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与南唐的文化差异|163

西蜀地域文化生成了视野横向发展的审美心理。审美视野指作者审美时所见对象的范围。“横向发展”概念与“纵向深拓”概念相对应，指作者审美视野横向平移。而南唐地域文化则生成了“纵向深拓”的审美视野。“纵向深拓”指作者审美视野纵向移动，考察不同的审美情感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审美情感形态的纵深方向的更迭。

西蜀的视野横向发展的审美心理，是唐朝遗族与富庶而封闭的西蜀地理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蜀多唐朝皇族显贵。唐哀宗天佑四年（907），延续了 289 年的唐王朝被后梁朱温所灭，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907—960）。907 年，壁州（今四川通江）刺史王建（847—918）在成都建立蜀国，史称“前蜀”（907—925）。疆域约为今四川大部、甘肃东南部及陕南、鄂西，其腹地是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918 年，王建死，太子王衍（899—926）继位。925 年，后唐灭前蜀。934 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孟知祥（874—934）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934—965）。934 年孟知祥死，子孟昶（919—965）继位。965 年，北宋灭后蜀。

前后蜀的疆域差不多，后蜀东北部比前蜀收缩了一点地盘。[⑧] 中唐以来，安定的成都素有“南京”之称。唐王室两次避乱于蜀。安史之乱（755—762）时，唐玄宗入蜀避难，成都遂为唐行都南京。李白曾作《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中两首是：“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⑨] 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于880年攻克长安，唐僖宗与少数宗室亲王逃至成都，至僖宗光启元年（885）正月才返回长安。

同时，大批宫廷官宦、文人及乐工相继入蜀。因此，蜀地的统治者保留了习惯以平移视野观察华美事物的唐末皇族审美心理。经历乱世流离之后，身心皆疲的唐末五代西蜀文人逃避现实人生，以醉入花间作为安定心灵的主要手段，造就了浮艳的时代贵族审美心理。

而且，西蜀花间词人的活动空间较大，他们的审美视野很容易横向转移。晚唐的温庭筠是太原祁人，幼时客居江南；皇甫松是睦州新安（今浙江）人，青年时随父到长安生活，二人皆有他乡游历的经历。而西蜀词人尤其是后来入蜀的外来词人群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牛希济等，及本为蜀人后仕于荆南的孙光宪，他们大都游踪广泛，人生经历丰富，这些在他们的词作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韦庄本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早年寓居长安、洛阳等地，壮岁遍游长江南北包括江南等地。因此韦庄写了数首《菩萨蛮》来赞美江南风貌人情，还有一首《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表现了他对洛阳的偏爱。

花间词人的词作除了有川蜀本地的地域特色以外，江南一带、南粤地区的风土人情也不时在《南乡子》《渔歌子》等词中出现，词的叙事空间环境并不局限在蜀地。如李珣曾游历岭南，其《南乡子》里面就写到“刺桐花下越台前”，其中刺桐多生长在在两广、福建等地，而越台即越王台，故址在今广州越秀山，为南越王赵佗所建。另外其它词中“荔枝”、“瘴雨”、“芭蕉”、“桄榔”等都呈现出蜀地以外的地域特色。

花间词人相对阅历较丰富，他们的词除了写女子闺怨题材时局限在闺阁室内狭窄空间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以船上、溪边、堤岸、郊外甚至外乡作为叙述地点和空间的词作。

而蜀地本身又具有横向平移的审美视野。如，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体文学就具有文人横向铺陈的手法特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自由相爱，蜀地两性关系带有原始风习，不惧横向改变爱恋对象；杜佑《通典》卷一七六《州郡六·风俗》云“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即缺少深度的忧患心态。于是，通过人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西蜀形成了视野横向发展的审美心理。

这种视野横向发展的审美心理是西蜀地域文化的特色，有三个层面的表现。在物质层面，人们喜欢各种物质文明成果。后蜀高祖“晚年专务奢侈”，后主“以奢靡为乐”，“至溺器皆以七宝装之”。[⑩] 前、后蜀君主皆沉湎于酒色歌乐的放纵生活，前蜀主王建棺柩下的石座刻有盛大的伎乐浮雕场面，其子王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新五代史》谓其“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11]；而后蜀孟昶执政的时期也不遑多让。

