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影 子 江

炸墓

1946年1月15日夜，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会议厅里集聚了几位国民党大员，他们中间有何应钦、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宪兵司令张震……这里正在开着一个奇特的会议。只见何应钦脸色铁青，他环顾左右，看看所有的人都到场了，便表情严肃地站起来，他说：请诸位来有一事要商量，并望诸位绝对保守秘密。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而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坟墓，居然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在一起，有碍各方面的视听，如果不把它迁走，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

会上，一个个争先发言。最后议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宪兵司令部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南京市政府派人协助。任务派定，又研究了方法，认为汪精卫的坟墓相当坚固，只有用炸药爆破。为了防止泄漏，爆破时，要利用其他音响作掩盖。会后，即分头进行准备。

在炸墓的前三天，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就断绝了行人交通，禁止任何人游览。

1946年1月21日深夜，工兵营开进墓地。爆破作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钢骨混凝土的墓壳被炸裂成数块。第二步，炸开内窖。内窖炸开后即出现了棺材。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令揭开棺盖，然后让不必要的人员暂时离开墓穴，由他进行全部棺内检查。

汪精卫的尸体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所以尚保持完整。尸体上面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尸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礼帽、长袍、马褂。马褂口袋内装有一张白纸条，上面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个字，下款署名为陈璧君。据说，她从日本接运她丈夫尸体时亲笔书写此条，以示招魂。棺内还有一本手抄的汪精卫诗稿，虽已发霉，字迹仍可辨认。诗稿开首是那篇名闻天下的《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那是1910年，汪精卫曾因企图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在狱中他写下的。而诗稿的最后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过去没有发表过，料是汪精卫最后之作。诗曰：“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从此诗的语意看，汪精卫死前神志尚清楚。他自知积怨太深重，将永世被人唾骂，故作“天涯无处不怨尤”之叹，但还强作镇定，自我解嘲。有人读此诗后，依其原韵改了数字，成为一首绝妙的讽刺诗，将汪精卫的可悲下场刻划得入木三分，诗道：“梦落东溟丑事休，卖国终将积怨尤，莫道世间历炎凉，恶名遗处正春秋。”

投敌

抗战爆发时，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真是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他一贯推行亲日政策。

早在1932年，他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期间，就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1935年1月2日，日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随着日本通过各种渠道，软硬兼施，阴阳并举，对国民党展开一系列诱降活动的越来越深入，蒋介石与汪精卫及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也日益加深。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齐集南京开会。汪精卫致完开幕词，全体委员到礼堂门口合影。大家都已坐定，而蒋介石却仍在礼堂内与叶楚伧说个没完，几经催促，仍迟迟未到。林森和汪精卫只好叫人拍照。摄影刚完，突然有个青年记者抢前一步，取出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朝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数枪，汪即倒地。有两枪伤了汪精卫的面部和臂部，一枪穿入胸膛。中委们一片惊恐混乱，四处奔逃。蒋介石听到枪声，从礼堂出来察看动静。此时，警卫人员已抓住了刺客。汪精卫被送进了医院抢救。透胸一枪未打在要害处，没有丧生。但子弹钻进脊椎骨间，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佳，没有取出来。

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中日“和谈”调停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了多次商谈，并转达了日方苛刻的停战条件，对这些条件，蒋介石做了一些让步，但有一定限度。汪精卫则认为日方的条件尽管苛刻，还是可以接受的，唯恐错失良机。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如期接受日方条件，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13日，核心内阁又举行会议，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国民党政府在72小时之内如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就要消灭它或者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中去。日本先后在北平、南京扶植了以王克敏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周佛海也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个新政权”等声明的诱惑，急于同日本恢复“和平谈判”，从此，他们暗中努力，积极筹建伪政权。至1938年11月14日晚，梅思平、高宗武作为汪精卫集团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香港东京等地秘密会谈多次。

汪精卫读到由梅思平、高宗武送来的卖国“密约”后，立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讨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议，对“密约”的内容表示可以接受，最后决定逃离重庆，飞往河内。

