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版图辽阔，地形复杂，发生自然灾害本不足为奇，但1823年(癸未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一次密集的水灾，却较为少见。据史料记载来看，道光癸未年受灾最为严重的省份为直隶、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湖南，而云南、贵州、四川、广东、陕西和山西等省亦有灾情。从受灾时段来看，受灾最严重的时间集中于五至七月，并伴随着旱涝急转的发生，个别省份则自三月以来持续降雨。

直隶省水灾集中于六月中旬，先后导致120厅州县受灾，是本次水灾中受灾最严重，也最受清廷关注的省份之一。本来，入春以来，直隶降水较少，并一度受到干旱的威胁，上至皇帝本人，下至督抚及司道各员，都曾先后设坛祈雨。降雨发生于五月初一，蓟州、通州等五十厅州县，先后得雨，“入土深透”，“君臣上下不胜感悦”。六月初二日起，保定等处开始普降暴雨，且自初十日至十三日，“异常倾注，彻夜更甚”，低洼田亩，粮食刚经播种，“便被水浸泡，未能长发，而尚未播种者时令已过，难以再行补种”。与此相伴随，则是直隶省境内诸多河流全线暴涨和决口。永定河自六月初十日已有险情，至十六日洪水成灾，“处处出槽漫滩，巨浪排山，奔腾浩瀚，无工不险，无埽不蛰，实属罕见罕闻。”其中北三工十二、三号和南二工二十号分别于十一日和十二日决口，此后又连续发生三次溃堤，至十七日“上下埽段俱已摇动”，连历任河督十四载的张泰运也不免感叹：“本年汛水如此经久异涨，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永定河漫口，导致所流经之固安、永清等十州县沿河村庄，均被洪水横扫。北运河则因受到温榆、潮白诸河灌水影响，于六月初六日发生决口，其中武清县属王家庄、火烧屯和河西务下游张家庄三处均决口，“水势横冲”，凤河县“悉成泽国”。十五日，运河东岸再次决口，冲刷百丈有余，水势直达东南方向，香河、宝坻、宁河地方民田受灾。由于回空漕船尚在运河，各帮船只无法通过，备历艰辛，尤其是泗州后帮回空军船经过河西务时遇上决口，冲断绳缆，水手浮水奔逃，“淹殁数名”。南运河亦于六月二十三日在运河西岸之东光县境内决口。

截至七月十一日，直隶先后有81州县陆续禀报被水。一周之后，21州县厅续报被淹。延至九月，水灾仍未消退，直隶部分地区再遇强降雨，河间府属之阜城、吴桥，天津府属之南皮、盐山等19州县又先后被水冲淹。两个月内，先后禀报被淹的共120州县厅，大约占直隶所有17府州140余州县的80%以上，尤其是顺天府、保定府、河间府、天津府、正定府、顺德府、冀州、深州、定州等府州更是全境被灾。

江苏自入夏以来，长江两岸州县已“多有被灾”。五月上旬，江苏大部分地区仍阴雨连绵，自十一日起大雨如注，持续到二十五日，“江河水涨”，圩堤间有冲破，各府属沿江低洼地区积水二、三尺至七尺不等，已种禾苗木棉，“根叶腐烂”。六月十四、十五日及下旬，降雨重来，“或微雨帘织，或大雨如注”，终未停歇。七月立秋后仍淫雨不止，尤其是从初八至十二日，“狂风骤雨，连宵达旦”。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又持续阴雨，江水续涨，河堤决口，庐舍坍塌，进一步加重了灾情。据事后奏报可知，经过几个月的连绵阴雨，江苏境内先后被淹达66厅州县卫之多，其中47厅州县卫成灾五分至十分不等，而苏州府属吴江、昭文、昆山，太仓州并所属镇洋、宝山6州县，积水较深，情形最重;上海、丹徒等19州县卫虽然“雨多水涨，低洼田亩积水无从宣泄，秋禾杂粮多被淹损”。

