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青年》开始批判旧伦理、旧文化，虽然到1917年以后形成一个以一刊一校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但总体上说，与旧思想旧势力对比，新文化阵营始终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独秀这位“总司令”的命运，必然是“堂?吉诃德”的下场，也并不奇怪。
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扑
北京大学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又是保守派的大本营。特别是文科。其代表人物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梁漱溟等。辜鸿铭公开作文《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说文言文并非是“死文字”，它可以传“道”，而白话文“使人道德沦丧”。《密勒氏评论》，1919年7月12日。
可见也是形而上学。文字就其表达的内容来讲，不过是一种工具，既可净化心灵，又可传布邪恶。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学生陈钟凡等数十人，成立《国故》社，刘、黄任总编，主张保存“国粹”，宣扬旧文化、旧道德，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对垒。黄侃还骂白话文是“驴鸣狗吠”。他于1919年秋去见林纾，竟“一见如故”。梁漱溟则竭力反对“欧化”，主张“东方化”，成立“孔子研究会”，宣扬儒学和佛学。但是，这帮保守派由于与新文化派同处一校甚至一系，可能是顾及面子和旧谊及为维持日常的教学和生活，双方保持各自的观点，没有采取严重对抗的行动。严重对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
首先是当时的舆论重镇《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先后推出他自己化名伧父写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和日本的《中西文明之评判》译文。
杜的《迷》文，对新文化深表不满，而对“君道臣纲，名教纲常”赞叹不已，认为以儒家为主的吾国“固有文明”是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标准和“国基”，是决不能移易的；攻击自西洋学说输入以来破坏吾国之“固有文明”和是非标准，造成国事之丧失，精神之破产，人心之迷乱。所以他恶毒攻击宣传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和梅毒”。为此，他提出要像我之战国秦始皇、今之欧洲德意志主义那样，对文化进行“统整”，“以强力压倒一切之主义主张”，以恢复“君道臣纲，名教纲常”的“国基”。
《功利主义与学术》认为西洋文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影响是功利主义，于中国文明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最大罪状是崇欧美而败先贤。《中西文化评判》《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8年。主要引用德人台里乌司氏对中国当时大儒家辜鸿铭（即胡氏，时在德国）所著《春秋大义》的称赞，承认孔子伦理优越于西洋文明，德国的君主制优越于美国的民主制。
对于以上三文，陈独秀首先于1918年9月15日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提出16个问题进行质疑。杜亚泉在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记者质问》，进行辩解，却对多数质问不做回答。于是，1919年2月15日，陈独秀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予以严正批驳。
针对杜亚泉一面称颂儒家伦理，一面又不敢承认自己是帝制复辟派、不认辜鸿铭为同志的虚伪心理，陈独秀指出：“德国政体，君主政体也；孔子伦理，尊君之伦理也”；“辜鸿铭之所言，尊孔也，尊君也。张勋所言所行，亦尊君也：当然可作一联带关系。此数者，关于尊重君主政体之一点，乃其共性。”
关于功利主义，陈独秀指出：“民权自由立宪共和与功利主义，在形式上虽非一物，而二者在近世文明上同时产生，其相互关系之深，应为稍有欧洲文明史之常识者的同认也。”论证了杜亚泉是借反对功利主义反对民主共和、反对进化、反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质。
对于杜亚泉呼吁以中国固有文明统整文化，陈独秀指出：“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徵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黜百家而独尊一说，以统一学术思想，是“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其“为害于进化也，可于中土汉后独尊儒术、欧洲中世独扬宗教征之”。
此外，陈独秀揭批了杜亚泉用中国古代封建帝皇的“民本主义”篡改近代“民主主义”的无知妄说，指出民主与民本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政治原理绝没有民主主义。所谓民本思想，不过是君主实行“仁政”，给民些“恩赐惠施”，民则感恩戴德，叩谢“吾皇万岁”；而民主则是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政治、信仰、思想、言论、结社等自由，载诸宪法，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国家主权属于全国人民，即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执政者是公仆。所以民主与民本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淆。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争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随杜亚泉之后，另一位著名的旧派人物翻译家林纾也跳出来，向新文化派发起疯狂攻击。林当时年垂七十，博学多才，通几国外语，应该是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早年曾有爱国思想，思想最保守，以“遗民”“清室举人”自居，一直留着辫子，并在致蔡元培信中公开声称“今笃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其操”。思想如此保守，而且私德也很坏。他发表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分别载于《新申报》1919年2月和3月。竭力诋毁新文化运动，影射攻击陈独秀为首的一班人。《荆生》中，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在古代田氏是陈氏的分支，“秀”与“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适，“胡”与“狄”都有蛮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适”，据《论语气?里仁篇》：“无适也，无莫也，义之舆比。”）和金心异（钱玄同，“钱”与“金”同义，“同”与“异”反义）三人，新归自美洲，能哲学，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倡白话，废文字，诋毁孔子伦常，被伟丈夫荆生听见，把这班人痛加殴打。《妖梦》说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某人梦见有个“白话学堂”，蔡元培任校长，陈独秀任教务长，胡适任副教务长，非圣非贤，后来被一个食过太阳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荆生”和那个怪物，暗指当时崇拜林纾的皖系实力派人物徐树铮将军。这两篇小说，言语污秽，暴露了他们要求军阀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险恶用心。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在徐树铮主持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书》，对新文学和主张新文化运动人士发起攻击，指责北大“复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蔡元培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予还击，指出北大教员不曾以“复孔孟”教授学生；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孔子以反对革新之不合时宜的言论，并非以孔子为敌；北大课卷仍皆用文言，但讲解古书必赖白话。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博学而长于文言。蔡元培的信，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勇敢地捍卫了新文化运动，信的最后，宣布了他在北大办学的两大著名主张：一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为“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