西蜀君主沉溺于享受，上行下效，影响了整个西蜀的风气。在制度层面，西蜀多用唐制。所谓“去蜀者，非出名门，即饱学之士”，“王建所用皆唐名臣士族”。[12] 前蜀皇帝王建对避祸于蜀的唐朝世族、文人多加录用。《资治通鉴》载：“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13] 张唐英《蜀梼杌》载：前蜀“建之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韦）庄所定。”[14] 王建登基次月，即下诏改“堂宇厅馆为宫殿”，改“乐营为教坊”。[15] 教坊者，唐制也。后蜀沿前蜀旧制，仍设置教坊。在精神层面，前后蜀主“颇知学问，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丽之词，常集艳词二百篇，号曰《烟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传颂焉”。[16] 可见前蜀民众的喜好。

花间词创作群体致力于应制享乐，《花间集序》也表明了花间词乃供“羽盖之欢”之歌辞。所以花间词的题材和风格也大都切合歌女的口吻和听众的审美情趣。另外，西蜀文人受道教享乐意识的影响，因而重生。据宋·吴处厚撰《青箱杂记》卷七载：蜀主王衍使宫妓“皆衣道衣、莲花冠”。

因此，花间词倾向外部描写，以第三人称无聚焦叙述为主。既然花间词旨在娱宾遣兴，那么大量的第三人称无聚焦叙述便满足了宴席上以男性为主的欣赏主体的审美要求，词中女性的生活和情感多以被观赏被审视的状态而呈现出来，其旖旎香软而又没有背负深厚沉重感情包袱的特质，与其供席上诸客狎玩娱乐的主要功用十分契合。

《花间集》写情爱的词十占八九，叙写的焦点也在女性身上，或描绘女子的外貌衣着体态神情，或叙述女子与情人之间的爱情生活，或用相应的环境来暗示人物的或喜或悲的情绪，或用直接对话和心理描写来表现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所表达的多为艳情。其中虽有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写主人公“我”的事或情，然而很多是男性词人采用女性的口吻，客观审视成分依然浓重。如顾敻的 “夜久歌声怨咽，残月。菊冷露微微，看看湿透缕金衣。归摩归，归摩归”（《荷叶杯》），作者的男性视角和口吻刻意隐去而改拟女性的视角，正合歌女伶人的酬唱抒情角度。

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

朝代：唐代

作者：韦庄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

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

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

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

南乡子

朝代：唐代

作者：李珣

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

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拢云髻，背犀梳，焦红衫映绿罗裾。越王台下春风暖，

花盈岸，游赏每邀邻女伴。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

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携笼去，采菱归，碧波风起雨霏霏。趁岸小船齐棹急，

罗衣湿，出向桄榔树下立。

云髻重，葛衣轻，见人微笑亦多情。拾翠采珠能几许，

来还去，争及村居织机女。

登画舸，泛清波，采莲时唱采莲歌。拦棹声齐罗袖敛，

池光飐，惊起沙鸥八九点。

双髻坠，小眉弯，笑随女伴下春山。玉纤遥指花深处，

争回顾，孔雀双双迎日舞。

红豆蔻，紫玫瑰，谢娘家接越王台。一曲乡歌齐抚掌，

堪游赏，酒酌螺杯流水上。

山果熟，水花香，家家风景有池塘。木兰舟上珠帘卷，

歌声远，椰子酒倾鹦鹉盏。

新月上，远烟开，惯随潮水采珠来。棹穿花过归溪口，

酤春酒，小艇缆牵垂岸柳。

菩萨蛮·玉炉冰簟鸳鸯锦

朝代：五代

作者：牛峤

玉炉冰簟鸳鸯锦，粉融香汗流山枕。帘外辘轳声，敛眉含笑惊。

柳阴轻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

临江仙·柳带摇风汉水滨

朝代：五代

作者：牛希济

柳带摇风汉水滨，平芜两岸争匀。鸳鸯对浴浪痕新。弄珠游女，微笑自含春。

轻步暗移蝉鬓动，罗裙风惹轻尘。水晶宫殿岂无因。空劳纤手，解佩赠情人。

浣溪沙·蓼岸风多橘柚香

朝代：五代

作者：孙光宪

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

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

喜迁莺·清明节

朝代：唐代

作者：薛昭蕴

清明节，雨晴天，得意正当年。马骄泥软锦连乾，香袖半笼鞭。

花色融，人竟赏，尽是绣鞍朱鞅。日斜无计更留连，归路草和烟。

江城子·浣花溪上见卿卿

朝代：五代

作者：张泌

浣花溪上见卿卿，眼波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簇小蜻蜓。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南唐的审美视野纵向深拓的审美心理，是庶族文人与南唐地理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域文化特色。