浙江本年亦因雨水过多，多处被淹。严州府属建德、淳安2县，先于四月二十日夜间遭遇山洪，“冲塌房屋，淹毙人口”，其中建德县淹死3人，淳安县淹死12人。两县于五月续被冲淹，并带淹桐庐县。进入六月，暴雨仍在持续，杭州、嘉兴、湖州府属之仁和、钱塘等15州县受灾。其中绍兴府诸暨县两次遭水，严州府分水县于二十二日山洪暴发，淹毙10人。七月初二及初八九日，两次风雨大作，嘉兴府海盐、平湖2县，湖州府属之安吉县，绍兴府属之萧山县牧地及南沙公租地亩，以及坐落仁和、钱塘、富阳、余杭之杭严卫，坐落乌程、归安、长兴、安吉之嘉湖卫续被水淹。八月初四至初九日，浙江部分地区仍阴雨连绵，宁波、绍兴府所属州县及台州府临海县，“风雨过大，间有被淹”。据统计，浙江本年先后被淹26州县卫，人口损失25名。

受灾较前三处为轻的省份包括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湖南。据安徽巡抚陶澍查勘奏报可知，安徽本年入夏以来，各州县普降雨水，先后被淹，而庐州无为、铜陵、繁昌、芜湖、当涂等处发生决堤，南陵县发生淹毙人口情况。七月初九至十一日又开始连续降雨十余天，17府州县续报被淹。综计本年安徽先后被淹45府州县，其中铜陵、无为等24州县成灾，泾县、太湖等21州县不成灾。

山东和河南两省水灾情形类似。山东入春以来地土干燥，从五月二十六日起至七月，连遭降雨，由旱转涝。河南五月上旬降水较多，中下旬稍为干旱，自从六月初一起于七月上旬暑雨连绵，八月始停。据统计，山东省被淹州县达15个，其中成灾5州县，不成灾11州县。河南成灾3县，不成灾8州县。与此同时，二省境内南运河、卫河、漳河、沁河等一并涨溢。南运河上游临清州“水势出槽漫滩，甚为浩瀚”，“拍案盈堤”。卫河水势连日增长，山东馆陶、临清州及武城境内民埝先后发生16次决口，“附近地区猝被淹浸”。漳河则于六月十七日和七月初五日，发生两次大规模决口，临漳、汤阴、内黄、林县多有被淹村庄。沁河亦因山水暴发，导致武陟段发生3次决口，并经由修武、获嘉、新乡、汲县、浚县一带，注入内黄县境内卫河。但卫河不能容纳如此水量，洪水四溢，沿途修武、汲县、内黄等12州县先后被淹。

湖北水灾集中于五、六月，其中五月上中下三旬各得雨五至十余次不等，“江水陡长，沿江一带州县不无淹漫”。尤其黄州府属黄梅县决口400余丈，“二十二镇尽被淹没”。总计本年湖北先后被淹州县17处。

江西本年沿江临湖13州县被水受灾。其中五月二十一、二日，长江大水冲决德化县大堤，彭泽、鄱阳等县被淹。七月又因连日大雨，瑞昌、德安等县被水淹，被淹田亩至七月底仍未涸出，均不能补种秋禾。

湖南省本年临湖六州县被水受灾。

除此而外，本年份内国内其他部分亦有水灾报告，其中云南五至七月有10州县被淹，广东先后8县被淹，陕西3县受灾。贵州、四川、山西、甘肃、黑龙江等处也有相关奏报。统计三至八月，全国先后被淹340余州县，成灾172州县，淹毙人口，农业歉收，粮价培增，无疑是一次大范围的严重水灾。

灾害发生后，清廷的财政损失可分为直接财政损失(赈济及河工拨款)和间接财政损失(地丁钱粮蠲缓、盐课与关税免征和减少)，两者合计高达2400余万两白银，超过常年财政收入的50%以上。

《清史稿?食货志?赋役》称：“国初以来承平日久，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按，《清史稿》此段描述系引自冯桂芬的议论，并经曾国藩、李鸿章上奏而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冯桂芬原文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

当然，以上所计均系由政府承担的财政损失。至于水灾所引发的人口减少、房屋财产损失及农业歉收等总体经济损失，虽已无法精确统计，但必当远远超出政府财政损失数额。由此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何以这次水灾会在时人及后人的心目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