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日本女性——绿川英子

绿川英子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惟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日本女性是绿川英子。（记者注：参加抗日战争的日本女性除绿川外，还有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但她在抗战结束后回国，没有参加解放战争。）当年，绿川英子历尽艰难毅然追随辽宁本溪籍丈夫从日本来到中国参加革命，与中国人民并肩投入到救亡运动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她又冒着危险奔赴东北解放区。在沈阳被困了9个月，最后在沈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终于到达解放区哈尔滨……

不顾家人的坚决反对，她毅然嫁给了辽宁小伙子

绿川英子原名叫长谷川照子，“绿川英子”是她在日本读书时，接触并热爱上世界语之后，用世界语为自己取的名字，意思是“绿色的五月”。“绿色”象征着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五月”则代表着团结与斗争。从此，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对外和写作。

绿川英子和家人在日本

绿川英子自幼聪慧过人，而且具有“叛逆”的个性，在文学方面独具天赋。1929年，她从日本东京府第三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同时报考了东京女子大学和奈良女子高等师范，结果都被录取，但为了摆脱家庭传统习俗的约束，能过独立的生活，她选择了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在这所学校里，她勤奋好学，手不离书，是有名的“读书家”，并成为学校《校友》杂志编辑部的委员

1932年是绿川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当年6月，她与同学长户恭一开始学习世界语，并同日本著名作家秋田雨雀领导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有了联系，因此，他们受到奈良地方警察局的监视。同年9月初，正当暑假返校的第二天，奈良警察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年仅20岁的绿川和长户恭一作为“具有危险思想的人”被抓。一个多星期后，她被释放，但从此丧失了学籍，当时离她大学毕业只差三个月。

绿川对自己的做法并不后悔，回到东京后，她正式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1936年春，绿川在世界语活动中结识了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世界语者，如邓克强、叶君健、黄乃、刘仁，其中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的刘仁最为熟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相互倾慕。

刘仁原名刘砥芳（又名刘镜环、刘维藩），辽宁本溪人。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东北大学政治系。第二年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协会”，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鼓动、开展爱国抗日活动，1933年留学日本。

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在重庆

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爱，最后成为一对革命夫妻，十分难得。在日本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日本女人敢爱上一个中国人需要很大的勇气，绿川的行为不仅遭到家里所有亲戚和父母的反对，也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所鄙视。但是绿川痛恨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同情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不幸。同年秋天，她毅然宣布与刘仁结婚，这个非常危险的举动，让她的父亲大发雷霆，许多亲朋好友也大惑不解。但这一决定得到日本进步世界语者和中国留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日益紧张，许多留日中国学生不断受到日本警察的监视、盘问，有的甚至被拘留、驱逐，因此留日中国学生纷纷回国。这时，刘仁也决定回国参加抗战，绿川也准备前往中国，可是她的计划不仅受到政府的阻挠，也遭到家庭的强烈反对。

1937年1月，刘仁先动身回到上海，4月15日在刘仁弟弟刘维和中国留日学生邓克强的安排下，绿川也秘密搭乘英国邮船“皇后号”离开日本，只身前往中国。当时，病中的母亲无法去送她，气愤的父亲没有去送她，只有理解她的姐姐和弟弟默默地与她在横滨的港口告别，祝她一路顺风。

“皇后号”经过4天的航程，绿川终于安全抵达上海。刘仁早早就等待在码头上，迎接离别三个月的妻子到来。一见面，刘仁握住她的手风趣地说：“我们终于会师了。”看到丈夫，绿川英子也开心地笑了。

郭沫若推荐她当上对日播音员，日本报纸骂她是“娇声卖国贼”

到上海不久，绿川英子便与上海世界语协会取得联系，并参加他们的活动和《中国怒吼》杂志的编辑工作。1937年6月，她主动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要求释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救国会七君子”示威游行，也是当天游行队伍中惟一的外国女士。7月7日，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1月27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同一天，绿川英子夫妇与郭沫若、何香凝、邹韬奋以及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夫妇一起，搭乘轮船撤离上海前往香港。

