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克、周美霖、钟南海
【摘要】
“三线建设”，这场曾经神秘的报国运动，作为特殊时代的工业标本已成为历史。那些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完成的故事，如何开始，如何兴旺，又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辗转跌宕？来读读这篇又长又好的特稿，去看看那些夕阳落山的最后一瞬前，正在消失的厂，正在老去的人，和他们日渐遗忘失落的故乡。
本文在首届首都高校大学生家史征文大赛（现为全国青少年历史记录大赛大学组）中获奖。现在第六届大赛已经开始报名，欲了解大赛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家史”。
“三线”，指的是由沿海、边疆地区自外而内划分为三条线：沿海和边疆地区为一线，川、贵、陕、甘、湘、鄂等内陆地区为三线，二线则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
三线又有大、小之分，中部及沿海各省的偏远腹地称为“小三线”，西南、西北地区的川、贵、云、陕、甘、宁、青称为“大三线”。
“三线”一词真正被主流媒体报道，已是八十年代以后。在此之前，作为国家机密，这段历史极少得人所知；在此之后，人们离这段历史越来越远，日趋淡忘。因此，这段历史始终徘徊在主流之外，即使是今日历史教科书中，也鲜有提及。
这场曾经神秘的“报国运动”，如今早已结束。工厂不复青春，工人们也渐入暮年，但他们的时间故事，却依旧不为世人所熟悉。
这场牵扯到上千万人的三线建设，如何开始，如何兴旺，又如何走入低谷？厂与人的命运又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辗转跌宕？
这些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完成的故事，不应该被轻易遗忘。
西南地区，四川与云南交界处——
现年71岁的常光华是个乐观的老头，每月领着两千出头的退休金，和老伴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攀枝花钢铁厂（以下简称攀钢）分的职工房里。这是一间只有六十余平米的小房，藏在灰白外表的八层楼房中。“别看它小，原来一家四口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很让人羡慕的咧！”
三千公里外，华北，太行山深处——
天津铁厂第一代职工刘建新同样每月有两千多元的退休金，同样和老伴生活在厂子分的房里。只有三层楼的低矮楼房，五十余平的小公寓两人住，并不显拥挤。
“和孩子分到的房离得很近，挺好。”
被问起当年的三线建设时，两位老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讲故事是他们最愿意做的事情之一。而他们的孙辈，身为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一代，在老人眼中似乎很难对曾经那些火热的岁月产生兴趣。因此，当有愿意听他们讲述当年故事的人出现时，他们的脸上不约而同地浮现出笑容。
老人脸上的沟壑仿佛连绵群山，就和当年他们奋斗的地方一样。而那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三线”。
“它从海上来”：一艘军舰的多米诺骨牌
1965年，常光华还是个初中刚毕业的毛头小伙，生活在家乡成都市郊的大丰镇。在那个工人阶级至上的年代，家中世代务农的他对未来的设想只有“有几亩地种种就好”。“当工人这种事，哪里敢想？”
然而，深秋时节，担任村里妇女主任的母亲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国家要招支援内地建设的工人了！”
长幼有序，这份工作理应先给大哥。可大哥患有小儿麻痹症，不满足“身体健康，相貌端正”的招工条件。于是，在母亲的关照下，这好差事便落到了常光华的头上。
回忆招工的场景，常光华仍然对当年怀着一腔热血和能够过上工人美好生活的向往，打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标语牌游行的情景历历在目。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做什么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
“当时别人要问到你去哪儿，我们家的人就说是到‘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去’，一听到这个，别人大多也就不问了。”
