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胡同·第273辑

北京第一家个体电话总机

30年前的1985年3月，姚庆玲和丈夫武振民，从左家庄的银行里，拿到了几千元的贷款。他们要做买卖，就是个体户。当时嘛，有几个著名的个体户，已经脱颖而出，比如说修自行车的崇立（崇立修车铺现在还在府学胡同），比如说开京时表店的修表师傅刘品一（京时表店搬迁到了慈云寺桥东侧），之前咱们这里都写过。对啦，还有著名的悦宾饭馆。
但这对夫妇要干的，说出来吓人。他俩要开个电话局。
呵呵夸张了点儿，严格来说，是电话总机。1985年初，那个时候人们生活水平基本平稳了，但是装电话难、贵的问题始终存在。据北京地方志《物价志》记载，1985年个人付费的住宅电话，初装费执行1980年的定价，为400元，这个价格在1年之后的1986年上涨至1500元，并在1990年上涨至5000元为最高峰。
400元装电话，贵吗？考虑到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收入不过40元左右，还是挺贵的。更重要的是，你想装，排队去吧，等个一两年根本不叫事儿。有北京晚报的报道为证，各位也不必细看，里面有这样的话：“至于私人自费的电话，恐怕很少。一来太贵，二来没有门路也不给安。”

这篇文章作者还请单位开了介绍信，去登记装电话，但是三年催了无数次，仍然没有结果，据说是“没有号码”。好不容易等到有号码了，到了电话局，服务态度太差，生了一脑门子气。
那当时人们怎么打电话呢？就是公用电话。公用电话算另一个话题了，咱们有机会再展开，只简单说说。当时，晚报还曾经多次报道，一些胡同、家属院公用电话的负责人，非常热心，不辞辛苦叫住户接电话、帮住户传达留言，等等。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姚庆玲的“电话局”诞生了。她当时住在新源街12号楼，就是东直门东北边。有两篇报道为证，第一篇报道，来自1985年3月10日，“本市第一家个体总机式公用电话站，于今天中午12时正式开通。”您还是不必细看，后面为您摘抄。

一个月来，姚庆玲的电话很受欢迎，老板武振民也很支持这份工作，连日本的nhk电视台，都来采访她了。有些人通过这个小小总机，打电话到外省市甚至国外，都很方便。

然而，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姚庆玲，结果有些让人意外。“你找她干嘛？很多街坊都恨死她了。”有的居民说，她偷听分机的聊天内容，然后到处传播人家隐私；有的居民说，她乱收费；有的居民说，她仗着自己给大家提供了方便，在大家面前态度狂妄；有的居民，甚至咒骂她家庭生活不幸。

而姚庆玲多年前已经搬家，四层的两套居室已经出售。据说前些年，楼前楼后还有姚庆玲总机当年接线用过的电线杆、陶瓷接线柱，随着前两年那次老楼做保温才给拆掉。换句话说，没有痕迹了。

姚庆玲祖籍廊坊，小时候家住在通州，没上过学。父亲过世比较早，她和兄弟姐妹与老母亲相依为命。16岁那年，她结婚了。虽说16岁结婚，在历史上不算少见，但别忘了，姚庆玲结婚的时候是16岁即1950年，同年，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诞生，并且姚庆玲清楚记得，自己结婚，是在婚姻法生效之后。
按照规定，女方年龄18、男方20，方可结婚。姚庆玲是经过介绍，认识了武振民，二人同岁。这怎么办？好在当时管理不严，虚报一个年龄，二人顺利领证，那是解放后第一版的结婚证啊。
武振民家里，祖父被日本人绑过，可能是抓壮丁，结果父亲急瞎了眼。家里除了一点点地，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还要嫁，而且没到岁数就嫁呢？“我们家，比他们家还穷。我嫁过去，基本上就是包办婚姻。”不过姚庆玲当年正经坐了大花轿，在她结婚之后不久，花轿就破除封建习俗了，之后出嫁的姑娘们也没再坐过。
嫁过去后，主要就是伺候公婆，干些家务。当时16岁的武振民，您猜他在干啥？他在上小学六年级。嘿，现在上大学结婚不算新鲜了，人家65年前上小学时候就结婚了。接着武振民在白塔寺的平民中学读了初中，这所学校和丰台12中合并后到丰台上了两年学，考了汇文中学的高中，并且由于成绩优秀，被保送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即后来的北航。
其间，武振民将妻子姚庆玲接到了城里，居住在东单。姚庆玲干过保姆，后来北京展览馆招聘讲解员，姚庆玲应聘前往。说到这里，姚奶奶自己咯咯直笑，“我没文化，没上过学，却当了讲解员了。”