绿川英子（前左一）与抗战人士鹿地亘（后左一）与池田幸子（前左二）、冯乃超（右一）等人的合影。

很快，绿川英子和刘仁辗转来到广州，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由于绿川英子的日侨身份，一度引起猜疑。绿川夫妇被安排在国际协会世界语科工作。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绿川在上班途中遇到空袭警报。国民党宪兵发现她是日本人，便逮捕了她，并于1938年2月底将她驱逐到香港。她在香港贫民窟流浪了四个月。这段艰苦的生活在精神上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她怀着满腔热血，一心想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却被国民党视为“敌人”。但她没有选择回国，而是留下来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在国共达成协议，联合抗战的大背景下，1938年4月1日，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在三厅工作的叶籁士找到郭老，说明了绿川夫妇的情况，请予以帮助。郭沫若非常理解和同情绿川的处境。当时政府电台正需要对日广播人员，经郭沫若推荐，当年6月底，绿川夫妇抵达武汉，绿川被安排到对日科作对日广播工作，执行瓦解日军士兵的广播任务。从此，她以绿川英子的名字站在中国抗战的麦克风前，用流畅的日语揭发日军侵略罪恶和战争暴行，为争取普通士兵反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志们，在这次战争里，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也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的确是全亚洲和全人类明天的关键。同志们，你们为何如今还在动摇不定呢？要记住，此时即使无所作为也意味着不可饶恕的罪过……”当日本官兵们打开广播想听战报时，没想到却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女声。开始，日本士兵们还在惊奇，中国竟有日语说得这样好的女人，但越往下听，广播的内容越发钻进士兵们的心里。绿川流利的日语广播和锋利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就像一把把利剑刺向敌人的胸膛，使日军惊恐和恼怒。

抗战时期绿川英子在重庆演讲

战场上的反战广播，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犹如一颗重磅炸弹。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本东京警视厅才查明了绿川英子的真实身份。11月1日，日本东京报纸《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登出了她的照片，大骂她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给她的父亲写恐吓信，要他们全家“引咎自裁”，并在她家门口挂上“卖国贼”的牌子。

武汉失守后，绿川经桂林等地撤往重庆，继续做对日播音工作。1940年7月,日本著名反战活动家鹿地亘在重庆发起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同盟”，绿川英子被选举为总部领导成员。为此，她经常到设在南泉的日本战俘营去，对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本战俘进行反战宣传工作。

在重庆期间，她经历了“皖南事变”等几次反共高潮，开始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她除了完成繁重的对日广播和编辑抗日宣传《反攻》半月刊，及助编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外，还用很大的热情为我党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群众》等报刊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和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从多方面歌颂中国军民抗日杀敌的英雄业迹，痛斥日本军阀侵华的滔天罪行，号召一切进步的国际力量援华抗日。

这期间，她还参加了许多抗日的政治、文化、新闻、宣传等社会活动。在重庆文化界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当面高度赞扬她：“日本帝国主义者辱骂你是‘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是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激动地表示：“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在这个集会上，当郭老的秘书翁植耘同志请邓颖超大姐在自己的一块白折扇面上签名留念时，邓大姐看到了绿川英子的签名，就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她的旁边，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并肩战斗。”