12月18日，几经周折，汪精卫、曾仲鸣、陈璧君、何文杰由重庆飞往昆明，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等一行10余人，乘飞机由昆明飞抵河内。第2天，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这样，汪精卫集团叛离了抗日阵营、汪日勾结由秘密商谈进入公开筹划建立伪政权的新阶段。

汪精卫到了河内，就指定由他本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曾仲鸣、林柏生等8个所谓“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随后决定成立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做为投日之初的最高委员会。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他的办公室里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声明说，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必须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与对满洲国的成见，与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近卫声明一发表，汪即起草声明，以为响应。12月24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说：“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其祸”。28日又致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最高国防会议，建议对近卫“三原则”予以接爱，对重庆国民党劝降。12月30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稿在《南华日报》上刊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艳电》一发表，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

行刺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开会研究汪精卫的问题，国民党中央宣布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虽然如此，蒋介石并未放弃对汪精卫的争取工作。2月上旬，蒋介石派和汪精卫有渊源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传达了中常委的决议。时隔不久，谷再次赴河内，带给汪一份护照、一笔旅费，是蒋介石希望他飘洋过海，去周游列国。但汪精卫的心目中只有国家元首的宝座，不听劝告。3月，军统局截获了一封汪精卫给龙云的密函，表露他要回国直接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蒋介石本来对汪精卫公开投敌已十分愤恨，现在得知他还要回国兴风作浪，更是怒不可遏。他召见戴笠，令他立即除去汪精卫。

戴笠经过一番策划，一个精干的6人行动小组去了河内。1939年3月21日凌晨两点多钟，高朗街27号院内一片寂静。特务们在黑暗中摸到竹篱前，挥斧砍断篱笆，直奔洋房，爬上三楼，劈开房门，一个人打开手电一照，见房中人早被惊醒，正钻在床下瑟瑟发抖。他们举手枪连打几枪，床下那人痛叫一声，便再也不动了；鲜红的血淌满了地板。但是第二天才得知，被打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曾仲鸣。原来，那天白天，曾仲鸣的太太方君璧带着儿子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的大房间让给了他们，自己则到曾仲鸣的房间住宿。结果曾仲鸣成了他的替死鬼。

日本内阁闻讯于3月21日即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等人到河内，营救汪精卫到安全地带。4月间，汪精卫在日本特务的护卫下，秘密离开河内，乘船到达上海。1939年底，汪精卫正式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30日，征及日本人同意，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及其各院、部、会主要头目陈公博、周佛海、褚民宜、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温宗克等宣誓就职。当天，伪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阐述其内外方针。

汪伪国民政府自1940年3月粉墨登场，至1945年8月16日宣布解散，其间经历了5年零4个月又17天的寿命。

宜人不宜狗

汪精卫“还都”执政，达到坐坐“国家元首”宝座的目的，自是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他认定抗战必败，自己抢先得到日本主子的信任，蒋介石当已落在他的后面。然而好景不长。国内外形势变化，愈来愈不利于日本侵略者。汪精卫一手拉过来的那些国民党军队，都同日本主子直接打上交道。他自己还得受制于日本“太上皇”——伪府顾问影佐。他越来越感到坐在这个“宝座”上如坐针毡。

1943年秋，日军节节失利，兵力不支。东条英机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要汪精卫一个月之内，在中国“和平区”强征20万壮丁，限令三个月之内，调集100万石大米，海运至大连港口，作为第一号战略储备物资。当时沿海各省，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一片萧条景象。到哪里去征集这笔粮食？汪精卫只得采取拖延的手段。

半个月过去了，松井久太郎看看没有动静，便带着武官犬养健雄亲临汪精卫官邸。汪精卫闻报，料是为壮丁、大米而来，心慌意乱，勿忙下楼迎接，不意两腿一软，摔倒在半楼梯上，恰巧1935年11月1日枪伤的脊椎骨磕在楼梯棱角上，惨叫一声，滚到楼梯下。他疼痛异常，无法站立，被人搀扶挺卧在沙发上。松井和犬养以为他是故意装样子搪塞，犬养蛮横地“唿”地拔出指挥刀，只见他将左手的小指搁在桌沿上，右手挥刀，“呀”的一声，小指被剁了下来。随即用生硬的“协和语”示意，如违军令，当如此指。汪精卫开头以为他要拔刀行凶，后见挥刀断指，鲜血淋淋，不禁一身冷汗，昏了过去。醒来的，已躺在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

