合作的联络代表，经过数日的朝夕相处和坦城的交谈，彼此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后来在多次的接触与谈判中，他们也一直以诚相见，比较友好。1939年春天，潘汉年从延安去香港途经重庆时，当时在蒋介石手下管苏联军事顾问工作的张冲仍然热心为潘汉年弄飞机票，亲自到机场送行。

抵达南京之后，潘汉年被张冲安排在扬子饭店住下。过了一天，张冲到饭店对潘汉年说，他已将潘的到来向陈果夫、陈立夫先生报告了。二陈要他向潘先生转达的意见是：

一、他们对于潘先生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热诚欢迎。潘先生在南京的安全绝无问题，但请潘先生不要外出活动，保守此行的秘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二、他们目前还不便向蒋先生报告国共谈判的事情。因为蒋先生现在不在南京而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

三、他们决定派曾养甫作代表先和潘先生进行初步会谈。以便同潘先生交换一些国共双方关于谈判的意见。等潘先生去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诸位先生见面，并将中共方面的具体谈判意见带来南京之后，再进行正式谈判。

几天之后，潘汉年和曾养甫就在扬子饭店进行了初步会谈。曾养甫也是二陈手下的大员，CC派的骨干人物。当时任铁道部次长，一直以从事实业和建设方面工作为主。由他出面和中共代表会谈，据说是有助于掩人耳目，便于保密。会谈中，潘汉年首先向曾养甫转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条主要意见，即：（1）立即停止内战；（2）必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3）军队实行联合抗战。曾养甫表示，他将把这意思报告给国民党中央。接着，他代表陈果夫、陈立夫向潘汉年转达了两条意见，即：（1）国民党对于抗日是有决心的，但需要做好准备。蒋先生反对空谈。目前外交问题敏感而险恶，希望中共方面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接触搞对外宣传；（2）国民党认为，国共合作谈判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队问题。欧洲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武装，而中共目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能否象北伐时期那样，不搞军队只搞政治活动。曾养甫最后说，请潘先生把这两条意见向在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先生等报告。等陕北有了具体意见后再通知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负责和中共进行联络。

和曾养甫会谈结束后，潘汉年便结束了这次神秘的南京之行。他立即赶到上海进行前往陕北的准备工作。他和冯雪峰一起研究了去陕北的交通路线，并决定请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到上海来一趟，以便共同做到妥善安排。

在等待刘鼎来上海的空隙时间里，潘汉年又抓紧时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通过地下党的联系，分别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等上层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赞同。不久，刘鼎应约到了上海。潘汉年和刘鼎几年前在中央特科曾有过一段共事的经历，关系颇深。他们一别数年，此番相见倍感亲切。潘汉年简要地向刘鼎谈了他此次回国以及即将赴陕北的主要任务。刘鼎则向潘汉年详细介绍了目前经西安去陕北的交通路线，同时汇报了他目前在西安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红军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工作。

在刘鼎的陪同下，潘汉年8月初到达西安。他在西安停留了两天，然后根椐刘鼎的具体安排，由东北军护送穿过军事防线，于8月8日抵达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

保安——1936年，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精英人物

位于延安西北百余公里的保安，原是一块偏僻落后的土地。但在1936年至1937年间，这里却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领导机构所在地，聚集了一大批精英人物，策划着中国革命与未来的命运。

潘汉年于1935年春奉命离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队伍，时隔一年半，他又在保安这偏僻角落回到了党中央和红军的中枢机关。这一段时间政治风云变幻和他个人的艰幸跋涉，使他感慨良多。他没有和红军一起走完长征的全程但却经历了一条也许是同样险阻的长征之路。离开红军时，他是扮做商人，混在一群不法商人和鸦片烟贩子当中，偷越层层封锁线，从贵州经广西、广东长途奔波到香港的。然后又经上海、海参崴赶到莫斯科。整整费了半年多的时间。此次由苏联回国同样经历了许多周折，历时半年之久，才又回到党中央和红军队伍之中。

