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崇高”有时比堕落还害怕，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恶，不是没有道理。

一

经多年教育，有些人特爱讲立场。国人熟知的那句所谓“你为谁讲话”，就是讲立场最典型的语言：不问是非，只讲为谁。由于讲得太粗俗，成为世界级的笑话，远不如所谓“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有技术含量。这句话据说早就成为官场潜规则，惟上是从，谁的官大听谁的，管什么对错。这就使立场第一，良知第二，或者说宁可不要良知，也不能不要立场，有了一看就懂的标准和现实的可操作性。

我从来不反对讲立场。事实上，一个正常的人都是有立场的，不管是自觉的立场，还是自发的立场。不持立场，也是立场。会议表决时，投弃权票就是不持立场。美国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称不持立场，最近又说在南海仲裁案上不持立场，就为我国政府所乐见，不然就不会拿这说事儿。

所谓立场，按照百度上的解释，是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抱的情感和态度，实际上是个价值认定与取舍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利益问题。

不同立场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评价和取舍不同，但再怎么不同，都不能突破人的良知，这是底线。

良知，天生本然，不学而得。《孟子.尽心上》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人

之为人，首先就在于有良知，比如悲天悯人，恻隐之心，等等，几乎与生俱来。在面对一些问题时，没有立场，不持立场，虽也说不上多么高明，但没有良知，就失去了人味，为人所不齿。

生活中，人们常常遇到良知与立场的矛盾。

二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良知与立场不难统一。如果实在不能统一，让立场服从良知，而不能是相反。蔡元培被北洋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两年后，北大发起了矛头直指政府的“五.四运动”。这时的蔡元培没有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反而对学生走上街头予以默认和同情。北洋政府出动军警，不少学生被抓。五月四日当晚，蔡先生连忙与北洋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商讨解救学生的问题，且以身家性命做担保。事情摆平了，本该皆大欢喜，蔡元培却挂冠而去。是北洋政府为难他了吗?没有。是先生生气了。先生生了气，事情很严重。当他接到北洋政府希望他回北大的信息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手写了一纸辞职宣言，连说了三个我绝对不能：“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看看，管不住自己的学生，弄出那么大的动静，火烧赵家楼，攒打章宗祥，你还有理了?有理。蔡元培的“三个绝对不能”后面都有让政府下不来台的说辞，字字灼热，咄咄逼人，北洋政

府却横竖不能动掉蔡先生一根毫毛。都说北洋政府腐朽，先生不知身后事，不然，他是不是应该对任命自己的当局给以温情的致意，真不好说。

说到“五.四运动”，不能不说的是傅斯年。正所谓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有什么样的学校，就有什么样的校长和老师，顺理成章，也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头面人物之一，傅斯年后来追随了蒋介石，死心塌地，没有打过软退，也算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照说，他应该与蒋介石保持高度一致，遮短护丑唱赞歌，至少也应该闭嘴，少管闲事，埋头去做自己的学问。

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当他看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不像话时，管你是蒋介石的连襟，还是蒋介石的大舅哥，立即出手。为了揭露孔祥熙的贪污腐败，傅斯年先是给蒋介石连写两封信予以揭露，接着在1943年国民政府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质询。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并问他：“你信任我吗?”傅斯年回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傅斯年马上回答：“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过后，盛怒之中的傅斯年甚至暴跳如雷，撰文直呼“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82页)蒋介石无奈，只好让孔祥熙走人。

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爱吾师，立场

也;吾更爱真理，发乎良知。

宋子文接了行政院长，傅斯年开始还看好他。但一经发现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料，就在1947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对宋子文发起猛烈的攻击，提出“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直言：“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上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了，人民吃不消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跨了……”

宋子文应声而倒。

在孔祥熙问题上，傅斯年不买账，在宋子文问题上，还不买账，老蒋心里能好受?若责之以立场，问你傅斯年屁股坐到了哪一边，进而扣你几顶大帽子，打掉你的饭碗，送你去到监狱，甚至砍掉你的脑袋，证之我们后来经历过的诸多事情，不是没有可能。但蒋介石不仅没有给傅斯年以颜色，退居台湾后还把“国立台湾大学”交给他。都说蒋介石独裁无胆，也许是吧，说他民主无量，恐怕还得过过脑子，不要匆忙做结论。