经过诊断，确诊是当年埋下枪弹的伤口撕裂，弹伤复发，并决定由驻院部队长、中将医官铃木小叶亲自替汪精卫做手术。留存七年之久的弹头被取了出来。汪精卫和老婆陈璧君都以为是因祸得福，喜不自胜。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祝贺。汪也打起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几天后背脊肋部的疼痛加剧，波及腰部颈间，大小便开始失禁，病情日见恶化。

陈璧君见日本主子从东京特地运来的去毒消炎药“盘尼西灵”也不灵，便乞求于中医秘方，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专治骨伤疮毒的刘一帖。

刘一帖被请来替汪精卫作了仔细的检查。汪精卫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息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之药，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陈璧君见膏药背面红布上，烫有“祖传秘膏”四个金字，她闻了闻，膏液香气回溢。神医果有神术，服药贴膏后第二天，汪精卫的痛楚大大减轻。汪精卫夫妇暗自庆幸。即派侄子陈春圃携带厚礼请刘一贴复诊。

刘一帖复诊时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刘一帖便将随身携带的小医箱内取出的一帖膏药交给陈璧君。

谁知贴上这帖膏药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一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派车去让城客栈接刘一帖来会诊。铃木一看汪精卫病情，大骂：“完了，完了！”忙命护士将贴在汪背心间的膏药撕去。陈璧君一看吓了一跳。那贴膏药的地方一片紫黑色，骨髓里的铝毒，已经迅速扩散了。

与此同时，派去找刘一帖的陈春圃气急败坏地跑回来报告说，刘一帖已不知去向，陈璧君这才醒悟过来，刘一帖在这帖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三日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元首”不如大佐

但是汪精卫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用。

1944年3月3日，一架由日本天皇赠给汪精卫的“海鹣号”飞机，载着近乎全瘫痪的汪精卫，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立即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的一间特设的病房里。

经该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紧急会诊，病情十分清楚，主要是铝毒入骨之故。决定立即第二次手术，进行削骨去毒，龟田良宏执刀。他迅速拟定手术方案。就在龟田埋头拟订手术方案之时，他的未婚妻，一位在帝国大学医院当护士的小笠顺子，递给他一封密信。龟田拆开信一看，信中说：

“龟田兄：仙台一别，匆匆又是半载，谅安居无恙。顷悉兄将为汪精卫做削骨手术，殊觉惊讶，盖汪某系我中华国贼，弟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对此辈恶人，毋有人道可言。兄若念当日同窗之情，宜于方便之际，促其速死。如蒙阴助，没齿难忘，阅后付炉，切记切记。弟夏小柏拜托。”

龟田阅罢，喟然长叹道：“不，他要我为友谊尽力，可我得为天皇尽力呀！咳，我不能拿不人道的办法，去对付一个病人！”

夏小柏的规劝失败。手术方案在紧张地制订着。一部分专家主张“自然愈合”疗法，另一部分主张“仿椎骨植入”疗法。龟田知道，“自然愈合”是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不适宜于老年人，因此便全力支持“植骨”方案。这样，“仿椎骨植入”的第一方案定下来了。

龟田没有料到，在他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他，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按第二方案进行。即“自然愈合疗法”。军令如山倒，龟田只得执行。手术在当天午夜就进行了。打开背腔后，龟田发现受铝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手术后的第二天午夜，汪精卫才完全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的躯体和头部已被固定在石膏床上，一点也不能动弹。经过两次手术，汪精卫骨瘦如柴，元气已经丧尽。一个礼拜后，经X光拍照检查，削骨处非但没有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

龟田弄不懂，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作“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

