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性权和拉拉运动｜成都分享活动整理|163

7月12日，中港台三地女权拉拉活动家在成都做了一次主题为《女权、性权和拉拉运动》的分享，几位嘉宾梳理了港台和大陆女权运动和拉拉运动的脉络，分享了她们对女权及拉拉运动的反思和期待。李思磐新的女权运动不可能不面对性权的问题。女权运动在中国的脉络大家好，今天我们讨论女权、性权和拉拉运动。我先介绍一下女权运动在中国发展的脉络。
中国是在一个国家权控的社会中开始市场化改革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之前的那样一种国家主导的并且国家不愿意称之为女权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国家不断扩大妇女在职业领域、教育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参与——确实还缺乏很多其它的面向。这个面向就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性权，当然不仅仅如此。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我国开始了新的女权运动，80年代，民间有了有组织的妇女行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不管是国内的女同志团体还是当时已经存在的民间的妇女组织，都得到了跟国际社会上相关的组织接触交流的机会。世妇会后第一代妇女组织，她们更多是依托妇女研究（机构）和妇联这样的体系，开展一些项目试点、法律援助、农村性别规范的改造，也有更加激进一些的。
2012年开始的青年女权行动，代表青年一代面对一个性别矛盾更加突出的时代，她们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希望成为这个时代主流的声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青年女权运动更多诉求于直接参与，希望能够马上行动，能够直接针对她们所面对的性别不平等。这样一个过程中，性权的问题是被凸显出来的，新的女权运动不可能不面对性权的问题。因为女性不只是面对直接的性别歧视，还有文化规范中对女性性的污名，比如贞操的禁忌。女权必然要涉及性权的问题，然后事实上性权在女权行动当中，获得不是那么多大众媒体的支持。我们讲到了女权和性权的部分，但是拉拉运动在哪？下面这四位讲者对拉拉运动很熟悉。我介绍一下她们嘉宾及分享内容主题介绍第一位是闲，是同语的负责人。我想请她讲一讲当代中国拉拉运动的脉络。第二位是阿娜，她一直在中美之间从事女权的拉拉运动，想请她讲一讲她对拉拉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关系的理解。第三位是王苹老师，她是台湾性别人权协会的秘书长，我想请她讲一讲台湾的妇权派和性权派，以及性少数运动的关系。最后请金晔路老师，她对中港台三地的拉拉运动都有很多观察和参与，希望她能回应之前几位讲到的问题，再做一下她个人的评论。闲 当主题是女性议题的时候，谈的问题往往比较宏大。当我们开始谈性的时候，我们开始谈个人，谈个人在生活中的实践。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感谢这么多不熟悉的朋友来参加活动。我们几个人能一起出现在这里，其实是过去十年拉拉运动的成果。李老师刚才主要梳理了青年女权行动派这几年的事迹和成就。后面跟性权有关的事件不太多，性权也是我们今晚的主题之一。“拉拉运动”这四个字是个概念，她不是说拉拉参与的事就是拉拉运动。拉拉这个词是包括台湾、香港和海外在内的华人地区所使用的lesbian这个词进入大陆出现的。我们在运动的层面用拉拉有特别的含义。ana在某一年的一场大论战中特别提出了拉拉运动这个概念，意味着以性少数女性为参与主体的性少数平等权益运动，既是关于性少数的，同时也是一场性别平权运动。在我看来，性少数运动试图改变的跟女权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试图改变在性和性别的权利结构中被边缘被污名被压迫的状况，包括异性恋女性、同性恋女性，也包括性与性别的出轨者。
我来讲拉拉运动的脉络，先从个人的层面来讲，因为个人的层面的问题也反映了运动大的层面的特点。我90年代在北京上大学，我们学校图书管拥有最好的人文学科的收藏。90年代，我试图在图书馆寻找跟多元性别相关的信息，在中文的书籍中找到三本跟同性恋相关的书籍，三本都是变态心理学相关的。那时候同性恋在中国还是精神病，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也还是，去病理化还没有完。我觉得精神病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那三本对我的帮助不是太大。后来我去找英文的书籍，有一屋子几书架的关于西方同志运动、同志研究的书籍，大部分书籍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的脉络。当我试图寻找同性恋的书籍的时候，我发现了女权运动。虽然95世妇会在北京开的时候我也在北京念书，但是会议被搬到了怀柔，我不知道怎么去怀柔，就错过了那个大会。那些妇女研究和官方的妇女的宣传，对当年一个试图探索更多性别议题的年轻人是没有太多帮助的。
当我开始阅读西方的女权运动，在女权运动的脉络中，跟同志是非常紧密的相连的，我突然发现一个新世界。我回家就跟我妈说，我觉得我们家太性别不平等了，例如家庭的分工上。我觉得我妈应该觉醒，应该起来倡导一个更平等的家庭分工。但是并不容易改变，我妈是一个典型的新中国的女性，一方面工作做的非常好，另一方面在家里要做所有的事。她的处境是典型的女性的处境，她要做两份工作，我爸只有一份。