四年后，常光华参与建设的“秘密基地”已初具规模。在等待第一炉铁水的时候，他偶尔也会想想家乡绿油油的田地。
正当川南群山间的常光华们开始轰轰烈烈生产的时候，河北省和天津市正在因一个“小三线”钢铁厂的建设工程款和选址问题争执不下。
这项工程同样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指示”，目的在于结束天津“手无寸铁”的局面。当时的河北省省长不愿在河北境内让出一块“飞地”给天津：“要是这个铁厂再划归天津，那河北又‘飞’了一块地！”（第一次“飞地”指河北境内的迁安铁厂划归北京管辖）
这句话不过多时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一语定乾坤：“飞来飞去也飞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经过协商，铁厂厂址被定于太行腹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境内，行政上划归天津管辖，予以工程代号“6985”。
而刚刚退伍的刘建新，则遵从组织的命令，同一批退伍军人来到了这个只有代号的地方，建设一个只有代号的工厂：“6985”钢铁厂（后来职工多称之为“八五”）。同样，常光华来到的神秘峡谷，作为国家机密，对外仅称“渡口市”，也并不是真实的地名。
正是这两个连名字都讳言的地方，为新中国早期军工及重轨制造提供着一部分重要的原料。
不论是常光华还是刘建新，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次离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在那个“东方红”的年代，“毛主席的召唤高于一切”。他们更不知道，全中国有上百万人的命运与他们一样被改变着。
而这一切改变的来源，竟然是一艘远在南洋腹地的美国军舰——“马尔克斯”号。
1964年8月2日，活跃于北部湾越南领海的“马尔克斯”号与北越海军交火，并击沉北越鱼雷艇。美国旋即以此次冲突为借口轰炸北越，并于同月7日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史称“北部湾事件”。
随着越战升级，战火已有烧到中国大陆的苗头。毛泽东在抗议美国入侵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当时，中国艰难地熬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1963年制定的三五计划中，刚提出经济建设以吃穿用的民生为核心。而此时，毛泽东却不得不考量是否要以准备打大仗的“备战”为主导。
当时的工厂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从战略布局角度来说十分脆弱。再加之苏联陈兵北界，台湾叫嚣“反攻大陆”，中印交恶等等因素，中央做出了“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并给予充足人力物力保障”的决定。
从1964年至19八十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三线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秘密建起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其中，“大三线”项目包括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水电站，六盘水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以及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而“小三线”项目则遍布现今的河北涉县、南京梅山、徐州大屯、山东张家洼、皖南地区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三线工程为中国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游弋海上的“马克多斯号”开始的故事，带给了年轻的常光华和刘建新一段新的人生旅途。而由这一段新生活所带来的三线工厂和几代三线人的故事，却只是开了个头。
三线青春：大山里的崛起
那是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周回答：“那里荒无人烟，只有一棵攀枝花……”毛泽东听罢，脱口而出：“那就叫它攀枝花。”
这便是现今攀枝花人耳熟能详的有关城市名来历的传说。
