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锐涛 编辑|胡馨以 监制|张鹭

在东北方言里，有这样一些词语——“挖弄”、“无可无可”、“搂耙”……它们流传已久，不探究词源，很难发现他们其实是由日语演变而来的。

与此同时，在今天的长春市内，仍然能看到很多日本伪满洲国时期遗留的建筑，其建设内涵同样旁证了日本文化上占领中国的意图。

如果把这些当下的痕迹放到更长的历史脉络里，可以发现，它们其实只是日本“同化”中国的小部分而已。

早在戊戌变法之时，“同化”中国便已提上议程，到抗日战争日本投降为止，总结归纳，可以将日本的计划与安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日本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培养中国留学精英的“亲日”感情；第二阶段，利用“亲日派”对中国政局的掌控，增强日本“同化”中国的能力；最后在全面侵华战争中，利用消灭汉语、美化侵略等手段，妄图全方位给中国民众“洗脑”，以达到第三阶段的最后目的——让中国人“熔化”为日本人。

持续30年的亲日感情渗透

执中国抗战时期执政坛牛耳的是哪家党派？答曰：“当然是国民党。”再问，国民党的前身是什么？答曰：“是同盟会。”三问，同盟会和哪国关系最为密切？答曰：“日本。”由此三答，反映出一个问题，影响中国近代政局的政坛大佬基本都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近代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等人都曾在日本留学，而日本面对这种中国向日本学习的风潮，做了一项对同化中国很有作用的长期投资——在这群留日学生中培育亲日感情，而这便是同化中国的第一步。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整个国家“跃跃欲试，光彻大新”，成为亚洲国家发展的典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的青年们看到日本近代改革的成果，于是积极向日本学习。再加上日本进入资产阶级社会，社会文化较为开明，不少西方的书籍都是先翻译作日文后再转译中文的，所以一大批知识分子前往日本留学。

日本在对中国知识分子感情投资上的不遗余力，早在戊戌变法时就体现出来了。“百日维新”失败，变法党的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正是在日本的帮助下逃过了慈禧太后的追捕，前往日本避难讲学。在当时的日本，除了君主立宪派的康梁一伙，还有主张革命的孙中山、黄兴、汪精卫等人也在日本学习、宣传、鼓动革命。

环境对人的影响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在日留学的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们，在日留学学到的不仅是革命思想，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价值体系也深入影响到他们的内心。

当时的很多革命派以学习日本为荣，图为鉴湖女侠秋瑾着和服持倭刀的照片。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自发的也好、日本政府刻意地培育也罢，一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亲日感情，对日本的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像鉴湖女侠秋瑾，她非常出名的一张照片，就是着和服，手握武士刀拍的。更有甚者，奉日本为圭臬，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胡汉民在其自传中就曾写道：“（留日学生）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

这种长达半个世纪的亲日感情的渗透培育，效果非常明显，像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叛国投敌当汉奸，建立汪伪政权，这件事不是偶然，而是其长期深受亲日感情影响，日本同化中国政策的结果。

日本政府深知这群留日学生想要革命的需求，于是投其所好，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大力支持，而且主动提供地盘给革命党，像同盟会就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在经济方面更是慷慨解囊，俨然一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模样。

不得不说，这种手段有着强烈的欺骗性。在留日干革命期间，汪精卫写了《革命决不致召瓜分说》一文，其中对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对满清政府的批判颇为推崇，但是他只看到了日本对所谓革命伪善的支持，而对大隈重信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谋取满洲的伪善一面视而不见。

这种亲日感情培育下，受到蛊惑的也不仅是汪精卫一人，即使是所谓民国国父的孙中山也难以避免。黑龙会是当时日本民间的法西斯主义组织，不过虽说是民间，但是其能力足以撼动军政两界。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假，关键一点是，其具体地点是在日本东京黑龙会总部。

内田良平，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他是日本典型的大陆浪人，黑龙会的灵魂，曾大力支持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同孙中山交好。

黑龙会相当于是日本政府对同盟会的代言人，其首领内田良平与孙中山交好，多次保护支持孙中山。这种保护背后隐藏的目的是，日本希望以此为交换，获得中国东北的控制权。内田良平在其所著书《皇国史谈日本之亚细亚》（1932年版）中披露——孙中山与其曾就革命达成约定“吾人之目的原在灭满兴汉，革命成就之晓，满蒙及西伯利亚将举以付与日本”。