潘汉年在保安受到了中央许多领导人亲切热情的接待。他是自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以来第一个恢复了直接联系的使者。他带来的新编密码，重新沟通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令人鼓舞的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被孤立和隔离近两年之后，终于冲出了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重围，走出了困境。潘汉年被特意安排和张闻天住在一起，以便向这位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详尽地汇报莫斯科的一切以及他南京之行的经过。

潘汉年到达保安后的第三天，中央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潘汉年汇报的关于他在莫斯科接受指示以及在南京和国民党当局初步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国民党。并且同意周恩来在会上的建议，决定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5日，中央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的问题。潘汉年列席了会议。

会后，张闻天通知潘汉年，要他准备起程前往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联络与谈判。毛泽东这时正忙于战事。他在前线特地给潘汉年发了一份电报，指出“南京政府已确实开始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电报说“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潘汉年离开保安之前，在听取了张闻天的谈话后，又分别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住地，接受了他们的具体指示。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着《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简称“八项条件”）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等重要文件从保安出发。临行前，中央又指示他路经西安时去拜访一次张学良，代表中共向张介绍中共中央最近决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尤其要说明从联合反蒋抗日到争取联蒋抗日策略转变的意义，说服张“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同时要和张学良一起商讨蒋介石正企图将东北军调离西安开往福建的对策。

和潘汉年一起离开保安前往西安的，还有一位中央大员叶剑英。他是奉命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和张学良谈判有关军事防务的。和这位红军儒将结伴同行，潘汉年颇不寂寞。他们一路上谈了许多彼此感兴趣的问题。

在西安，潘汉年原计划立即会见张学良。不巧张患牙疾就医。潘只得等候，并给张冲发电，说明要在西安逗留几天，不料张冲接电后立即飞抵西安，找到潘汉年，询问中共领导对国共合作谈判的最新决策精神。潘觉得张冲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积极热诚，也就坦率地向他介绍了中共中央最近决定的有关国共合作谈判基本方针和各项条件，以及目前陕北的大概情况。

大约一个星期后，张学良牙疾痊愈，潘汉年在孙铭九、苗剑秋的陪同下会见了张学良。他向张详细地陈述了中共中央最近确定的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方针和基本条件，并转达了中共希望张学良将军“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争取国民党政府能够转到抗日的立场上来。他们又共同讨论了对付蒋介石准备调东北军去福建使东北军和红军完全脱离接触的企图，认为必须采取积极灵活的办法，不让蒋的隔离与孤立东北军的企图得逞。

在此期间，叶剑英也会见了张学良，就军事防务问题进行了讨论。

10月5日和7日，潘汉年和叶剑英两次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报告他们在西安与张学良分别会谈的情况。

为了尽快将陕北中枢的精神向在上海的上层民主人士转达，潘汉年在离开西安到达徐州中转津浦线火车时，提前给南京的张冲发去电报，请他到浦口见面，他本人将不在南京停留。

当火车到达浦口时，张冲果然已在迎接。潘汉年将从保安带来的几份需要交给国民党当局的文件亲手交给张冲，让张转达。潘说，他将在上海住下来。南京方面在研究了中共的这几份文件之后有什么答复和建议，请及时和他联系，他将和他联系的地址与办法告知了张冲。随后，潘汉年就过江直接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上海（一）蒋介石和陈立夫都把形势估计错了

潘汉年是继4月间陕北党中央派冯雪峰来上海之后的第二位中央代表。冯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联系、了解情况。潘这次来却肩负着更重大的多方面的使命。

潘汉年除等待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消息外，首先抓了中共的组织建设工作。按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机构。他被任命为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办事处迅即开展了工作。