不久，邓小平率车队沿险峻的山路来到攀枝花，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
紧接着，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随后，20万攀钢建设大军开赴金沙江畔安营扎寨。他们中既有科技人员，也有从沿海地区内迁的工人骨干，甚至还有大量高层干部。
“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是当年三线建设者生活的真实写照。李守志是常光华的老同事，从新疆兵团转业来到这里，本以为条件不会比边疆地区再艰苦，打包收拾行李时为了塞缝装了不少咸鱼干。“没想到到了这边，还成了好东西。”
广大三线地区，千百条荒芜沉睡的山沟，就这样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者。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刘建新老人有着同样的记忆。
“当时天津铁厂的职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部队，有北京军区的，但更多的是京津的复员军人，第二个是当地的战备团，其余就是天津六八到七零年‘老三届’的初中生。”
“可苦了那群中学孩子。”提及当年的建设条件，刘老唏嘘不已。
“都是大山，太行地区的建设环境能好到哪去？我们去的第一年，没有进行任何厂区建设。组织上绝不占用一丁点老乡的耕地，我们只好在山里，用了整整一年完成‘三通一平’的工作。”
三通，指的是通水，通路，通电；一平，指的是平整场地。埋好炸药，疏散，点火，“嘭”的一声，地动山摇，然后所有职工吆喝着用小推车一车一车地把碎山石推走。
三线建设者们把力量流泻在一镐一镢一钼一锤上，就这样，工人移走了一座又一座山，踏平了一片又一片太行腹地。
在当时“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口号号召下，几乎所有三线工厂的职工住宿区都是靠近工厂的。用油毛毡搭成的席棚是当时工厂外常见的景象，棚内一个人一口装东西的木箱，放不下的例如锅铲一类东西，就随便地放在枕头下。
不仅建设条件艰难，就连两地吃用必需的水都极其匮乏。
太行山区是缺水的地方。虽然原先有少数农户在山间耕种，家中开挖了水源，但按照组织规定，所有职工都不能占用老乡的水源。
而三千公里外的渡口市，虽然紧靠金沙江，却没有一座净水厂。职工们只能从金沙江中提水，到了夏天，水中翻腾着浑浊的泥沙。“白米稀饭煮出来是红稀饭，白被子洗出来也成黄色的了。”
在当时国家大战略的背景布局下，三线建设的艰苦被选择性地人为忽略了。
“当时都提‘好人好马上三线’，来这里是多光荣的事，这点苦不算什么。”李守志说。
一二十年后，很多第一代职工到了临退休时，发现自己患上了胆结石一类疾病，这便与当年“红稀饭”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当工人的好处随即也体现在三线工人和他们家乡亲属的收入对比上。六十年代末，当时还是普通职工的常光华一个月的收入是28元，而家乡一个乡村干部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超过20元，从其他地区钢铁工厂来的骨干技师，每人每月更是有48块钱的收入；常家是双职工，一个月就可以分到五斤的肉票，在老家，这是父母大哥和两个妹妹一个月一共才能分到的总和，至于海鲜和水果，更是家乡人所没有的。
同样的工资问题，刘建新老人在自豪之余也有一丝感怀：“当时大部分职工一个月的工资都是40块4分，没有奖金，领导的还不如这些职工的呢。哪里像现在，差距越来越大。”
当年三线工厂的高收入高福利，也吸引着当地方圆五十公里内的其他农村青年。渡口市附近乡村的农家姑娘，都以“能嫁给厂里人”为荣。
据刘建新回忆，到了八十年代，天津铁厂的工资就涨到二百多块了。后来又有了七八块的奖金，每月还有六块钱的三线补助。“感觉每个月手里的钱都有不少呢！相对于周边的老乡，真算得上是富裕了。”
而广播，是最能拨起三线人有关工厂记忆的东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攀钢三线厂内广播每天都要播放的内容之一。“听着就特别有劲！”
早晨六点，广播响起，那是大家该起床的时间。洗漱吃早餐时，则播报国内国际新闻。新闻播报完了，大家也就出门，然后再踩着“开始工作”的广播号声开始一天的工作。
而下班后，广播的内容也就变成了各个厂的信息播报、表扬批评等等内容，比如某某同志拾金不昧，某某单位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等等。“那要是谁被广播里点名表扬了，那家人一个星期出门脸上都是挂着笑的。”
广播在三线厂周围用声音划出一条界线。能听到广播的地方有三线的工人，而广播之外世界的人们，都用着好奇且羡慕的目光打量着里面这些不一样的人。
