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可对苏静来说，哪个著名的战斗、战役，是你带兵打的？你身上挂了多少彩？就算那“苏静能当10万兵”，不也就是些情报、建议吗？

回顾历史，一些赫赫有名的将军，那名气其实并不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即便在将对将捉对儿厮杀的冷兵器时代，将军的主要职责仍是行兵布阵，运筹帷幄。一个战斗、战役打不打，怎样打，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见仁见智，实在是自然、正常而又经常发生的。既然世上没有没打过败仗的将军，那么这次我对了，你错了，那次我错了，你对了，也无损名将风采。如果正确意见都是“党委意见”，那将军就吃了“大锅饭”了。

都是名将，等于没有名将。

曾任四野副参谋长的苏静，却好像连这种“名将”的“大锅饭”，也吃不上。

因为他从未带兵打仗。

1910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县的苏静，读师范时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逃往缅甸，在当地教书，收入颇丰。“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红军。长征时红1军团在前边开路，时任军团侦察科参谋的苏静，每天的工作之一，是绘制行军线路图。突破腊子口后，毛泽东亲自到1军团指挥部队北进，苏静每天早晨都要向毛泽东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长征期间，他绘制了几百张行军线路图，仅存的几张，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1938年115师挺进晋西，国民党派个联络参谋来做联络工作。负责联络、接待的侦察科长苏静，发现这个联络参谋收买了115师一个译电员，并骗取了密码本。他毫不客气地索回了密码本，不动声色地处理了变节分子，并假装无意地不时透露些部队“情况”。晚上，每当这个联络参谋用电台把“情况”发回去时，假装睡觉的苏静就在被子里手写心记，很快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

从侦察科长到情报处长，苏静的主打专业就是这个。

从东北到江南，林彪在电报中经常提到的“密息”，指的主要就是破译敌人电台密码所获得的情报。

到东北的第一个歼灭战，秀水河子战斗，敌主力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营、运输连，远离主力达3天路程。战前苏静仔细核实情报，认准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立即下定决心，调集部队，将其吃掉。

不久，情报处又以准确情报，保障了大洼战斗的胜利，歼敌4400余人。

在解放战争中，林彪经常指挥到师团，原因之一就是情报及时、准确。

在东北，林彪曾对他的秘书季中权说，苏静能当10万兵。

苏静是当年唯一秘密进入北平的解放军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

他的儿子苏晓林，看了他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北平和平谈判》，结论是3个字：流水账。

父亲说：我只是个历史见证人，领导派我去，我执行命令，就去了，就是这么个过程，还能怎么写？

儿子说：你当时总有些思想活动吧？再说了，一个人独闯国民党占领下的北平，能没有危险吗？

父亲说：有什么危险的？兵临城下，是傅作义邀请我的，跟着他的谈判代表进去就是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嘛。

儿子说：话是这么说，可古今中外，斩的还少吗？再说，城里特务那么多，当时力主和谈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不就被特务炸了吗？一家6口，1死5伤。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我是不是你的儿子，实事求是，北平和平解放，你是立了大功的。

父亲说：那时双方都希望和平解决，所以不会有危险。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在这篇回忆录中，他也说“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如果没有我，领导换别人去，也是一样的。

有件事，如果换个人，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第三次谈判后，林彪交给邓宝珊一封信，是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毛泽东就和平解决北平提出两个办法前，历数傅作义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累累罪行，措辞相当严厉、尖锐。当时双方气氛挺融洽，信未封口，邓宝珊急于知道写了些什么，看罢大惊失色，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

又道：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把这个情况向林彪汇报了，林彪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原来早在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曾得意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登在报纸上，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的。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登报了，苏静奉命出城向“林罗聂”汇报城里情况。一进门，罗荣桓便问他：“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这时，苏静还未看到这封信，也不知道傅作义的那封《上毛泽东书》。但他明白，罗聂如此重视这封信，很可能是党中央，甚至就是毛泽东查问了此事。

傍晚，苏静回到城内，找到邓宝珊。邓宝珊困惑不答，迟疑良久，才拿上信，两个人一同去了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情绪很好，问这问那，与苏静热情交谈。邓宝珊乘机到内屋，将信交给了傅冬菊，傅冬菊看了信，也没敢交给傅作义，而苏静也绝口未跟傅作义谈这封信的事。

2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傅作义看后，果然情绪异常激动。两天后，他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信中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全部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此时，距林彪将信交给邓宝珊已经半个月了，北平和平也已生米做成熟饭了，不管什么样的果子，他傅作义也只能吞下去了。

邓宝珊当然是深知其人的，傅冬菊更是深知其父的。无论如何，傅作义都是个有尊严的军人。

辽沈战役，首战义县，攻城部队战前大挖交通壕，直挖到敌阵地前，以敌人手榴弹投不到为准，既可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又能大大减少伤亡。苏静见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未置可否。苏静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两遍，但他还是去林彪那儿又讲了一遍。这次林彪果然极为重视，立即给攻锦州部队发电，要求每师用2/3兵力挖交通壕。而敌守城司令范汉杰，见到城下那么多蛛网似的交通壕，就知道守城无望了。

苏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风险。

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许多与苏静差不多的老资格的机关干部授衔大校。

苏静是中将。

那也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将军。

军人是讲战功的。将军的荣耀，莫过于提起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一串辉煌的战斗、战役了。可对苏静来说，哪个著名的战斗、战役，是你带兵打的？你身上挂了多少彩？就算那“苏静能当10万兵”，不也就是些情报、建议吗？

他只能属于另一类的无名的名将。

因为师范毕业(在当时的红军中，这无疑是高学历、大知识分子了)，参军就当了参谋(用今天的话讲，叫“坐机关”)。如果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可能早就下去带兵打仗了。可他实在太出色了，不可替代，再加上不喜欢宣扬自己，就注定要默默无闻了。