第一届中国国家农业展的时候，姚庆玲在这里讲解，其间，她见过周恩来、朱德等一批老一代国家领导人，“我是团员，所以来了领导人和外宾，我们都在前边”，周恩来更是在多次展览的预展上，就亲自来到展览馆。作为讲解员的她，并没有直接和这些老人对过话，但是提起周恩来，“那还用说，那是国家都公认的好人啊。”
1958年，姚庆玲换了工作，到北京的774厂，即北京电子管厂当了一个普通工人。能到那里去也是很牛的，当时的774厂是高科技保密单位、军工厂，不必多说。
文革前的四清运动时期，丈夫武振民因反对林彪等事情，被发去了东北，具体我也没听太明白，无所谓了，反正姚奶奶说，“人家都说八辈贫农出身好，老武家得是十二辈贫农，多亏党培养他上了大学，他能干什么坏事儿啊。”1971年林彪倒台后，武振民回到了北京，直到退休之前，一直在南苑机场工作。而姚庆玲则一直在北京电子管厂，其间二人生育一儿二女。
1982年，东单电话局开始修建，拆迁的老街坊们，一起搬到了新源里。同年，姚庆玲退休。孩子们都大了，自己闲着没事干了，就该出故事了。这一年她48岁。
姚庆玲先是在幼儿园看了看孩子，觉得没劲，白天闲得慌。不过，武振民在东北期间，留下了气管炎的病根，经常去医院。1984年秋，空军总院的一个病房里，一个划时代的想法，就在病床上下一对夫妻间展开了。

当时的新源街一带，也算是北京很出名的居民区，附近的楼包括石油、外贸等多家国家部委、重要机关的宿舍，但是，“没几个有电话的，那年头，不知道得到了多高的级别，国家才给你家里装电话呢。”于是，新源街2号楼前自行车棚旁的一个公用电话，前面总是排着长队，打一个电话大概是3分钱。至于来电话嘛，其一是恐怕根本打不进来，其次，打进来的话，看车的老爷子也不管叫人来接。不过据《物价志》，1984年前后公用电话执行1980年的收费标准，应该是4分钱，可能是大婶记错了。
于是两位老人——现在50岁应该算中年人——商量起电话的事儿。姚庆玲说，打算去申请个公用电话，在家门口找地方摆个电话摊，既有收入，又能有点儿事儿干。而武振民，不愧是早年间的大学生，见过点儿世面，他说，干脆，去申请办个总机吧，也能方便附近的许多居民。
说起来容易，咱们前面说了，当时装个电话难上加难，你想办个总机，岂是这么容易做到？我特地问了姚奶奶，家里是否和电话局有些关系？姚奶奶苦笑着说，哪有啊，工作都不在一个系统里。
结果二老就到左家庄电话局，提了这件事情。接待他们的人，与单位研究情况后答复，这个事情之前没搞过，太新鲜了，你们回家先了解一下需求，如果确实可行，再来办理，“可以给你们3条线。”

新源街12号楼。

于是不久后，几张通知出现在了新源街12号楼周边，内容大婶已经记不清，大概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使用电话，自家准备开设总机，可为大家安装分机。如果有需要，就来登记吧。
结果正如晚报当时报道中所说，三天就有100多户登记。各位看官，这件事情看似符合市场规律，没什么新鲜的，但是您别忘了，当时装电话一定有费用，谁都得掂量一下自己的钱包；而且个人办理分机电话，是否真的能做到好用，都是未知数；再怎么说，这个总机也算是“个体户”，当时社会是很歧视个体户的，认为他们唯利是图、不讲诚信。
然而就在这样的前提下，仍然在3天就有了100个提出意愿的客户，足见当时社会对于电话的需求，是多么强烈。