龟田设法看到了一份“军部指令”，这个指令上写道：“上野博士：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中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作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作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1944年3月4日”

龟田这才明白，这位伪国民政府的“元首”的生命在主子的眼里，其重要性，还不如日本的一个中级官员！汪精卫这个汉奸已成了日本政府的医药上的试验品！

汪精卫既已成为其主子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到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激素和钙片，收效甚微。半个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三节作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背肩部的疼痛，重又加剧起来。汪精卫如同干尸，彻夜呻吟不止。

陈璧君本来是与汪精卫一起来到名古屋的。日方以“加强护理”为由，把她及子女安排在离医院比较远的西山宾馆。汪精卫的病情恶化后，院方干脆不让探视了。陈璧君无奈，只好回南京向陈公博、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后，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望。但院方因汪精卫没有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又怕将“试验”情况暴露出去，为应付这一尴尬局面，作了精心安排。他们拆去石膏，把汪精卫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预先给他注射了全身麻醉剂，使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手上放上一本小说，形同看书消遣一般。陈璧君到医院后，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陈璧君无奈，只得回到南京。

日本军部导演的这一幕，虽然应付了陈璧君的探视，但汪精卫的病情，却越来越重，经过一番折腾，汪精卫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于是院方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他的下颔，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办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象投环自尽一般。这样，汪精卫在病榻上呆了三个月，直到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他主子设下的特殊的“绞刑架”上。

曲终人亡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发了讣告，天皇也表示痛惜。军部仍用“海鹣”号飞机把汪的尸体送南京。

当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时，日寇宪特强迫一部分中小学生前去迎接“遗体”，还给每个学生发一块黑纱和鱼罐头。但是回城途中，他们纷纷把黑纱、罐头都扔掉了。

11月23日，在日本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精卫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陈璧君自知他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在建造墓壳时，将五吨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

但是事隔一年多，这位汉奸的坚硬墓穴还是被炸开了。当国民党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进穴检查过后，当即吩咐工兵营长李东阳把汪精卫的棺材装上车，直送清凉山火葬场焚化。这边也连夜将墓地平掉，不留痕迹。紧接着又用十来天时间，在原墓址上建成一座小亭子，墓地彻底变了样。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人，谁也想不到此地曾经是大汉奸汪清卫的葬身之地。

汪精卫一死，南京城里的汉奸群丑顿失重心，惶惶不可终日。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伪政权“公务”交由陈公博、周佛海负责，这两个人原先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汪精卫的所有伪职由陈公博代理，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但陈、周两人兔死狐悲，对前途悲观失望。周佛海在汪精卫入殓的当天，哀叹“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后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他在汪死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所记的日记中不时有“悲也”、“苦也”等惆怅之言，并一再承认局势：“危险万状”，“吾辈断无法渡此惊涛骇浪，必为大浪沉于海底。”陈公博也以临终的心情，准备伪政权的后事。在他就职代国民政府主席时，就向心腹透露说：“汪先生上演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承演出的。”

在一片愁云苦雨的笼罩之下，汪伪政府内部离心倾向日益严重，有的急于钻营重庆路线，谋求“反正”；有的更加横征暴敛，囤积居奇，准备后路；有的则整日醉生梦死，尽情享受。“大家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一个政权，一个人，只要他违背民心，行将就木时，都是这种症状。而上层汉奸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更是闹得不可开交。

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决定接受中、美、英三国的《波茨坦公告》，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垮台，14日那天，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陈公博立即打电话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量后事。16是，周佛海抵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一片恐慌、内哄和混乱之中，由陈公博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当晚，广播《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伪政权曲终人散。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9月下旬在全国各地开始逮捕汉奸。同年冬，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件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具结。汪伪主要汉奸头目除周佛海因与重庆有勾结而由死刑被蒋介石特赦改判无期徒刑外，被判死刑的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梁鸿志、王揖唐、苏成德、杨揆一、叶蓬等；被判无期徒刑的有罗君强、陈春圃、陈璧君、卢英、汪亢虎等，中国现代史上以汪精卫为首的大小汉奸，就这样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