南唐君臣出身于庶族。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937年）十月，徐知诰代杨吴，国号大齐，改元升元。据范垌、林禹《吴越备史》所载：“知诰……父为安吉砦将（管钱财和税收的官吏）”。天福三年四月，徐知诰复姓李，改名昪，国号大唐，向国人昭示其李唐皇室后裔身份，欲谋中原。南唐疆土占有今江苏、安徽中南部，江西全省及湖南、湖北、福建等地方。南唐上自皇室，下至公卿大臣，虽有大批南迁的北方士人（如韩熙载），但这些人多数在南唐遭到冷落，跻身于主流社会者比较鲜见，宋齐丘、冯延巳等南唐宠臣都是家世并不显赫的江南土著士人。因此，南唐君臣具有庶族文人深度观察事物的审美心理。而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秀美，也使其审美趣味偏向素雅清淡。

并且，南唐词人活动空间狭窄，这使他们的审美视野很容易趋向纵向深拓。南唐词人活动的地域空间有限，活动范围比较固定，少有花间词人的地域跨越的经历。南唐君臣三人中，二主皆生长并久居在钟鸣鼎食的南唐深宫。且南唐亡国后，李煜所过的是身不由己的囚徒生活，与外界的接触就更少了。于是，南唐形成了审美视野纵向深拓的地域文化特色。

种地域文化特色表现在三个层面：在物质层面，南唐君臣喜爱兰亭雅集式的宴饮赋诗活动。在制度层面，从建立南唐政权的李璟之父李升伊始，便注重广纳四方的文人儒士，采取富民政策。史谓李升一方面以“专尚文儒，延纳多士”，[17] 一方面“以富国阜民为务”。[18] 在精神层面，由于有强邻，故具有危机感。

另外，南唐君臣皆酷爱文人风格的文学艺术。如，中主李璟生性怯懦，政治上不能整治山河，艺术上却“多才艺，好读书，便骑善射”，[19] 善书法；后主李煜更是博通众艺，天赋极高。南唐元宗李璟保大元年（943年），李璟在宫中设立翰林图画院，史称“南唐画院”。该画院的山水画“南宗”流派大家董源、巨然，花鸟画名家徐熙，人物画巨匠周文矩、顾阂中等人成就斐然。而南唐山水画已开始增添了不少人文气象，被称为“野逸”之风的南唐宫廷画家徐熙可谓一介布衣。徐熙善画汀花、水鸟、野竹、渊鱼等江湖田野的题材，深得中主李璟、后主李煌赏识，与在西蜀备受追捧黄荃的重彩“富贵”画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外，南唐自南北朝以来就是佛教盛地。陆游《南唐书》卷一六《后妃诸王列传》载：“元宗、后主皆酷好浮屠，群臣化之。”南唐文人受佛教“苦空”观濡染，因而祈求死的解脱，多忧生之嗟，导致忧患意识的弥布。王国维认为李煜词有“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20] 可见，南唐词多表现苦情，其审美视野并不是从横向延伸来扩展内涵，而是从纵向在情感的深度上增加作品的深层意义。

当时南唐缺乏抵挡强敌的条件，亡国之势随时一触即发，这种委曲求全的郁结和文人气质，使得冯延巳和李璟的词作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上比花间词大大增多，他们在寻常题材中倾注了自身的身世之感和忧患意识，花间词中实在具体的人物活动、事件等在冯延巳、李璟的词中趋向朦胧。[21]

而后主李煜更亲身经历了亡国的沉痛。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价李煜“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煜任真率性，敏感多情，早期为词也常以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来叙述，情和景皆信手拈来，喜忧悲欢都不加以掩饰；在遭逢变故打击之后，他的词更成为其宣泄情感的途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为抒情言志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使得创作主体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南唐词人在情感深度上深拓的需要是南唐词多采用便于抒情的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的内在动力。

可见，由于在地域文化方面存在差异之处，因此花间、南唐文人的审美心理也产生差异，花间词总体上偏向审美视野横向推移，而南唐词则趋向纵向深拓。地域文化因素通过地域审美心理这一媒介，使花间、南唐文人在叙事视角方面产生明显差别。显然，两种视角选择都符合了各自的为词目的和表达需要。

长相思·一重山

朝代：五代

作者：李煜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

乌夜啼·昨夜风兼雨

朝代：五代

作者：李煜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