所谓国父者尚有此亲日情结，可以说国民党党内、中国当时的亲日派不在少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会提出“大东亚共荣”的概念。这个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日本看出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少的精英都具有复杂的亲日感情，同化中国存在可能。

让亲日派掌握政权

日本不会白白地砸钱培育中国人的亲日感情，培育出亲日派。培育亲日派的目的在于希望这群热血的革命人士回国能掌握政权。亲日派操纵下的政权，在未来很大程度上是偏向日本的，有了中国政坛高层的支持，日本侵略同化中国的困难就会大大减少。这便是日本入侵并同化中国的第二步。

中国近代史上，留日学生同留学欧美的学生相比，有着人数更多，政治军事性强等特点。他们在留日期间深受亲日因素的影响，他们中不少人在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中担任要职，可以说，中国近代对日关系是由一群留日亲日派在把控着。

日本大力支持同盟会推翻清政府，支持国民党“清党”“反共”，其目的无外乎就是要让亲日派坐稳中国的江山，这样才能给日本侵略同化中国创造更好的条件。

国民党治理中国时采取的是“以党治国”的方针，因此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就成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一张对中央执行委员留日情况的统计表格，我们可以直观发现，亲日派在政局控制中起多大作用。

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得出，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留日学生在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中平均占比达到了1/3。如此高的比率反映出，国民党的政局是由深受日本影响的留日学生把持的。

有人可能也会提出疑问：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实行的是总裁制，这个权力机关不过是空架子而已。诚然，1938年3月国民党实行总裁制，蒋介石出任总裁，凌驾于中执委之上。但是不久，因为战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变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战时最高的权力机构的成员，还是会发现这个机构是被留日亲日派所主导的。

该会11名常委：蒋介石、于右任、居正、孔祥熙、孙科、戴季陶、王宠惠、何应钦、陈果夫、邹鲁、叶楚伧。这里面除了陈、叶两人外，剩下的人都曾出洋留学，其中留学日本的就有7人，包括蒋介石。虽然陈果夫算不上正式留日，但也游历过日本。如将其算在内，那么留日背景者就有8人。

最高权力机关如此，对日本的外交也是如此。抗战期间尤其是七七事变之前，我们总在痛骂国民政府外交软弱，对于日本的侵略听之任之。其中原因，除了力量上的权衡，剩下的恐怕和亲日派掌握外交实权脱不了干系。

国民政府时期，对日外交主要由留日归国生主持。一方面这是日本人的意思，希望亲日派主持对日关系。日本在近代中国政坛上从来不缺乏身影，像北洋政府时期，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爆发的“府院之争”，背后的主使者就有日本。日本扶植亲日派掌握实权，本就是其解决侵略并同化中国问题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正如国民党元老张群所说，“希望能运用我们这些人的对日关系，直接和日本办交涉调整中日关系，与日本取得暂时妥协。”

《塘沽协定》签订旧照。

蒋介石的得力外交助手黄郛，是个不折不扣的亲日媚日派。他在1928年任外交部长期间，处理“济南惨案”时，推行媚日外交，不追究日方责任，只主张“既往不咎”。1933年代表签订《塘沽协定》，让华北门户洞开，1934年变相承认满洲国……

黄郛此人一生身处中日关系的要冲，那时中国人称他为“日本通”、“亲日派”，而日本人称他为“能够理解日本的第一人”。

所以就现有资料来看，亲日派在国民政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能够左右政局的走势，这群亲日派在日本侵略并同化中国的布局中扮演了直接帮凶的角色。北大历史系王奇生教授对此有精道的评价，“留学某国者，往往对某国文化产生认同和亲和感。当留学生弃学从政，这种认同与亲和感也必然反映到政治层面上”，由此看来日本人在同化中国的过程中，是深谙此道的。

让“亲日”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准备后，日本终于借着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实施“同化”中国的最后一步——对占领区的全方位的日式改造，以求能永远占领中国。