三线工厂人在广播声的陪伴下，在艰苦的日子中，过着纯粹而简单的生活。他们从广播中知道氢弹爆炸，知道东方红一号上天。而白驹过隙间，当年广播中的“豪气冲天炼好铁，炉温一天测三遍”逐渐被“集团公司总经理今天召开新技术引进会议”取代时，广播也在提醒着三线人时代的变迁。
“献终身，不献子孙”
当时在三线工厂内有这么一句口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所以后来很多的三线第二代第三代人都戏称自己为“三献人”。
八十年代，天津铁厂迎来了第二代职工——1985年，所有职工的妻子孩子，包括留在老家的，都可以把户口落在工地了。
刘建新老人一得到招工的消息，便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从老家接了过来，这样孩子们以后可就有了留在厂里的机会了。而第二代招工时，工厂考虑到了第一代三线工人出现的男女比例不均衡问题，又特别注意协调了男女比例，原先人们为解决个人问题而衍生出的戏谑说法“点秋香”也不存在了。
与刘建新家不同，常光华老友李守志的一双儿女都出生在父亲所在工厂的附属医院中，当时父母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们生命中不可变更的第一故乡。
三线工厂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社会，企业承担了办学、医疗、交通运输等各项业务。李健说：“大家都是一个家属区里长大的，父辈之间基本上都是世交，各家几口人、哪个单位都清楚得很。你会发现从小到大跟你一起读书的这一群人，上班工作后每天抬头低头还是这一群人。”
李健是李守志的二儿子。有关他的童年记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工厂了。“每天看到那些个黑烟囱往外冒烟，觉得还挺有意思，挺开心。”
李健从幼儿园到高中，就读的学校也都是工厂的附属学校。他读书一年的各项费用加起来，也就是父亲半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是厂里出。加之又是儿子，父母很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工厂里的工程师。
但即使有了资金上的支持，对于三线工厂来说，教育问题仍然是最令职工们头疼的。
一栋四层小楼，一楼是托儿所，二楼是小学初中、高中教室；三楼是工厂“七二一”大学，四楼是工人宿舍，没有实验室图书室。这就是李健从小到大读的学校。
学校里的师资力量匮乏，大多数是厂里的知青和原先从大城市来的有点文化的家属。各厂办学，炼铁学校的数学老师强，烧结学校的物理老师好，到了复习考试，学校求援，厂里求情，一些好的老师就只能几地来回跑“马拉松”了。
于是在七十年代的攀钢厂里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主任，咱卖一辈子苦力也认了，可咱的娃儿不能也窝在这个大山里面当睁眼瞎，为了孩子，不干了！”
“厂长，我是支援三线建设来的，现在出铁了，放我回宝钢吧！等小孩考上大学了，我一定回来！”
这些平日里工作上力争上游的工人们开始争“下游”（长江下游的宝钢），争“中游”（长江中游的武钢），就不争“上游”（长江上游的攀钢）。
虽然李健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班上总是前几名，但是由于地区性的落后，他在全国高考中处于十分劣势的地位。从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五年，整个渡口市都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
出于后备人才培养的考虑，国家决定加大对三线等偏远地区的政策性扶持，给予人才输送、资金扶持、高考加分等优惠政策。
而当时的李健想读大学，在父母的支持下，他与攀钢下属的企业签订了定向培养协议，被送到当时的长沙铁道学院（现已合并入中南大学）学习铁路运输专业。
“现在国家不是有那个免费师范生吗，我们的性质就跟那个差不多。但是免费师范生还有十年的时间限制，还有可以反悔的机会，我们就不一样了。”
李健和当时一起念书的同学们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公司扣留了他们的大学本科毕业证，在那个年代，没有毕业证，很难有人相信你确实有这方面专业能力。
“断了你们想出去干的念头。”即使今日，已经实现了当年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理想的李健提及此事时仍有一丝不快。“不过也没办法，不用这样的办法，没几个人读了大学还愿意回这大山沟里来。”