全家秘密离开重庆遇到重重困难，沈阳地工帮助她到达解放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喜讯传来，绿川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上街头，融入庆祝胜利的游行洪流。欢喜之余，内战传闻又悄然而起。绿川说：“日本投降了，这只实现了我一半的愿望，中国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要继续留在中国，参加反蒋的革命斗争。革命胜利了，我还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6年早春二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绿川夫妇随东北救亡总会的同志离开重庆，途经上海，准备到东北解放区去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工作。她坚持编完最后一期《反攻》杂志胜利号专刊并印刷出版后，才与刘仁等东北籍的干部，秘密撤出重庆，向东北解放区进发。此时，绿川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一路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他们经受了许多波折和困难，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绿川夫妇抵达武汉后，国民党特务拐走了他们4岁的儿子星儿，令他们心急如焚。直到国共签订“停战协定”的晚上，特务才偷偷地把星儿送回来。第二天，他们全家秘密上船经南京抵达上海。2月上旬，在我地下党安排下，又乘船走海路，途经秦皇岛抵达沈阳。

可当他们抵达东北重镇沈阳时，正值国民党向东北大举运兵，抢占地盘之际，沈阳已危在旦夕。由于绿川的女儿即将诞生，他们一家未能同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等人一起转移。

1946年4月，绿川的女儿刘晓兰诞生（后改名长谷川晓子，现生活在日本)，他们和女儿只好寄居在一个日本人家里。此时，国民党军队相继强占了沈阳、长春、吉林，内战的炮火席卷东北许多城镇。有一次国民党宪兵在沈阳街头殴打了刘仁，正在产期的绿川英子为避当局的搜查迫害，改姓换名，东藏西躲。经过9个月的折腾，到了1946年11月，经沈阳地下党组织的特别安排，由刘仁弟弟作向导，绿川夫妇一行9人乘火车至长春，后转吉林，再乘马拉胶轮车，闯过国民党军队一道道关卡，终于抵达解放区哈尔滨。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的陈彦之在回忆录中透露，他直接参与了对绿川一家人的秘密解救。

陈彦之，原名陈硕彦，1907年3月出生于法库县登仕堡子镇巴尔山村。“九一八”事变后，随校迁入北平。在北平积极参加东北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6月东北大学毕业后，任《黑白》半月刊社编辑，后到北平一中学任教，并秘密参加了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学习小组”，后参加东北抗日救亡总会。1939年，在重庆参与东北救亡总会主办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时与绿川相识。因为该刊抨击国民党政府反动措施，被当局责令停刊。陈彦之不顾个人的安危，利用负责“陆军经理杂志社”印刷所工作的便利条件，代为印刷出版，一直坚持了四年多。在此期间，陈彦之在高崇民领导下，与阎宝航、陈先舟、杜弘如等，组建了“民盟东北小组”，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彦之回到沈阳，利用与国民党辽宁省省长徐箴的师生关系，出任沈阳市教育局局长。从此，便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的领导下，从事争取人民解放斗争。就是在这期间是他掩护刘仁和绿川英子赴东北解放区哈尔滨。1947年，国民党当局察觉陈彦之从事革命活动，在行将对其逮捕之际，陈彦之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转赴哈尔滨解放区。

这时，哈尔滨形势也十分危急，蒋介石正准备拿下这个东北最后的大城市。为了安全起见，我东北行政委员会迅速将绿川夫妇转移至后方重镇佳木斯，安置在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就在此时，绿川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由于感染病情恶化。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永远地离开了为之整整战斗10年的中国。她的丈夫刘仁，为失去可爱的妻子悲伤不已，在绿川英子逝世100天后，也因悲痛过度、旧病复发而去世。

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人民政府为痛失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而惋惜，专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赞扬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1983年，经党中央批准，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修建了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纪念碑、合冢墓陵园。陵园坐落在佳木斯南郊的四丰山上，庄严肃穆，风光绮丽。

出生于沈阳，后成为孤儿的绿川英子的女儿刘晓兰，在哈尔滨东北烈士子弟学校长大，以后回到日本。直到她20多岁时，开始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她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母亲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过去，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而当我更多了解她时，才知道她是一个有着出色人格的人、正直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择走自己的路。”如今已60多岁的长谷川晓子说：“现在，日本的年轻一代不太关心历史，我想向他们传播这段历史，我希望中日能世代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