傅斯年出掌台湾大学校长后，1949年3月，该校与台湾省立师范大学闹开了学潮，引发当局严重关切，“认为台湾院校是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命令警备副司令彭孟缉率部缉拿。4月6日，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闯入校

园欲开杀戒，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傅对前往执行任务的彭孟缉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缉禁于傅的气势，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南渡北归》第40——41页)

作为一介文人，蔡元培、傅斯年在他们的全部价值系统中，赋予了良知一票否决权，不能不让人产生无限联想与感慨。事实上，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良知与立场，也没有非此即彼，势若水火，良知也就在该出现的时候登堂入室，不会缺席，也不怯场。[page]

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立场和良知成了一对冤家。选择了立场，就必须把良知搭到脊背上，选择了良知，就选择了危险。立场对不对，稳不稳，居然成为人们时时处处必须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丝毫大意不得，疏忽不得，犹豫不得。而所谓立场对不对，稳不稳，是错误立场，反动立场，还是正确立场，进步立场，革命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人民立场，爱国立场，检验的标准说复杂真复杂，复杂得你一不留神就可能犯了立场的错误，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得只要记住几句话并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就够用。比

如，你一定要谨记，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知识越多越反动，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就反对，对被打入另册者必须横眉冷对残酷无情——哪怕是你的亲爹娘。如此这般，妥了，保你一路平安，飞黄腾达。至于良知，由于变不了现，就只好付之阙如了。

选择良知还是立场?这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被革命家牛冠荫撞上了。

此公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山西省兴县蔡家崖。由于家境殷实，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最后走出山西，走进北京，步入水木清华，走上革命道路。

牛冠荫父亲牛友兰是一位开明人士，据说富甲一方。日军侵华，他毁家纾难，支援抗战，不计利害得失，被誉为红色士绅。据史料记载，1937年，贺龙的120师到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牛友兰一次捐献2.3万银元，支持中共抗日政权创办兴县农民银行。接着又筹措资金一万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部队需要的物品。1940年，再捐献8000银元和120担粮食，以及自己商店里所有棉花、布匹。他把家腾出来，做八路军的司令部，自己和家人住到一座破落的院子里。为响应中共减租减息号召，他把自家契约全部烧毁。他还先后送十几个子女进入抗日军政学校。为了抗日救亡，牛友兰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毫无保留，因而名重一时。

也因此，1942年5月，经组织安排，以牛友兰为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牛友兰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的模范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评价。同年十月，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巧的是，在父亲支持下读完清华并走上革命道路的牛冠荫，这时也来到晋西北，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做了老爸的上级，也算是进入了同一条战壕。

满门忠烈。

好容易抗战胜利了，父亲成了敌人。1947年晋西北土改，军区政委李井泉把牛友兰定为“恶霸地主”而成为当地头号斗争对象。正被停职受审查的牛冠荫被中共晋西北分局书记叫去谈话，要他站稳立场，与父亲划清界线。

这是组织考验他的关键时刻。

斗争牛友兰的大会在9月26日召开。儿子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坐着，父亲带着脚镣手铐被押到主席台前跪下。一场被安排好的恶剧就此上演。一顿狂呼乱喊拳打脚踢后，有一“积极分子”拿来一根铁丝穿插在牛友兰的鼻孔上，要求牛冠荫下主席台，牵着父亲游街示众。

我不知道此时的牛冠荫内心作何想，估计思想上的煎熬不亚于粪臭盖面，烈火焚心。那毕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啊!