李健的姐姐李洁和弟弟的人生轨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父母“女孩读书无用论”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她从小的理想就是能够在“轮换”制度下接父母的班。
18岁，李洁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父亲所在的工厂。但进厂参观第一天，李洁一出厂大门就哭了：她进厂时穿在工作服里的白衬衫，露出的衣领在出厂后变成了灰黄色。“原来根本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污染，想着以后的日子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心里蛮憋屈。”
刚进厂时，年轻漂亮又能歌善舞的李洁成为了厂里文艺活动中的一颗新星，进厂后很快由一名基层职工升到了当时人们歆羡的调度员职位上。但很快，她也走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岔路口。
当时攀钢下属的位于成都的蓉城大厦宾馆招聘服务员领班，招聘人员一眼就相中了她，希望她好好考虑一下到省会城市发展。那时，两者的工资待遇相差不大。李洁回家征求父母亲的意见，父亲考虑后希望她能走出去，而母亲则竭力反对，“说是吃青春饭的，哪里有当工人稳定”。
李洁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于是去征询上级领导的意思，领导只是扔下一句“你那么能干，上面不会给你发调书的”。在当时，前一个单位不发调书，后一个单位是不能接受人员工作的。于是李洁只能继续留在了工厂，和厂里的工人结婚、生子，日子继续波澜不惊地过着。
跌宕的变革
中华大地上正酝酿着的巨变似乎并没有被三线人察觉到。
攀枝花不再叫“渡口”，“6985”的代号被“天津天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名字取代。全面经济建设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对钢铁的需求量不断攀升，攀钢和天铁迎来了销售额的春天。
天铁不再满足于生产初级钢铁，扩大厂区规模的同时致力于热轧、冷轧技术的实现。
票证消失，天铁第二代女职工不再满意厂区里百货大楼中的衣服，开始把目光跨越山区投向了附近的城市，比如邯郸，长治。摩托车越来越流行，刘建新的大媳妇郝娟家添置了一辆“骏达”。生活，在厂里人眼中似乎迎来了幸福的“东方红”，似乎还像原来一样稳定而波澜不惊。
在九十年代，三线第二代的心态与父辈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工厂的工程抢修，随叫随到；新建高炉，昼夜赶工，没人抱怨；每年元宵节职工都会让出生不久的第三代骑在自己脖子上，看今年的新花灯和天上迸开的烟花。
此时的三线像安逸的孤岛，很多工人并不了解孤岛之外的变化。
当东部沿海率先迈开改革步伐，市场调节机制已经渗透到计划经济的各个领域，企业有了较大的灵活自主性的时候，与宝钢首钢等地区的积极改革不同的是，三线工厂们仍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国家计划。
攀钢仍干着别的钢铁厂不愿做的氧气瓶钢、310乙字钢等边角活，或是国家急需但技术难度大、风险大且效益低的用转炉炼重轨钢种；天铁也在为天津市源源不断地无偿供应特定铁产品。但在老一代三线人眼中，“我们本就是应国家号召而生的，别人不炼，我们炼！”
这样“傻”的结果，是牺牲了一代人的福利。在之后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三线工厂原有的福利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天铁工人的劳保如今的情况是手套一月一付，口罩一月一个，肥皂一月一块，洗衣粉一季度两袋，工作鞋两年一双，冬夏工作服两年一套，安全帽五年一个，棉袄五年一件，雨衣雨鞋七年一身。
而原来全盛时代的白糖，茶叶，各种水果等福利已经全部被砍掉了，并且在补贴中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些被砍掉福利的补偿。
“虽说现在手套口罩什么的大家怎么都买得起，但是比起当年啊，唉……”刘老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在自身福利不断衰减的窘况下，第一二代三线人只能选择将注视的目光投向了下一代。
1995年，李家的第三代两个孩子降生了。与上一代人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走出大山、走出笼罩在父母身上那种强烈的地域和时代束缚感的愿望。
