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撕毁《道藏》事质疑】|163

晚近以来，在学术界和道教界，一度流传刘师培曾假借阅之名，撕毁北京白云观所藏《道藏》之事。如顾颉刚曾在其《郊居杂记（十四）》中写到：

（《道藏》）北京白云观藏本，闻刘师培入观借览，以其有利于古籍校勘，凡其所需，皆被撕下，是已成一残本矣，其无行若此。[1]

以顾颉刚的学识与地位，加之涵芬楼在影印《道藏》时，确曾发现北京白云观藏本有残缺[2]，因而这一说法一度颇为流传。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特别是道教界的人士相信这一说法。甚至有人将此与刘师培的早卒联系起来，认为他毁坏经书，因而遭到“天谴”。然而，顾颉刚所记下的这一则传闻是否真有其事？刘师培果然撕毁过北京白云观所藏的明版《道藏》吗？经过笔者考察，认为这一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现将考察的经过及理由详述如下。

（北京白云观）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北京白云观藏本《道藏》（以下简称京本）的残缺是如何形成的。京本系万历十二年赐予北京白云观的[3]，“存于观中者非一日矣。阅藏者不一其人，主事者弗介乎意，遂至三洞真经颇多残缺”[4]。因而，在道光二十五年，由白云观大檀越王延弼出资，对所藏《道藏》进行修补。“于是借诸山之经，缮本补入，数月之间，竟成完璧”[5]，这便是日后涵芬楼影印时所用的底本。然而这一次修补后，白云观的藏本果然就“完璧”了吗？陈国符先生曾用《道藏目录详注》与涵芬楼影印本的目录相对比，发现仍有不少的缺卷[6]。那么这个缺卷是否会是刘师培所造成的呢？答案是否定的。陈国符所调查的均是整卷的缺失，刘师培若为古籍校勘的需要只需撕下有关的几页即可，无需整卷撕去。再者，所缺大部分是道经，与刘氏校勘古籍的方向大相径庭。因而，正如陈国符先生所言，“北京白云观《道藏》虽经道光中修补，实未能复其旧观”[7]。由此可见，京本的残缺很可能正是此次修补工作中遗留下来的问题。

而除了缺卷以外，涵芬楼在影印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些分散在各册各卷，并不连续也不集中在一起的缺页，也就是所谓的“花缺” [8]，经上海图书馆瞿凤起先生点查，共有九十八页。1988年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联合影印《道藏》（即所谓“三家本”）时，曾根据瞿凤起的记录用上海白云观藏本补足[9]。可以说，这九十八页的花缺是解决刘师培是否曾撕毁《道藏》最重要的依据，如果九十八页花缺皆是道经的话，自然不会是“以其有利于古籍校勘”的刘师培撕去的。然而当年瞿凤起先生的点查记录不知现在何处，我们现在也难以逐页点查五千余卷的《道藏》，因而必须改变思路，以求解决。

刘师培在北京白云观阅读《道藏》的时间是在1910年的11月[10]，此后再无入观阅藏的记载。因此，他撕毁《道藏》只可能是在这一个月中，而如果他真的发现了《道藏》中有利于古籍校勘的内容，也只能在这之后的著作中加以运用。然而对照《刘师培著述目录》，我们却发现，1910年之后刘氏虽然仍有许多古籍校勘类的著作完成与发表，但其中经部古籍占了绝大多数，有可能用到《道藏》本典籍的校勘类著作只有《庄子斠补》（1912年）与《老子斠补》（1916年）两部而已[11]。从书名上来看，这两部对于道家经典的校勘著作，自然会用到《道藏》里的版本，然而实际情况则不然。

