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人 ”在这个时代已经不那么像一个好词了
Good Person 好人
“ 好 ”字背后所隐含的道德衡量标准并不必然指向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有时甚至南辕北辙。而在现代政治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个人权利意识的认知,以及对国家道德意识的觉醒,才最终可能带来社会的公平以正义。
好 人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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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有个电影,片名叫《好人先生》。主人公前前后后帮了20多个人。其中,最后一位寡妇的需求最惊悚,她把好人先生叫到家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要你每月到我这里来两次,和我xx。好人先生默默听完所有要求,吻了一下这个女士,说:“到下个星期一还有三天。” 起身走人。但影片的结局是这样的:“好人从寡妇那里出来,开车到另一处做好事,半路上出了车祸,被卡车撞死了。” 我也一直很诧异,故事怎么会有这么四六不靠的结局。
虽然现实中的好人未必一生平安,但是好人终有好报却是底层人民长期坚持的小团圆理想。但电影在经历了这么多没有道理可讲的辛酸人生后,再用一个没有任何逻辑的荒谬结局收场,真正是情何以堪!
说来也怪,每当谈起“ 好人先生”,我首先想起来的而是《功夫皇帝方世玉》里的雷老虎。好人先生雷老虎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在以力服人的武侠世界里,他偏偏相信“以德服人!雷老虎有着中国好人的典型特征:他们德性无亏但能力有限,与人为善却吃尽苦头,不是奸人贱人但也绝非能人强人,而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好人。
O F C O U S E
“ 以德服人 ” 并非中国好人的专利,古希腊式“ 好人 ”也追求 “ 以德服人 ”,只是他们的形象要比雷老虎们阳刚隽永的多。
德 性 卓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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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有他们独到的“ 好人 ”一面。▼
第二次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三百勇士驻守温泉关,与数以百倍计的波斯大军殊死抵抗,激战了三天三夜之后,三百勇士几乎全部阵亡,只有两人侥幸逃出生天,一个是因为害了眼病,一个是因为奉命外出。当他们返回斯巴达时,遭到了所有人的鄙视,其中一位的妻子质问他:别人都死了,你为什么不去死?最终,一个人选择了自杀,另一个则在随后的战役中牺牲。
雅典人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 德性 ”传说。▼
伯利克里率领舰队在爱琴海上的一座岛屿附近抛下船锚,准备翌日清晨发起攻击。黄昏时分,伯利克里邀请副手们一同把酒畅谈,当年轻的侍从为其斟酒时,夕阳映在少年俊美的面庞上,伯利克里有感而发,引用诗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脸上闪烁着“紫光”。身旁的将军表示不同意,引用另一个诗人的表述,把年轻的脸庞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伯利克里反对他的看法,谈话就这么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援引一句适当的话来应答对方,仿佛战争的阴影从不存在。
SO...
初看上去,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追求的“ 德性 ”迥然不同:前者崇尚力度和体魄,任何时候不忘恪守铁血纪律;后者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去过智性生活,热爱美与自由。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却分享着同样的古希腊精神。
如果用一句话解释“ 德性追求 ”就是把事情做到极致。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两位幸存者,雅典执政官伯利克里,虽然具体表现天壤之别,但在把事情做到极致这一点上有着最为根本的一致性。
雷老虎与伯利克里的区别,归根结底在于对“ 德性 ”的理解不同。由此可见,如果说雷老虎只求在道德的意义“ 以德服人 ”,那么古希腊人一定就是实现了自我卓越,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认清自我,将自我能力展现到极致,去追求美与自由。
与古希腊式的好人相比,中国式的好人缺少了智性和认知自我的能力。中国式的好人要么追求心灵的宁静,要么追求道德的完善,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 应不应该做 ”,而没考虑到“ 自己有没有能力做 ”,缺乏了最基本的对自身思考的过程,空洞的被道德束缚。
把 潜 能 发 挥 到 极 致,并 最 终 成 为 你 自 己
坏的道德风气使好人变坏,好的道德风气使坏人变好。但是问题在于,道德风气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悲观主义者的潜台词是:因为无法一劳永逸地改变道德风气,所以任何行动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乐观主义者的想法则是:正因为我们不相信一劳永逸的改变,所以才会相信点滴累进的力量,为不知何时到来的改变做准备。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认清自我,将自我能力展现到极致,去追求美与自由。
Become a good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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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正义的可能》 周濂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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