潘汉年还积极展开上层的统战活动。他首先会见了宋庆龄，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并按照毛在保安时的嘱托，向宋庆龄“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和宋一起“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同时约定以后由地下党员李云（祝秀贞）担任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任务。接着，潘汉年又将毛泽东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救国会领袖人物的信件亲自交给他们。毛在信中特别写道：“托汉年先生与诸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先生的热烈希望。”并将中共中央最近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一一向他们介绍，并征询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当时在“反蒋”还是“联蒋”问题上，党内外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说服党外上层民主人士中的不同意见，并不简单。

不久，张冲到上海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和陈立夫见面。到南京后，潘被安排住在中央饭店，第二天，就由张冲陪同到陈立夫官邸和陈正式见面。陈对潘再次来南京联络表示欢迎之后说：“你带来的几份文件，我们都已拜读了。现在已经呈报到蒋先生那里。蒋先生还没有正式召集会议研究谈判的具体条件。今天，我想先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意见，请你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诸先生转达：（1）对抗日，我们是有决心有打算的。但不能空谈抗日，而应当做好准备。没有准备好，只是宣传空谈，反而会被日本人所利用。（2）贵党文件提出的组织抗日联军的建议，好象是两个国家在谈判，这使我们感到不解。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但都没有军队。中共既有军队，又有所谓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一种‘割据’状态。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3）我们的意见，是希望中共放弃这种‘割剧’，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至于中共的干部和毛泽东、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那好解决。干部可以适当安插，毛泽东、朱德等先生如感不便，可先出国考察一个时期。”

陈立夫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国民党决策层虽然表示愿意谈判国共合作，但反共的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们迫于国内外形势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准备和中共谈判实行联合抗日的姿态，但又企图利用联合抗日的名义将中共的武装力量瓦解，将中共的根据地政权取消，迫使中共在国民党统一领导下成为国民党政权下的附庸力量。

对于陈立夫所谈的意见，潘汉年当场并未直接批驳。因为陈声称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些意见”具有某种试探性质。潘这时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是以联络代表身份工作的，因而也就没有就谈判具体条件问题同陈立夫争辨。他只表示可以把陈的意见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达。

和陈立夫首次会晤后，潘汉年立即返回上海，他一面将与陈的会晤情况电告陕北中央，一面继续在上海开展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并不理睬陈立夫所说的“不要空谈宣传抗日”的要求。

中共中央根据潘汉年报告和形势的最新发展，决定正式委派潘汉年为谈判代表。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打电报给潘汉年，要他以中共代表身份邀请陈立夫到上海举行正式谈判。

11月10日，陈立夫应邀到上海沧州饭店和潘汉年会谈。这次潘以中共谈判代表身份首先发言，他以中共中央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为依据，对各顶条款作了具体的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立即停止内战，联合进行抗日，释放所有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他最后指出，中共希望以上各项条款作为谈判的基础。国民党方面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

陈立夫这次也以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政府的代表身份发表正式意见。他说：“我们的意见，主要就是军队和政权的对立并存问题应当解决。既然中共表示要开诚合作，那我们的条件就是：现在和政府对立的中共政权和军队都应当取消；中共的红军可保留三千人由政府统一管辖，红军师长以上的长官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再召回录用，”陈立夫最后说：“军队问题如能这样解决，则中共所提的其它各项要求就都好办。”针对陈立夫所提的上述意见和条件，潘汉年当即指出：“这是蒋先生仍站在剿共立场上收编红军的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为什么目前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以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就是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见潘汉年态度如此强硬激烈，不愿造成僵局，马上又改变语气转移话题。他对潘汉年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谈判也难有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蒋先生愿意和他面谈。”

潘汉年说：“如果不把贵党的条件向他报告，仅说蒋先生愿意见他，岂不是要把他骗出来。我想他是不会出来的。”