关于《老子斠补》，刘师培在《序》中说的很清楚，自己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以“东周秦汉之书”对《老子》的引述、袭用来补正今本的讹脱[12]。换言之，该书的侧重点并不在于现存版本间的比对，而在于借由古籍中的征引袭用，来考察所谓的《老子》“古本”，即校勘学上的他校法。因而全书中无一字提及《道藏》中所收的各种《老子》注释。至于《庄子斠补》，虽然在刘师培在《序》中说其“昔治《庄子》，历检群籍，兼逮《道藏》各本”[13]，然而全书的主旨仍是以他书的引文为依据来校正，依旧无一字提及《道藏》中的各种版本。

倘若刘师培真的撕取了京本中“有利于古籍校勘”的内容，为何直到他1919年逝世，近十年间在自己的古籍校勘著作中一次也不予征引，这岂不是很矛盾吗？

再者，我们还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刘师培去白云观借阅《道藏》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刘师培在借阅《道藏》的同时，完成了一部读书笔记，即发表于《国粹学报》75、76、77、79四期上的《读道藏记》。在该书的前《记》中，刘师培自言在阅读《道藏》的时候，若发现外界罕见的书籍，则“嘱仆人移录”[14]。这固然可以看做是伪托狡辩之辞，然而细审《读道藏记》中登载的三十七部书籍，无一例外均是道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师培此次入观阅藏，其主要的目的正在于道教典籍本身，因而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太过于关注有利于古籍校勘的部分。纵然刘氏天资聪颖，过目不忘，恐也难以将众多古籍各个版本的异文熟记于胸，在《道藏》中一见相关文字即刻判断是否有用，而后撕下。再者，明版《道藏》均为梵夹本，撕去其中一页，全册即断为两截。倘若刘氏果真撕去其中几页，管事道士岂会不知，又岂会任由他继续下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刘师培撕毁北京白云观所藏《道藏》一事，应属讹传。其中的缺卷与缺页，当是道光年间补修工作中遗留的问题。

然则，又为何会有这样的讹传产生呢？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关于刘师培的另一项讹传，即其著作多剽窃其父、祖乃至曾祖的遗稿和眉批而来[15]。而其理由无外乎著作中古籍校释之类独多，享年太短著作太富，于理不合，《遗书》中有混入章士钊文章等而已。然而《遗书》所收著作共计七十四种，其中古籍校释类著作共二十四种，何言独多？至若享年太短著作太富这个，则与其同时的四川学者刘咸炘同样享寿不满四十，而著作多达二百三十一种[16]，岂不更不合情理，为何无人质疑？至于《遗书》中混入他人文章，自当是《遗书》编者之责，与申叔何干？当年潘耒曾误将马端临的《读隋书》刻入《亭林文集》，难道我们可以以此质疑顾炎武的著作是剿袭而来的吗？杨伯峻先生曾在仔细地研读了刘师培及其先人的著作后认为，刘师培的研究远超其父祖甚至刘文淇，其著作不可能是剿袭而来的[17]。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两个讹传，其根本原因在于刘师培其人，先于辛亥革命期间投靠端方，出卖革命党，继而又参与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大造舆论。深为时人所不齿。由不齿其人，进而质疑其学术、否定其人品。于是，与之相关的流言便产生了。剿袭先人遗稿与撕毁《道藏》，恐怕就是其中最为流行的两个了。

[1]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三，5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参见胡道静：《<道藏>的版本和利用及其前景》，《胡道静文集古籍整理研究》，2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朱越利：《道经总论》，15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4]郑永祥、孟至才：《白云观重修道藏记》，载守一子编纂：《道藏精华录》第一集，上海：医学书局，1926年。

[5]同上注。

[6]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82—1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7]《道藏源流考》，186页。

[8]胡道静：《影印<道藏>的故事》，《胡道静文集古籍整理研究》，214页。

[9]胡道静：《<道藏>的版本和利用及其前景》，《胡道静文集古籍整理研究》，212页。

[10]陈奇：《刘师培年谱长编》，29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陈奇：《刘师培著述目录》，《刘师培年谱长编》附录，423—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