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庐山会议的“庐山真面目”

——与权延赤同志就《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商榷

● 党 军

“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恩格斯）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和权威人物，在无情的历史面前最终都会露出“庐山真面目”！

震惊中外的1959年庐山会议三十四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评论，一些禁区被逐渐解除，人们思想获得解放，弥漫在庐山上的迷雾被冲破，那场“左”祸内幕终被披露。1979年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代表中央对彭总伟大一生，作了高度评价；1981年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述毛泽东同志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作出了公正的论述：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因此，近年来一些参与当年庐山会议的老同志，本着为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痛心反思，写出了富有历史意义的回忆、评论文章：彭程、王芳《庐山195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伍修权《往事沦桑——庐山风云》……等等。无不对会议作了实事求是的记叙和公正的评价。已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今后史学界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炎黄春秋》1993年4月号权延赤同志写的《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一文，则从另一角度对庐山会议过程作了一些评述，特别是对彭德怀“呈上意见书”以及毛泽东为什么批判彭德怀问题上，说法与众不同，可谓标新立异了！

权文谈的是“真相”。那么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究竟是什么？

权文说“彭德怀抡着胳膊跳出来。他这一‘鼓咙胡’，便成了流芳千古的人民英雄。”但他接着又说：“毛泽东所处位置，思考决不能象彭德怀那么简单，他所肩负的责任，也不允许他象彭德怀那么简单。”

所谓彭德怀“简单”，无非是指彭总写的那封信，前面已经说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并且呈上‘意见书’。”

一、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信不是用“意见书”的名义

众多参与会议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都否认了这一点，例如彭程、王芳《庐山1959》一书记叙：“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同志中间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心感到十分突然，这是给主席个人的信，并没有要求大家讨论，可是为什么要印发大家讨论呢？而且冠之以这样一个标题？自己是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也可以是自己的意见，可也不能叫‘意见书’呀？主席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呢？”又根据1988年发表的《彭德怀珍贵日记一篇》记载彭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后于7月23日写的日记剖白说：“……至如（于）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写给主席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

事实说明“意见书”三字是毛泽东自已加上的印发大家作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证据，而不是如权文所说“呈上意见书”。

有读者可能认为反正彭写的信也是意见，加不加“意见书”三字问题不大，但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封信，本是极平常的事，党章上明确规定党员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以及批评的权利。即使建议批评有错误，也不为过，何况那还仅限两人之间的事情。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个人的信公之于众，明显是要彭德怀涉嫌散布“反党言论”，以便将他的“罪行”示众，便于整治。毛泽东看来是出于这种“考虑”，彭德怀也可能“简单”了点，不知其中的奥妙！

二、彭德怀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会议前半个月，大多数与会者指出了“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从不同程度总结了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会议的主持者毛泽东，也对“大跃进”的错误较前有了一些认识，会议开始采取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但毛泽东也决不允许对他亲自树立的“三面红旗”的错误作出超过“一个指头”的估计，这就注定了庐山会议不可能深刻认识“大跃进”的根本错误，因而不会对其进行较为彻底的纠正。

彭德怀虽然主持军队工作，但他注意群众疾苦，忧国忧民，因而对工农业生产等情况一直比较关心。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彭德怀视察了湖南、甘肃、安徽等省一些地方，了解到大炼钢铁造成的损失以及农业方面的虚报浮夸等情况。他在湖南家乡视察时，亲眼看到农民生活的困难情景，亲耳听到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在湖南湘潭、平江调查时，广大农民社员通过各种方式，躲过了一些干部的干扰和阻挠，将当时农村的情况，如实告诉彭总，要彭总回去为他们反映。平江县有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残伤老战士，暗中递给彭总一张流行很广的著名诗条：“……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彭德怀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负责精神，“敢疑误国旗三面，拼诉忧民愤一腔。”他在会议前期西北组讨论会上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问题，较为深刻地总结了出现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

至于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写信？他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是否不利于大局？《彭德怀自述》说道：

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彭德怀写这封信的目的动机，非常明显，正是着眼于“有利大局”。

可权文说：“同样一句真话，10年以后讲也许是对的，10年以前也许‘错’了，错在不利于大局。”

一句真话怎么还有时间差的限制，十年前后会不一样呢？对此我不敢苟同。

三、所谓错在“不利于大局”是怎么造成的？

如上所述，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措施。信中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当时突出的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他指出这方面的原因，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事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提到纠“左”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

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当时客观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并且首先肯定成绩才提出缺点，也没有把责任推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写信的动机上没有丝毫个人私利，并未“谋图篡党”，而是不怕“冒犯”，不计个人得失！与当时怕丢乌纱帽说违心话的人，特别是那种阿谀奉迎，踏在别人头上往上爬的林彪、康生之流是不可比拟的。

毛泽东同志如真有“雅量”，听得进反面意见，作为个人信件，参考默认也就算了，人不知，鬼不晓，何以“不利于大局”；即使公之于众，让大家参考参考，对“小资产阶级狂热”和“骂娘”等难听话，批判一下，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就行了！