而就读于天铁唯一的高中——天铁二中的第三代三线人们，似乎知道高考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好途径。2013年，在这样一所山区的学校，240名毕业生，115人考上一本——他们的高考成绩没有让自己和家长失望。
李健的女儿李晓宇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一口气填了五个北上广一线城市的学校。当她得知自己最终被北京外国语大学所录取时，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摆脱了钢铁矿业世家的身份，以后还可以走出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
而她的表哥林鹏豪则没有这样的幸运。高考失利的他只能选择一所二本的院校，而当地攀枝花学院的采矿专业无疑是父母为他安排的最好的选择。“既然出不去，留在这里毕业之后，舅舅好歹能安排你进国企，怎么也饿不死人”。不敢反抗父母的他只能把心事都跟妹妹说，“我想出去学建筑，不想再把自己的青春留在这里了。”
目睹了那么多第三代想要离开的梦想，三线厂为自己人才储备的担忧又加重了。
为解决人才问题，天铁自2000年以来大量从外地招收大学生。为了留住人才，政策上给了他们更多的晋升机会，工资待遇更优于第二代职工，一结婚就给他们分房，并且给予无息贷款的优惠。
而人才的匮乏同样引起了在三线攀钢基础上建立起的整个攀枝花市的重视。2010年，为引进人才，攀枝花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出台具体规定：“国家‘211’工程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毕业生皆为本市人才引进对象，按照国家规定的全额事业编制人员进行管理，即享受相关待遇。除此之外，五年发放生活补助10万元。”
然而，外地人才的高福利待遇却伤害了一部分三线老职工的感情。“我们工作十几年，尚且分不到两室一厅的房子；即使分得到，如果不借助孩子爷爷奶奶的力量，房钱也是交不起的。但是这些大学生刚来没多长时间就晋升得那么快，可以分到大房……真的挺寒心的。”
在如今的天津铁厂，看见孩子们的未来有奔头，天铁一二代职工们也开始为自己的后半生作打算了。其中，人们关注度最高的一项福利，也是还能让老职工有点盼头的——退休房，还始终像董存瑞一样屹立不倒。
天铁对退休职工的一贯政策是：分给一套退休房，自家出一笔钱，厂子补贴一些，85年以前入厂的按厂龄进行补助。在2005年前，天铁实行的是在天津买地，雇装修队建房；2005年以后，则是购买成品房，再分配给职工作为福利房。
“退休房的地段都是不错的，有很大的升值空间。”这也是很多老职工对退休房争先恐后的重要原因。
2012年又是天铁人激动的一年，因为又要分退休房了。楼牌号和门牌号都靠抓阄来决定。
刘建新家是大儿子去抓阄的。一屋子人安安静静地等在家里。
“怎么样怎么样？“一家人全都战战兢兢地问。其实大家都清楚，就算知道了是几号楼门牌号是什么也无济于事，房子可是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呢！大家迫不及待地等着发下来钥匙，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天津看看自己的宝贝房子。
刘建新亲自跑了一趟天津，“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也就为孩子们挣下了这一套房！”
“不管怎么说，孩子还是在天津工作的面儿大，谁都得提前给孩子在天津准备一套房。”刘建新的大媳妇郝娟说道。
“她还小的时候，就想让她以后出去在天津找工作了。所以我得攒钱在天津给她置办一套房子。这样以后嫁了人，也不会感觉比人家矮半截。”天铁第二代职工王淑英近两年身体不好，嘴歪的很厉害，说话都成了问题。但是提到给自己女儿买房的光荣史，却也顾不得嘴会更歪，得意地笑了出来。
“小的时候带她去动物园，中午就吃牛肉面。她喜欢吃。但是一碗实在是太贵了。我只要了一碗面，跟别人说我闺女吃不了这么多，我吃她剩的就行。谁承想那个小崽子吃得只剩下汤了。我就只喝了那些汤。”
就这样，王淑英为自己的女儿攒出了一套商品房。在三线人看来，房子便意味着下一代在大城市有了落脚的根。
三线暮年：被遗忘和失落的故乡
李晓宇来到北京后有一个明显的发现：她与许多来自四川地区的同学不同，她并没有明显的方音，普通话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
“想想也是，小时候你家楼上是江苏的，对门是东北的，大家想要交流，必须都得适应普通话。”
三线工厂的移民烙印以语言的方式打在了第三代三线人的身上，而原本他们祖辈父辈带有的乡音，在他们身上已很难再找到痕迹。