四野最彪悍的上将：一生战功赫赫 污点涟涟

黄永胜是士兵出身，积数十年军功，官至总参谋长，是个典型的行伍出身人物，是林彪集团中除林彪以外资格最老、职务最高，唯一一个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成员。黄永胜立了不少战功，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战功赫赫，污点涟涟”八个字比较客观而真实地刻画了黄永胜的一生。

一、战功赫赫

(一)一次战斗击退敌人受到毛泽东表扬并为其改名

黄永胜的前半生完全是凭着战功，从战士直到成为上将。黄永胜1910年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一个贫苦家庭，1927年7月，十六岁的黄永胜去了崇阳县城，在崇阳县团防局当了一名民团士兵。从此开始了他的当兵生涯。

黄永胜原名黄叙钱，是毛泽东为他改名为黄永胜。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崇阳县民团在此之前改名为崇阳县农民自卫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混编，加入到了秋收起义之中，黄永胜随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在一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然打到前敌委员会与红四军军部附近。时任班长的黄叙钱来不及请示连长，立即主动率全班战士向敌人反击，击退了敌人，保卫了前委与军部的安全。战斗结束后，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他，询问了他的名字后，告诉他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要讲为无产阶级而奋斗，将他改名为黄永胜，希望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胜利前进。

(二)英勇善战，屡建功勋，快步升迁

由于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特别是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他英勇善战，屡建功勋，黄永胜升迁很快，1931年他还是红十二军中的一名团长，第二年便升为红军的一名师长，时年22岁。1933年部队改编，他又改任红一军团一师第三团团长。虽然当时他只是个团长，得知他的师长郭炳生带着另两个团要去投敌时，他策马扬鞭，带着全团去追，部队被追回，只有郭炳生只身投敌了，这是个不小的战功。为此，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还专门给黄永胜颁发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黄永胜随红一方面军北上长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5年冬他担任红一军团四师副师长，开始在军团长林彪手下工作，并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渡黄河对日作战的准备。1936年6月，他进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

1937年1月黄永胜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2月按照军委指示，部队实行精兵减政、主力部队逐步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晋察冀军区部队变动，黄永胜担任第三分区司令员，后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等职。他在聂荣臻司令部的指挥下，迎击国民党的进攻，先后进行了绥远战役和反抢占战役。1946年8月，黄永胜成为林彪的一员干将。1947年下半年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以后东北野战军的编制成立后，他又担任第六纵队司令员，1949年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军长，第十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曾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官至总参谋长。

二、污点涟涟

(一)玩女人成了一种爱好

黄永胜作战有勇有谋，但却爱沾花惹草，见女人就爱，虽职务不断升迁，但玩女人的爱好一直不减。在抗战十分紧张之时，他还与一个地主的女儿打得火热，为此受到聂荣臻的严厉批评。正是因生活作风问题，他感到没脸见人，想调到别处，正好第二野战军成立，黄永胜担任了热辽纵队司令员。1946年8月，承德失守后，黄永胜纵队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黄永胜从此投奔在林彪的门下。进城后，罗荣桓元帅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就是为黄永胜玩女人发的，说他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是不改，还是不要脸了?

(二)整人成了一种职业病

1967年4月，“文革”“二月逆流”之后，军队中一小撮人开始反对老革命家，谋取军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来到北京。一到毛家湾，林彪热心接待老部下。他启发性地问道：“对于当前部队和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你看应如何处理?” 黄永胜不假思索：“我看就是重申八条，贯彻八条。支持八条中的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

林彪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说道：“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的，现在需要有新的东西，向全国发出一份新命令，规定几条。”黄永胜连声附和。很快，林彪炮制的“十条”出笼了，几天之内就发到全国各地。“十条”的发布等于是给冲击部队的群众组织火上浇油，这正好符合林彪唯恐军队不乱的意图。

5月27日，黄永胜回到广州后，伙同政治委员、第二书记刘兴元组织专案小组，开始迫害军区领导干部，制造了文年生、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反革命冤案。 不久，黄永胜一伙又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冤案，受到诬陷迫害的达7200人之多。其中包括我党早期着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母亲、儿子以及烈士的侄儿、堂弟、堂侄等。

黄永胜进京后不久，就主持总参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现在又出了杨成武”。12月25日，他在听取总政军管小组汇报时说：“你们要交待政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总政是水浅王八多”，“总政情况复杂，是阎王殿，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是阶级斗争复杂的地方。

在此期间，黄永胜以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组长的身份，秉承林彪旨意，成立材料组，罗织罪名，并且停发军委几位副主席的文件，收缴中央军委的全部印章。他在总政制造冤案792起，受诬陷迫害的达839人，其中军以上干部52人。

与此同时，黄永胜在林彪的指使下，歪曲历史事实，诬陷聂荣臻是“华北山头主义”后台，11月他又说：“每一个大转折总有些人出来反对主席的正确路线……聂荣臻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好事。这些人是不会死心的，一有适当的气候就会起来搞名堂。”

1968年5月，黄永胜在对贺龙专案组人员讲话时，大肆鼓动说：“贺案很重要，他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搞案子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猛打穷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还扣压了贺龙元帅写的8封申诉信。

最惨无人道的是1968年8月，黄永胜与吴法宪召集罗瑞卿专案组开会，传达林彪对罗瑞卿的诬陷，说：“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狡猾，可恶至极”。他还在原罗瑞卿专案组写的一个关于推迟罗瑞卿手术治疗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赞同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待秋后再动手术。这使将军的左腿失去了安装假肢的可能，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摧残。在处理彭德怀一案中，黄永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