可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实际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认为彭德怀是“右派海瑞”，是“存心不良”，又和同意他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极“左”搞法，已在国内引起强烈不满，党和政府的威望受到极大影响；国外舆论更是议论纷纷，国际威望下降。毛泽东把各种批评意见，统统认为是对党的攻击，又把庐山会议上领导层的内部争论与此联系起来，把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国际上对中国的攻击和赫鲁晓夫等联系起来。说“我们正处在内外夹攻下”，“面对反华大合唱”。“庐山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样，问题越来越激化！毛泽东在7月23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公开表明了他对彭德怀等人的愤怒。他为了使与会的人“紧跟”他批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他警告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浪中不坚决，在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和现在大跃进总路线就是站不稳，扭秧歌的。现在，这些人又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他甚至把党过去针对蒋介石等人的讲话用语，也在会上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说“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故7月23日的讲话，成为会议的转折点，会议气氛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持“左”观点的明显占了上风，彭德怀等人则成了他们批判和围攻的对象。诚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伍修权同志回忆庐山会议时沉痛地说：“庐山会议以后，一种‘左’的错误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不仅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也影响到党的对外关系……”。开始“天下从此多事矣。”

按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观点，庐山会议最后产生的那么真正“不利于大局”的一场悲剧，是因彭德怀的那封信造成的？还是因为“意见书”“不利于大局”，必须发动一场残酷斗争才造成的呢？这就不难回答了。

四、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真相

权文说：“毛泽东在承认彭德怀是讲了真话的同时，敏感地联想到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当面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德怀在‘意见书’里也用上这个观点。……”

文章还说，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文件，7月18日，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同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讲话。”

又说：“7月20日，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第二天，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论争。……”

对权文上述论点，至少在史料运用上有两点保留：一、毛泽东讲彭德怀一封信“真话”是在庐山会议时讲的，还是在几年以后讲的？他在庐山会议当时怎么能联系到后来所谓的帝、修、反大合唱。《彭德怀自述》中提到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动员彭总去西南三线工作时，讲过“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句话。可是不到三个月时间，毛泽东就在12月初杭州谈话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从此掀起十年动乱，彭德怀被残酷斗争致死……这是后话。

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是对中国三面红旗持批评攻击态度，在当时《参考资料》和港、台、澳等报刊上有反映。但是否就如权文所说“第二天”就配合得那么紧呢？难道庐山会议情报当天就泄露了吗？

再说中苏论争公开化也不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开始的，当时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关系，这是事实。把六十年代初开始的中苏矛盾激化，提前到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这太勉强了。

庐山会议给彭德怀罗织的各种罪名中，有一条是“里通外国”。据说彭总为此气得大哭，就这一条“罪状”在当时就可以置人以死地，彭德怀一再予以驳斥。据奉命参加会议的伍修权同志回忆：

“会议开始后，专案人员声色俱厉地要彭老总交代他怎样与赫鲁晓夫相互勾结的罪行。……他自己曾生气地说，他不会说外国话，同外国打交道都要通过翻译，真要搞什么‘里通外国’的事，翻译可以揭发，他自己实在‘交代’不出来什么问题。”

从当年为彭作翻译的孙立忠在《彭总在国外》中说：

“组织上多次向我了解……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1957年彭德怀访苏时同机会主义头子王明有联系；二是1959年5月底、6月初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恰逢赫鲁晓夫也正在阿……访问，因此怀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有秘密联系和秘密谈话。

“……外调人员声称有人揭发，1957年11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时，在我们下榻的列宁格勒饭店，曾有一个华侨到列宁格勒饭店来找彭德怀和肖向荣。说这位华侨是王明派去的代表，彭德怀和肖向荣见了他，并谈了话，要我证实。……

“我如实回答说：‘我没有见到派代表来，……只看见林伯渠的女儿林琳来看望她的妹妹……。’

“关于第二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彭德怀见过三次面，都是在宴会和群众大会上……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么大的宴会和群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彭德怀怎么能同赫鲁晓夫搞阴谋，怎么能密谈呢？况且，彭总一句俄文都不懂，不通过翻译怎么能同赫鲁晓夫直接交谈呢？别有用心的人说，赫鲁晓夫这次是用他带来的懂中文的翻译同彭总交谈的。可我没有见到这样的苏联翻译。彭总和我们代表团同志都住在一起，朝夕相见，没有一个人看到彭总单独出去同赫鲁晓夫密谈……”

五、林彪“得势”于何时何地？

不可否认，林彪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陈云、黄克诚等同志曾经为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指挥才能作过实事求是的评价。

林彪长期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为毛泽东所赏识，在江西红军时期那种特殊情况下，晋升很快。在1958年5月25日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步入了中共最高决策圈，高出于彭德怀和除朱德之外的其他元帅之上，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殊赏识，为选他为接班人迈出的第一步。因此说林彪“得势”应当从这时开始。

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他深知只有迎合与颂扬毛泽东是他唯一的出路。他揣摩毛泽东的心意，百般奉迎，搞出“活学活用”和“突出政治”等等，“大树特树”毛泽东个人。“文革”更是坚决“紧跟”，连传阅文件也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主席同意我同意”，不断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于是“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九大“党章”，成为国际共运史上一次贻笑大方的“创举”。

至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奇功”也应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一味颂扬。事实上林彪在东北不是完全正确的。

纪实作品贵在真实可信，它不同于写小说和剧本，可以任意虚构发挥，更不能改变和歪曲事实。这就要求作者应该更加严肃认真地运用史料和记述史实，做到更加公正客观地再现和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事件。

权延赤同志是从事纪实文学写作的，他的作品已经很有影响，由于我们也注意并常读他的作品，才对他的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以求共同提高认识，并对历史负责。拙文不妥之处，欢迎权延赤同志批评指正。

（本文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199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