尽管如此，蔡元培为了保护北大，还是做了一些妥协，如在1919年3月1日，召开评议会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暑假后实行“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务长”，其目的就在于变相免除陈独秀学长职务，以保护陈和北大免受攻击。
杜亚泉和林纾都提出了依靠强权镇压新文化派的要求，说明保守势力在无力抵抗进步势力发展时，都会乞求反动势力的帮助。
林纾的丑行在受到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揭露和批判后，一面不得不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一面却做“伟丈夫”主子的工作，“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同时，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并且要求教育部解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派教员。安福系议员张元奇果真提出了这个弹劾案。大总统徐世昌也召见蔡元培，施加压力。国会虽慑于学生和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最终没有通过这些弹劾案，但是，1919年春，政府将出面干涉的流言却颇为盛行。所以，有人认为如果不发生“五四事件”，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新思想运动，很可能将会受到军阀政府的镇压。五四发生后，政府虽然穷于应付运动和外交，还是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过激派”的罪名，上了黑名单，进行监视，所以，陈独秀在6月9日上街散发传单时即被逮捕。学生被逮捕，一般营救，即被释放，而他被捕后，虽经各种势力特殊营救，却被关了三个多月，而且出狱后还被监视，说明在反动当局眼中，他的确成了“洪水猛兽”。
三、谣言杀人
自从杜亚泉、林纾等保守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并发出政府干涉的要求后，社会上就开始流行中伤陈独秀等人的谣言，居心不良者还添枝加叶，扩大和制造谣言。其中最恶劣的是两个。
第一个谣言是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教员，已经被北京大学驱逐。此谣言首先出自北京大学法科学生张厚载之口。此生在军阀徐树铮办的立达中学读书时，是林纾的学生，进入北大后还兼做保守派报纸《神州日报》的通讯记者，还做林纾的情报工作，收集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派人物的言行和私德方面的诽谤性材料，提供给林纾和报刊。他本人因崇尚旧文化，酷爱旧戏，与主张废除宣传封建迷信、旧道德的旧戏的新文化派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严重对立。早在1918年6月15日，陈独秀在答复张厚载用化名写的来信时，对于张说的旧戏有“隐寓褒贬”作用，就斥之曰：“夫褒贬作用，新史家尚鄙弃之，更何论于文学学术？且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
陈独秀等新文化派的这些主张自有一些道理，但旧戏的这些缺点，可以通过改革消除，而增强其进步的教育民众的一面。但过激的思想，促使他们提出了“废除旧戏”的革命主张。对于演剧和歌曲，胡适甚至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即话剧）。张厚载对此恨极，寻机报复。现在沉渣泛起，围攻新文化派，他一面把其中学时的老师林纾写的造谣小说《荆生》、《妖梦》转寄《新申报》发表，一面自己向《神州日报》提供歪曲材料，说陈独秀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陈已经被迫辞职，蔡元培也不否认，等等，在社会上造成广泛影响，也给北大很大压力。谣言不胫而走，北京、上海各地，大家都信以为真，于是进步人士纷纷在各报上发表评论，对国立大学教员因在《新青年》、《新潮》等出版物上发表创文学革命之论而被驱逐之事表示谴责，指出“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政府不当干涉。虽是谴责政府，但反过来，又扩大了谣言。
陈独秀对于来自政府的压迫和谣言的中伤，甚至对于新文化运动可能失败的前途，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1919年新年号《新青年》发表的著名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一开头就说：
本志经过三年……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我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的悲观。
这里，他无意中已经暴露出对新文化革新事业前途的动摇，表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将发生新的转折。但是，在新道路找到以前，他对于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信念依然十分坚定，指出反对本志的人：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为此，他表示：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一面是对新文化运动遭到的阻力表示悲观，一面又对民主和科学救国的信念表示坚定，陈独秀作为一个人，一生中多次表现出这种信仰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展现了他为人的特点，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在思想理念上，他具有深刻性和预见性的伟人思想家的素质，往往高于一般人的水平；但在感情和行动上，他对改造社会和救国革命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苦性准备不足，因此在实际斗争中，往往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而发生动摇。所以，他主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情况，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而更加突出。因为，当时的中国首先是由于内忧外患，面临严重的亡国危机，政治救亡的任务十分迫切；而同时，所以陷此亡国危机，是由于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所致，要救亡必须从改造社会入手。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层次的压力：国家危亡的痛苦，非常实际和具体，给人以只争朝夕的迫切感；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救亡革命又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至于社会改造和国民启蒙更是一个至少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可能见成效的事业。这就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情上的双重矛盾。陈独秀的伟大和悲剧就在于他明白认识并参加到这两种事业中来，而在这种双重矛盾中，对于以上种种迫害，他不得不受尽折磨，饱受苦难。