当时恰逢与通讯有关的三大部委开会，据说，姚庆玲和武振民的想法，被带到了大会上。对于这个“大胆”的想法，有关领导表示了支持。
我们很难揣测，这个时候社会上各个部门的作风，究竟是什么样子。既然有需求，领导还给予了这么肯定的答复，为什么普通的电话业务，就迟迟发展不起来，以致于市民投书北京晚报，抱怨三年安不上电话呢？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这个社会的平民和管理层中间，扮演着阻尼？
反正事情挺顺利就订了下来，由于需要采购设备，但自家积蓄不够，二老决定向银行贷款。之前的需求调查有了，领导意见有了，事情当然很顺利就办了下来。具体的钱数，由于姚庆玲没什么文化，一直都是武振民负责，具体也就无从查找了，姚奶奶回忆，大约是不到1万块钱。这笔钱，二老当时算过，收一些初装费，还有每户按月的租金，还贷并不是什么难事。
姚奶奶皱着眉头闭着眼，想了好一会儿说，两台交换机大概是500块钱。不过，电线杆子一根就得60块钱，还有数不清的电缆等设备，这些钱基本都投入进去了。1985年3月5日前后，东单电话局、西单电话局、北新桥电话局都派来了工人，施工三天，就立起了电线杆、挂好了飞线——当时电话线都是空中接入家庭窗口的。设备都是花钱买的，但是帮助架设的工人，都是前来“支援”的，分文工钱不收。3月8日，妇女节当天，小小家庭总机，正式开始了运营。
所谓的交换机，乃是手动，并非后来的程控电话，因此，打进、打出的电话，都需要接线员亲手的操作。电话局挺大方，支持这种新兴方法，给了姚庆玲总机六条外线，后来因需求量大，又给了两条。当时每条线的费用为每月80元，六条线就是480元；而姚庆玲收取分机的月租为个人家用每月6元，公家10元。很奇怪的一点是，当时的收费并不计次或计时，无论是电话局收姚庆玲，还是姚庆玲收分机，都是死数。
当时姚庆玲家住在四层，有两套房子，一套儿女住，另一套小三居，她和武振民住。小三居腾出了一间房，摆放着交换机等设备，一家一个孔，插上线就算接通，过去的交换机操作起来大同小异吧。照片上便是当时姚庆玲工作的场景。前来采访的不光是北京晚报啦，姚奶奶说，日本的电视台、美国的记者，都来过她这里。

如此看，就算200个用户，每户6元，一个月也是1200元的收入，而支出则是500元左右。还是那句话，当时一个工人的月收入才40元上下啊。每三个月，用户们都会上门交一次钱。
这下姚庆玲不闹腾闲得慌了，每天坐在一堆插孔前，不停地忙碌着接线。她的事迹登上北京晚报后，名声传播到了……几百米以外，那里的一些人也要求装电话，于是，又买来了粗电缆线（信号在电线中会有衰减，粗电线可以保证更好的信号质量），接到远处。她家窗户外面的陶瓷接线柱上，已是数不清的电线，可惜现在看不到痕迹了。
几分钟一次电话，24小时值班，没多久，姚庆玲就忙不过来了。于是，她又从街道雇来了人，开始是两个残疾人，每人的月工资约200元。后来还雇过几个普通人，不必细表。而一部分住户可能长时间占用一条电话线，造成他人不便，于是，在每天傍晚电话线路比较忙的时候，姚庆玲可能切进双方通话中，告诉对方尽可能节省时间，为他人提供方便。“当时，还有在电话里教英语的呢。”
电话最忙碌的时候是1989年，又得说那句话了——您懂的。大晚上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是忙着找人、报平安。
就这样，姚庆玲的总机，一直营业到了大约1995年。当时北京的电话事业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这种分机的经营模式，一边被淘汰，一边被电话局逐渐收回，姚庆玲的总机终于在一个她自己记不得的日子，停止了营业。几年前，姚奶奶从新源街12号楼，搬到了现在居住的八角北里。交换机？呵呵，姚奶奶说，后来拉去农村劈烧火了。
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还剩下几个问题没解决。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是：挣了多少钱？

姚奶奶听了这话，没回答，起身从大衣柜里，拿出了三个小红本本，都是给残疾人捐款的证书，每个“面值”2000元，分别是1986年、1987年、1989年。“万元户”还是很多人梦想的年代，这家人已经捐出去6000块钱了，这还不算各种没有证书的捐赠。“挣钱嘛，肯定是挣着钱了，但也没有那么多。而且，总机停办的时候，很多用户都从我这儿领回了初装费。”

姚奶奶家里用的是无绳电话。

姚庆玲，无论她是否真的偷听了电话，无论她是否多收了费用，无论她做了什么，好的，不好的，都过去啦。她曾经的存在，就是一座首都电信事业发展中的里程碑，尽管坐在时代列车上的我们，已经从这座里程碑旁开过去很远了。
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