沧州饭店的这次谈判实际上毫无结果。潘汉年立即将和陈立夫的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张闻天在联名给潘汉年的复电中强调说：“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沧州饭店谈判情况表明，蒋介石政府企图瓦解和收编红军，是他误以为红军已到了无力作战的地步。中共中央为了配合谈判，决定在军事上进行必要的反击，以显示红军的力量不容轻视。迫使蒋放弃收编红军的企图，停止内战。11月18日，中央军委下达粉碎蒋军进攻的命令。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11月21日在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团，达到了预期的军事与政治的双重目的。

蒋介石也是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的。他一面部署三个师的兵力“围剿”红军，一面又由陈立夫出面邀请潘汉年于11月19日举行又一轮会谈，企图在军事压力下迫使中共让步就范。会谈中陈立夫仍然坚持原先提出的无理要求，潘汉年则坚决拒绝。至此，国共谈判似已无法继续下去。不过张冲一再向潘汉年表示，谈判不宜中断，双方仍应保持密切联系。

根据潘汉年报告的谈判情况以及各方面的反映，中共中央12月8日致电潘汉年时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

这一段时间的国共谈判所以无法获得进展，原因就在于蒋介石一直坚持他的那些无理要求。他始终不愿放弃消灭中共的目标。即使军事上达不到目的，也需在谈判中施加压力，企图瓦解红军，取消根据地，在事实上达到“溶共”“灭共”。周恩来后来在谈到这一段时间谈判所以未能取得突破的原因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的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想法。”陈立夫后来在回忆这一段时间的谈判时也说：“那时候的情形，我们好象是接受中共投降，他们只要我方停止剿共，提其他条件，他们都可接受。”

蒋介石和陈立夫都把形势估计错了。

上海（二）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潘汉年的精明和干练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就在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之际，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在西安，但在上海的潘汉年却因此而紧张忙碌起来。中共中央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参与协商后，迅即将中央精神电告上海，要地下党及时向各阶层人士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以争取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12月19日和12月21日，毛泽东接连两次给潘汉年发电报，要他主动与南京政府洽谈有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并重申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南京一度陷入惊慌失措状态。宋美龄惊魂稍定，就请阿哥宋子文赶到上海会见宋庆龄，希望从这位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阿姐那里打听到中共对此事变的立场与对策。宋庆龄紧急约见潘汉年，潘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时做了说明。

陈立夫也派人到上海向潘汉年探听有关情况。CC作为国民党中央情报中枢机构，对于此次事变事先竟一无所知，没有发出任何先兆性的警报，致使蒋介石突遭打击。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一次重大挫折。

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又及时赶到南京去分别会见了宋子文兄妹以及陈立夫先生。向他们再次转达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实现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2月26日终于签订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项协议，其中包括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中共早就提出的重要条款。

协议是签订了，但贯彻落实却大费周折。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同意签订协议，但又不甘心于此次的挫折而及时认真地履行协议。他在回到了南京之后不仅背信弃义扣押并审判了张学良，而且继续派重兵进逼延安，准备讨伐异己。内战的阴云密布，东北军内部此时已发生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严重对立。中共不得不以大局为重，继续向各方进行艰巨的说服工作，努力争取使一纸协议变成事实。

1937年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嘱他通过各种渠道敦促蒋介石政府实践诺言，履行协议。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从西安给潘发电，要他去和宋子文取得联系后速去西安报告情况。潘汉年在张冲的协助下，乘国民党军用飞机赶到西安，稍事逗留又急返上海。

1937年1月5日，张闻天再次给潘汉年打电报，向他部署一系列任务，包括：通过关系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活动，要他们促进解决西安事变协议的实现；向宋子文做工作，要宋“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们拥护他调解的诚意”；通过杜重远从熊式辉那里了解何应钦等亲日派目前动向。潘汉年接到电报后迅速展开活动，积极完成上述各项部署，并很快就向张闻天复电报说：“已请大姊（指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已派人去孙（科）冯（玉祥）处活动”，“已嘱杜重远、叶挺设法往南京”。为了尽早促成和平协议的实现，中共方面在具体问题上还做了一些主动的让步。1月25日，毛泽东给潘汉年发电，要他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但要求给红军“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同一天，周恩来又给潘汉年发电，要他敦促蒋介石政府保证在和平解决问题之后不再发动战争，并要求蒋先生手书保证以消除各方疑虑。