民族主义理论家菲希特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发现一种不同的语言，那必定有一个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身份特征和标志，一个民族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自己的语言。日本在全面侵华后，为了让“亲日”的理念渗透进占领区每个中国人的思想里，彻底消弭同化中国人，首要做法就是妄图消灭中国话。

在当时，日本著名语言学者上田万年曾赤裸裸地表示： “（对于中国人）只要让他们使用日语，就可以统一流在他们身体内的精神血液，输入‘忠君爱国’的思想，将他们熔化成日本人。” 鉴于此，语言同化政策被日本殖民当局及其傀儡政府广泛推行，企图营造出大同小异的日语语言文化环境。

在蒙疆地区，日本殖民当局规定，蒙、汉、回等族不能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但必须都学日语。在伪满，伪政府制定了日语等级考试制度，考试及格的特、一、二、三等人员，工作时可拿到日语学习的津贴奖励。学生必须学习日语，不学日语的不能毕业，并且会定期组织学生观看日本的“洗脑”影片，像《乃木大将和卖纳豆的少年》等等，培育学生的忠君爱国的“皇民”气质。

在这个过程中亲日的伪政权甚至比日方还卖力，伪政权为迎合日军，小学低年级亦开设日语课，每周二、三课时，有的甚至达到五课时。据相关资料显示，1939年厦门沦陷后，殖民当局也要求每家店一定要有会说日语的人，伪政府还会派人到店来监视，即使是小贩都要会讲简单的日本话。为了让普通人也能接受日语，日本还开发出一种叫“协和语”的东西。这种“协和语”，不中不日，中国话里混合日本语法和词汇，将中国的人名地名用片假名表示。

日本美化侵略战争，宣扬中日亲善的影片《苏州之夜》。片中日本人的男主角是派遣到上海的医生，帮助中女主角——中国孤儿院院长。暗示着日本作为中国的救助者的存在，是对侵华罪行美化的纯国策电影。

除了语言攻势外，日军也在极力破坏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在台湾，日本极力打压原有的宗教信仰，而把日本的“国教”神道教搬到台湾强制传授。据相关资料统计，日本占据台湾50年间，共在台湾建立了68座神社，甚至还将神宫大麻（日本的一种神符）分配到台湾的家庭，强制台湾人在家里供奉。

日占台湾当局的官方统计显示，全台约有70%以上的家庭供奉着神功大麻。1943年，日本还在台湾推行所谓以“一街一庄一社”建造神社的运动，下令将中国寺庙改建成日式殿宇，规定所有台湾人每月一日去参拜。无独有偶，日本占领东北14年，在东北建立295座大小不一的神社，其范围遍及东北城乡，像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公然承认自己祖宗源于日本的“天照大神”。

日本对中国的传统艺术也采取极端打压的态势。音乐上，日本殖民侵略者为推行其文化殖民政策，极力鼓吹西乐的创作和演出，比如台湾，日本大量输入带有日本民族殖民文化色彩的日本歌曲，让台湾传统戏剧难以为生。绘画艺术上，日本殖民者大势宣扬“东洋画”，并把它树立于画坛的主导地位。他们派出日本画家到各地的占领区学校教授美术，还让学生赴日学习“东洋画”。妄图通过不断贬抑中国画传统，打击中国人对自我文化的信心。

日本包装的“中国”明星李香兰。

除了对传统的信仰及文化的清洗，日本还利用现代媒介给中国人民“洗脑”，灌输中日亲善、中日一家的思想。说道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明星李香兰。李香兰原本就是日本人，但是日本为了殖民宣传的需要将其包装成一个“中国”明星。

当时，李香兰传唱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名曲，如《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海燕》等，国人皆以为她是中国明星，十分喜爱她。但是日本利用她拍摄了不少美化侵略的电影，其中内容多是中国女子与日军或日本人的美好恋情。这种靡靡之音，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日军妄图通过这种方式宣传“中日亲善”，同化国人。直到抗战结束，国民政府要将其以汉奸罪名惩罚时，才发现李香兰是日本人。

当然日军的具体手法多样而全面，这里不能一一赘述。但是总而言之，日本在同化中国的道路上，做了长期的规划，从战前感情上的渗透，到政局的掌控，再到战争中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造”，三管齐下、多面出击，试图让中国人相信“中日亲善”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