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一直是历史教科书中宣扬的民族英雄,其忠君爱国、英勇忠烈之品质自不敢有所怀疑,只是这样一位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代表真的称得上是民族英雄吗?

林则徐最大的功绩亦即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虎门销烟”。作为清朝“剿夷派”亦即主战派的代表其行为号称“抗击外侮、扬我国威”而一直为后人所称许,视作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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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果真如此吗?蒋廷黻先生曾对林有个著名的“两个林则徐”之评价。蒋先生认为,历史上存在一个真实的林则徐与一个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是一位主张剿灭洋人的强硬派,是民族的脊梁,是百战百胜的民族英雄。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林在之时,英国人不敢开战,林去之时,英国人当然就开战了。所以士大夫阶层与中国民众就认为鸦片战争失败不是因为中国体制不行了,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与国人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自古以来国人就习惯了这样的分析方法,在外敌入侵时打胜仗是中华文明优越性的体现,打败仗则肯定因为奸臣当道或荒淫误国,秦桧如此,妲己亦如此。林的奏章也显示此时的他充满了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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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林则徐个人的幸运,因为无论他在与不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不可能战胜英国的。而这又是国家民族的不幸,因为他的缺席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留下一个自我安慰的借口,正是这个借口日后将彻底改变中华民族之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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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真实的林则徐则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即大名鼎鼎的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可惜的是,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林则徐虽有这种觉悟,但作为士大夫阶级代表的他害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试问这样一位重清誉而罔顾国运的士大夫称得上是民族英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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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人会问,难道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就称得上民族英雄吗?
当然不是。作为主和派的领军人物,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然看清了中西方的强弱悬殊差距,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自己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一味着满足洋人的要求,换得一时之和平,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样的人自然称不上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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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正是由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沽名钓誉的“民族英雄”与有识无胆的“奸吝小人”之鼠目寸光,使得中国一次次失去宝贵的改革时机,终酿成积弱积贫的局面。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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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真正的民族英雄又是如何的呢?小慢眼里,真正的民族英雄是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虽不能扶大厦之将倾力挽狂澜,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内剿太平天国之患匪,外御东洋邻国之强敌,一面与洋人在谈判桌前据理力争为国争权益,一面在僵化体制之下厉行改革,竭力改变民族落后之现状。李鸿章无疑算是一个民族英雄,只不过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他化身为封建专制的代言人,成了出卖国家利益、割地赔款的罪人。试问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何人敢于扯下国家民族的遮羞布力主改革?何人敢于将自己的名声置之度外承担千古之罪名?何人敢于冒着龙颜大怒的危险犯上直谏?唯李中堂耳,乃真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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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落后、民族危亡之时代,沽名钓誉、明哲保身之流不是民族英雄,盲目自大、外强中干之辈不是民族英雄,唯有舍身忘我、置个人生死与身名于度外的民族脊梁方能担得起“再造玄黄之人”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