幼承庭训，人之初，性本善，父亲慈祥的眼神和温软的教诲一幕幕如在眼前;问学清华，离开家时从父亲手里接过的银元，哪一块不蘸着父亲的心血?不错，也许父亲曾对自己抱有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希冀，但如果在这个愿望与做一个堂堂正正有良知的人之间只能有一个选项，父亲会选择什么，似乎没有任何悬念。作为一个既接受过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又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人，牛冠荫并不缺乏对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判断力。“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孔圣人的话;人权高于一切，这是普世的最高价值。眼下，却要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亲手对父亲施暴，折磨他，羞辱他，这是要父亲的命啊，也是腕自己的心啊，怎么能下得了手!但领导要他站稳立场的严肃谈话言犹在耳。良知乎?立场乎?他也许有过一场灵魂的博弈，也许没有留给他时间去做这些思考，反正是，牛冠荫走下了主席台。他把父亲牵到身后上了路，也把良知扔进黑暗的深渊。

斗争大会后，牛友兰绝食三日，含恨以殁。而站稳了立场的牛冠荫，1949年后官拜江西省政府副主席，1962年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

牛冠荫的立场受到奖赏。他心里一辈子能否安宁，是不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受到良知的一次次拷问，就只有他自己

知道了。

受到站稳立场奖赏的当然不仅仅是牛冠荫一个人。其导向作用也就不言而喻。正所谓无师自通，风从景行。儿子批判老子，学生批判老师，情人揭发情人，诸如此类背弃良知的丑恶行为，远非自“文革”始。1950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胡思杜就撰文批判远在美国的老子胡适，声言要断绝父子关系，而在批“两胡”运动中，多少曾经的文友、弟子，无不把良知贡献在立场的祭坛上。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还有多少人顾得上师生情，同事谊，在惊慌失措中仓促上阵，或反戈一击，或落井下石，或唾面自干，不堪回首!再后来，1958年的共产风、发高烧，1959年的反右倾，乃至1960年代出现了大饥荒，仍然莺歌燕舞，无不是立场战胜良知的恶果。“史无前例”中伤天害理，只是把事情推向极致而已。

一个互害社会就此形成。

也有人不认这个账，做了良知的守望着，结果很惨。从王实味到储安平，从彭德怀到林昭，再到十年浩劫中的无数罹难者，一言难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良知被彻底押上审判席，被叫做立场的东西，再也碰不得，遑论动摇和站错。

四

改革开放，天地一新。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中，良知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代名词，立场似乎也不再是人们头上的紧箍咒。国人的良知渐渐复苏。一切眼看都在走向正常。

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远的不讲，本世纪初，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数千人瞬间遇难，举世震惊，无不悲愤，在我们这里却有不少人拍手称快，幸灾乐祸。据说这是爱国立场，引来友邦惊诧，舆论哗然。2003年“非典”发生，有人谎报疫情，出发点是什么，不难猜想。近年来发生的许多恶性强拆事件，城管打人案例，再到重庆黑打，都有立场做盾牌。至于从曲啸的妈妈打错孩子论，到那位“中国脊梁”公然宣称从不提反对意见，无不是站在立场的高地上对良知进行了绑架。2012年钓鱼岛事发，满街喊杀声，西安青年蔡洋手持利器，砸向日系车主脑袋，血流如注，致人终身残疾，打的就是爱国的旗号。日本发生海啸灾难，造成人员伤亡，我前去的志愿者，被喊做汉奸。说到汉奸，让人啼笑皆非。抗战胜利70多年了，汉奸居然多了起来。前不久，南海事件发酵，类似2012年那样的闹剧再次上演，只是规模和烈度小一些，但所打的旗号与此前如出一辙，却没想一想那些在店里的打工者和用餐者，不都是自己的同胞?在骄傲于国家GDP排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时，有没有想到这里面也有他们的一份宝贵贡献?他们不管这些，他们讲立场。在他们眼里，只要立场正确，什么伤天害理、匪夷所思的事

情都敢干，还干得理直气壮。

但你说他讲立场吧，却又不按照中央政府的立场思考和行事。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是故，一个人丢掉良知，那立场也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人说，“崇高”有时比堕落还害怕，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恶，不是没有道理。

在良知蒙羞的地方，立场常常成为罪恶的通行证和庇护所。不用说，这里的立场，要打上双引号。(2016.7.27)

本文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