相同的是，这三代，都成了失去故乡的人。
天铁的退休老人大多会住在天津的退休房里。籍贯为天津的，离家数十年，老家的亲人疏离感十分强烈；籍贯非天津的，对于这个城市则更加陌生。
“当年迁出户口的时候，10分钟不到就办齐了手续。如今迁回去要办好几年。户口没地方落地，还要求助脸色难看的老亲戚。”刘建新说。
2010年3月18日，凤凰网的知青频道建立了“天津6985工程指挥部”的论坛。现时的老人们，当年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在这里重新聚首。他们怀念当年的笑容，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与“6985”相关的东西——那是他们全部的青春。
他们的归属感，不在故乡，不在任何一个城市，在一个深山的工厂。
“我永远解释不清我来自哪里。”在外地读大学的第三代李晓宇说。
这是三代失却故乡的人。三线厂，如何算作故乡？
“如果没有当初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今天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会更大。”刘建新说。
在短短十余年中，三线地区崛起了30多座新兴工业城市，攀枝花、十堰、德阳、六盘水、都匀……哪一个都耳熟能详。
而“三线”一词真正被主流媒体报道，已是八十年代以后。在此之前，作为国家机密，这段历史极少得人所知；在此之后，人们离这段历史越来越远，日趋淡忘。因此，这段历史始终徘徊在主流之外，即使是今日历史教科书中，也鲜有提及。
当战争的阴霾散去，计划经济失去魅力的时候，三线建设中的厂与人，又该往何处去？
由于建设初期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战备需要，三线工厂在布局选址上，饱受后来专家的诟病。许多现代化企业分散建设在山沟和洞穴里，直至今日依然保留着六七十年代的样子：四四方方的苏式建筑，空荡高大的车间，参天的大树，老旧的公共设施，炸裂坑洼的水泥路……
这些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国字号大厂，纵有精良的设备和训练有素的职工，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也难免有些先天不足。在新时期，原先的大部分小型三线厂由于捱不过“军转民”的压力业已倒闭，而剩下的则顶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压力苦苦支撑。
李健所处的单位在前几年经过兼并重组后仍然没能逃脱效益下滑的命运。现在工厂每年的任务由原先的盈利转变成了“控（制）亏（损）”。“天天讲要升级要创新，人才都去大城市了，谁带技术到你这老三线来呢？”
厂里忙着升级，儿子们忙着工作，孙子们忙着离开。而那些一夜之间就由城里人变为山里人的建设者，却无法走出深山，如今仍守着第二故乡。
常老李老们闲暇时间总会聚在一起聊聊当年的事，顺便再说说当年修机床的谁谁又去世了，当年挖矿的谁谁又被儿子接到哪儿去住了多久。
常光华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是他退休后闲来无事所写，写的是王昌龄的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他们所仅有的荣誉感都只能靠对于青春的回忆了。历史仿佛将他们遗忘在了群山之中，而在和原来家乡人的对比中，暮年三线人这样的感觉便愈发强烈。
常光华的家乡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地区之一。由于房地产的开发，原先家里的祖屋被拆迁后给他的姐妹们每人赔偿了一间门面房，每人每年光收租金就有十余万元。
“故乡早就回不去啦。”当问到他们是否想要回到家乡安度晚年时，常光华无奈地笑着说。
“人老了，也经不起几次折腾了，还是让孩子们出去闯吧。况且，你没陪着那些街道田地经过变迁，哪里敢说那里是你的故乡呢？”
远离故土多年，于他们而言，三线厂的情结才像是他们盘根错节的血管，顽固地盘踞在身体深处，不可分割。而于第三代三线人来说，这样的情感也是同样的。
“即使你再想逃离，你也不能否认‘三线’这两个字是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里安放着三代人的青春。我，我的父辈，我的祖辈，其实内心深处都希望三线厂再来一次东方红。”李晓宇在QQ上发来这样一段话，光标闪烁处，仍是三线人心中不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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