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常识报刊亭邀请到四川大学郭书愚教授与彭志远同学与我们共同阅读《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期望能重拾这位曾被刻意遗忘的，立志“归骨于田横之岛”的史人。
今天是傅斯年先生逝世六十五周年的日子，我们将主讲人彭志远同学的讲稿原文分享在此，愿诸君阅后有所得。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今年是他逝世的六十五周年。要谈的书是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首先说几句傅斯年：在中国大陆他曾经是一位被有意识地遗忘的人物，现在则已经“脱敏”，甚至被视作知识人的人格典范。在台湾也未能被充分讨论（尽管被史语所奉若神明）。现如今，两岸尚无一套完备的《傅斯年全集》。然后再说王汎森的这本《傅斯年》。关于傅斯年的传记现在数量不少，王先生此书虽然写作较早，但仍然是这一领域不可多得的经典。个人总结此书的特点有三：(1)在“知人”方面，作者能够深刻地把握傅斯年思想中“一团矛盾”特质（第52~59页）。这同时也是那一代身处“过渡时代”（梁启超语）的知识人所共同的思想性格。傅斯年1929年对胡适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转引自第58页）余英时先生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笔下所津津乐道的‘新’与‘旧’、‘进步’与‘落伍’、‘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革命’与‘反动’等等二分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在实际生活中的‘人’本来就是‘一堆矛盾’（‘a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愈是在变动剧烈的时代，愈是如此。”(2)在“论世”方面，作者有意识地按照余英时先生的指导，将傅斯年“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中译本序第1页）。王先生在《导论》中说：“本研究试图将傅斯年的个案带到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中的成功与挫折。”（第10页）这方面创见尤其多。笔者在撰写学年论文时，即借鉴此书不少。(3)在写作方面，作者自承是在普大读书时受到了劳伦·斯通（Lawrence Stone）关于叙事史复兴的影响，“故希望它是问题取向的，但同时也是可读的”（中译本序第2页）。翻译成中文之后可读性依然很强。但因为“下笔时比较含蓄，对当时心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并未尽情地叙出”（中译本序第3页）。不少重要的问题都一笔带过，很有深入发掘的价值。在我看来，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是赋予傅斯年在学术史上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一点，葛小佳先生在为此书的英文版所作的书评中有精到的评述（葛小佳《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这里不赘。下面主要想讨论两个问题：⑴傅斯年所体现的五四反传统主义；⑵傅斯年所体现的知识人与政治的关系。王汎森在书中以“五四青年”形容傅斯年（如第六章《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和结语《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915年）一百周年，即百年以前，广义的“五四”即由此展开。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责任的重负》中指出，对法国大革命相互冲突的解释造成了二十世纪法国社会的分裂。那么造成中国今日知识界的分裂的恐怕就是对中国近代史上的“相互冲突的解释”。“五四”盖其中之一也。台湾1950、60年代的思想界是如同“新文化运动”的翻版。这里更希望关注的是傅斯年晚年的思想变化。王先生认为，在傅斯年的晚年，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剧烈的变化。”（第218页）只是“他不能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整体表述出这些相互缠绕的丰富思想”（第236页）便溘然长逝了。1946年，傅斯年在笔记中写到：“孟子，自由主义唯心论的祖师。”（“傅斯年档案”V-82，转引自第223页）1954年9月3日，胡适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儒家与自由主义接榫的问题，之后余英时、张灏、林毓生都从此方向上努力。最近正在读日本学者鹤见俊辅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鹤见俊辅认为，日本知识界在1931到1945年战争期间出现了所谓“转向”的情形（意即“在国家的强制下所产生的思想变化”）。1949年共产党革命成功，中国知识界也同样面临“转向”的问题。罗志田在一篇评介湖南教育出版社《傅斯年全集》的文章中说：傅斯年不仅历史眼光通达，他观察时事同样敏锐。早在1918年6月，他就不仅看出新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更预见到“将来西伯利亚一带， 必多生出若干共和国”。当时恐怕极少人能这样的未卜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说，“吾辈批评时事，犹之批评史事，岂容局于一时耶”。正因其眼光不局于一时，复有其一贯的种族文化视角，故能所见深远。这里引述的是傅斯年1919年1月1日发表在《新潮》上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文。不过，当时还在北大读书的傅斯年受到李大钊的感召，尚以为“俄国革命的模式是全世界的希望，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第28页）。这与他后来以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乃至认定“中共是苏联宰制中国的工具”（第179页），是迥然不同的。1947年在给胡适的信里就说：“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反苏也成为了傅斯年反G的一个重要原因。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他是反G抗俄的大领袖。在思想上，无论在重庆、南京、台湾，他都是反G抗俄的大力量。他有一篇文章《自由与平等》，指出了苏联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如果说苏联有经济的平等，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第三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反G？》第四篇是《共产党的吸引力》。这四篇文章，是他在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他临死前写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表现了反G抗俄的思想。譬如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这一篇中他说：“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在《我们为什么反G？》一篇中说：“史大林真正集大成，集中古的近代的一切坏东西的大成。”在这一篇文中还提出三个目标，这在我个人是完全同意的。第一是：“我们为中国的文明传统，为世界的文明传统，不能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第二是：“我们为保持人类自尊性，不能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第三是：“我们为人在世界上活着有意思一个道理，不能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而这些思想，在孟真早年的时候就已经具有了。这一点，民族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莫勒（Alan Moller）称傅斯年为“好战的民族主义者”（bellicose nationalist），亦良有以也。1949年傅斯年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G反苏。”本书题名“历史与政治”（history and politics），盖讨论傅斯年与中国近代政治的关系是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傅斯年创立的史语所的学术性格以不问政治闻名，1968年史语所四十周年所庆，沈刚伯应李济之邀在纪念会上演讲《史学与世变》，“很委婉地指出史语所的新史学与社会脱节”。然而傅斯年本人却是对政治有相当的热心。傅斯年在1942年给胡适的信里说：“（我）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第186页）傅斯年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参政、议政与中国知识人的边缘化。“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陶渊明《拟古（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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