在中共和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协议的许多障碍终于逐步消除，一度出现的危机也随之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新的国共合作，终于出现了转机。1937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经过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人士的努力，通过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联合抗日的相关决议。

随后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在西安进行了国共合作的实质性谈判。3月下旬，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到杭州会谈。去杭州之前，周恩来在上海让潘汉年将中共方面所提出的有关国共合作的15条具体意见先选交宋美龄，请她交给蒋介石，为会谈作好准备，然后，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前往杭州和蒋进行谈判。

蒋同杭州谈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在若干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原则的共识。随后，蒋介石指定陈立夫、宋子文，周恩来派潘汉年，就政治合作和红军经费预算等具体问题分别进行洽商、谈判，到“七七”事变前，上述具体问题的谈判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上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体上形成。

大量资料显示，自1936年春自莫斯科受命回国到1937年夏在上海、南京和陈立夫、宋子文谈判取得了一系列的结果，潘汉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说是历尽艰辛的，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前后几个月非常困难而又特别紧张的时间内，他成了陕北中枢机构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之间一条最重要的联系“热线”。他肩负重任，风尘仆仆地活动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辛辛苦苦周旋于敌、我、友以及各方实力人物之间；或苦口婆心，或唇枪舌剑，为贯彻执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落实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项决议，推动新的国共合作的实现而竭尽全力。

潘汉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做的重要贡献，不仅受到了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表扬，凡是和他有过接触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对他也是深为赞许。宋庆龄、沈钧儒等进步朋友固不必说，他们和潘汉年之间从那时起便建立起真诚友好的关系；就是国民党当局的一些当事人如陈立夫、宋子文、张冲等，也不能不承认潘汉年的精明干练和积极负责的工作精神，并对他表示钦佩。

尾声

一.历史是曲折的

1963年1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一份刑事判决书上写道：被告人潘汉年从1936年起叛变革命，投降了国民党，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1936年4月被告人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国共谈判联合抗日的意见。被告人到达香港后，竟秘密写信给国民党中委和中统局特务头子陈果夫要求会见，随后由该局另一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委陈立夫指派特务张冲到香港和被告人联系，被告人向张冲密告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和具体条件，交代了自己的履历，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被告人充当了国民党特务后，同陈立夫及其部下张冲等保持密切联系，供给了国民党有关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同国民党斗争的策略，以及陕北红军人数、物资供应情况，红军与东北军前线的情况等许多重要情报……

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1982年8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写道：关于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的问题，经复查，1935年8月1日，我党发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宣言以后，南京国民党当局曾派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会谈。潘汉年同志当时正在莫斯科，也参加了这些会谈。随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他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合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潘汉年同志回国后，一面同国民党当局联系，一面通过党内秘密交通关系，到达陕北，向中央报告了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见，以及与国民党取得联系的情况。不久，中央就决定派他带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进行谈判。这段经历是完全清楚的，党中央是完全了解的，潘汉年同志在1936、1937年间，是我党同国民党方面谈判的正式代表。当时，他与陈立夫、张冲等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经常联系国共谈判的事宜，根据中央1935年《八一宣言》和其它通电的精神，向他们谈了我党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和条件，介绍自己的一般经历，均属于正常来往和正常工作范围，并没涉及党的机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根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当时的文电档案材料证明，他是坚定地按照党中央的谈判方针行事的。在此后几十年中，也无任何事实表明，潘汉年同志有勾结国民党给我党造成危害的行为。因此，所谓潘汉年同志“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根本不可能成立。……

　　（作者为中国警官大学教授，著有《潘汉年传》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