针对以上谣言攻击的严重性，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不得不花费不少精力来认真对付。胡适首先出来严厉批评张厚载的卑劣行径，迫使张进行了自我检讨、谢罪，承认所写通信是“无聊的”。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进行了辟谣。蔡函特别指出：“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非“下学期之说”。但由于另一个嫖妓谣言的影响，教务长制提前实行，陈独秀的文科学长提前取消，进而又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致使“陈独秀被驱逐”的谣言由非而实。陈独秀也揭露林纾和张厚载的可耻嘴脸：“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的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这两件事，要请林先生拿出良心来仔细思量！”“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作对，这事尽可以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为此，北京大学教授评议会最后通过决定，开除了张的学籍。
对于林纾企图依仗权势压迫新文化，陈独秀也及时给予揭露：“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恼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无论哪国的万能国会，也没有干涉国民信仰言论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识的议员，都不见得肯做林纾的留声机罢？”
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谴责下，林纾和张厚载不得不公开认错。——这表明谣言命短。为人之道，观点尽可相异，手段必须光明磊落。
陈独秀十分鄙视汤尔和的小人伎俩。4月11日，汤尔和在北大回寓途中，遇见陈，见他面色灰白，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之。
然后，夏浮筠争取到经费出国游学，陈独秀则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传单被捕，被营救出狱后，被监视而自动脱离了北京大学。所以，陈之离开北京大学，是政府压迫与谣言杀人所致。陈独秀在当时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感叹道：“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劣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劣根性的表现。”只眼：《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
陈独秀是一个正人君子，光明磊落的人。他只痛恨无理的强权与谣言，而不怕与保守派对立，并认为社会发展中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对立是正常的，而且是永恒地发展的。他在那封因被捕入狱而未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信中说过以下一些极深刻而富有哲理的话：
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然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元培——引者）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的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我想就是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久是保守革新两派对抗的世界，不过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进步罢了。
革新派对于保守派，当然大声疾呼，攻击他的短处，就是有时动了感情，骂几句粗恶的话，也都无妨；若是只望消灭世界上新旧并立的现象，恐怕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革新派自己，对于将来比他更新的革新派，就要做保守派了。如此新旧递变，以至无穷，那新旧并立的现象何时才能消灭呢？
接着，他对“儒家孔学”，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
我对于学术外延内含的观念，中国的旧学，只是世界学术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儒家孔学，只是中国旧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纲常伦理，只是孔学中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他们本分以内价值的存在，我们并不反对（此处所谓价值的存在，乃指其在历史上的价值而言，至于在现社会上适用的价值乃别一问题）。若要把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定为一尊，尊为道统，并且把全体的全体的全体，都一齐踩在脚底下，说都一文不值，说都是异端邪说，像董仲舒那样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样专制办法为然。本志（即《新青年》——引者）攻击孔教，除不适现代生活以外，也是一种理由。
谣言止于智者。在陈独秀被谣言中伤而处境困难的日子里，在一些“战友”为洗刷自己而落井下石的时候，胡适这位智者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看到了造谣者的险恶用心，而拒绝信谣传谣。他后来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愤怒谴责汤“为理学书所误，自以为是，嫉恶如仇，故不免为夷初诸人利用也”；责问汤：“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小报所传，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个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他还疑心是沈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陈独秀的局面，汤尔和不察，做了他们的“代言人”。所以，他认为，若无3月26日夜的事，即使独秀后来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为此，他对汤尔和非常不满：“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引者），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可见，胡适在这次事件中，对陈的处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义愤。汤尔和对此，不得不承认他是听信谣言，说当时是“一时争传其事”。
可是，正是这位以谣言攻击陈独秀“私德太坏”的人，却在后来日本侵华时期成为地地道道的汉奸，出任日本在北平扶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长，竭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效劳。
陈独秀为何无奈离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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