那个时候我在大学，试图寻找关注性／别的社团。没有。在我离开大学的最后一年，有几个小伙伴，在校园贴了一个公告，内容是想发起一个关注性／别的读书会，好像从波伏娃的《第二性》开始读起。虽然我不是人文学科的学生，但是也稍微接触了一点波伏娃，当时主要关注的是她跟萨特的开放关系（笑）。后来我参加了这个关注性／别的小组最初的召集会，来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女生，很有趣。来的人年龄都相仿，大三大四，开始谈一些性别的东西。那是我大学最后一个月，很快我就毕业了。十年之后，我再回到我的学校，发现这个学校依然没有性／别社团，更不要说同性恋的社团了。
2004年我回到北京，非常热情的参加一些性别的读书会，我只找到了一个读书会，就是刚才思磐介绍的，一些性别专家，在95之后开始在北京，一个月一次做的关注性／别的读书会。社会性别读书小组的前身叫东西方读书小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名字，同时也有很重要的人物出现。我（在那里）认识了吕频、冯媛、蔡一平等人。但是这个读书会读的都是关于异性恋的书，不要说谈同性恋了，都不谈性。读书会的主办方也非常高兴的邀请我们，“又来了一个关注同性恋议题的！”。之前也有关注同性恋的“北京姐妹小组”的朋友去参与。我们开始做一期专门关注性少数女性的讨论。这个读书会我大约参与了两年多，我发现，原来这个读书会所有谈性的东西，都是这帮女同性恋在谈（笑）。在女同性恋主持的议题之外，所有的别的议题，不要说同性恋，跟性都没有关系。有位老师挺逗的，（我们）私人交情挺好，她是异性恋，对同性恋不太熟，听了几次我们的活动，她的印象就是，女同性恋参加性／别小组，她们主要关注的就是性，就没有别的了。

后来，我发现我们（拉拉）也特别乐于担当这个角色。（读书会）作为一个女性的组织和平台，完全没有任何跟性有关的东西。如果这个只能由性少数女性来做，我们也挺高兴的。这两种活动的感觉，其实不一样。当主题是女性议题的时候，谈的问题往往比较宏大，就业歧视，同龄退休，农村妇女，等等。当我们开始谈性的时候，我们开始谈个人，谈个人在生活中的实践。这些谈很宏大的性别议题的老师，也被我们拉到桌子上，进入私人生活的实践中。这种不同的感受，某种意义上也能揭示出女权运动和拉拉运动一些屑微的差别。

我参加这个读书会好多年了，很有趣的是，我发现这些年参加读书会的这二十个老师没有变化，从来没有年轻人来。（读书会）是个固定的小圈子。两年中，谈论的议题也没有什么发展和变化。05年我和吕频开始在运动的层面有了一些接触。我在北京开始做女同志运动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同志运动其实是男同志运动，更准确的说是艾滋运动。90年代，有了一些积极分子出现，做了一些活动，那时候同志还是精神病，也是流氓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那时候如果一个聚会被发现是女同性恋的聚会就会被抓。五女权的事出来的时候，我说噢没关系，当年我们是同性恋都会被抓走，更不要说做什么了。外部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不同阶段的特点，不必然意味着一直都好，或者不好。
回到一开始我们想做女同志运动的时候，真的是从非常点滴的个人做起。比如就像读书会，我们开始谈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生活实践。对我们而言，运动如果有很多媒体报道，推动政府的政策改变当然很好。男同志运动（成就）的重要的一个象征就是你能跟什么级别的领导人握手，是跟省级的卫生部官员握手还是国家层面的卫生部官员握手，还是能跟副总理握手。男男性行为社区艾滋控制经历了20多年，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其实做的非常失败，这跟运动方式是有关系的。

2005年我们做了第一次（拉拉）交流会，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想在中国看看有哪些女同志可能会对参与打造一个运动感兴趣。那个会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组织做的不好，也没钱组织，是一个艾滋组织要办一个大会剩下一点点钱，偷偷支持我们做了这个会。大部分的女同志我们是通过网络社群、网站找的。那次大会我们请王萍介绍了台湾的经验，王萍跟我们讲了她们怎样在马英九的政府门口升一面彩虹旗。还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用街头行动和行为艺术去充权。我们从来没想过能够上街，在中国别说同性恋了，异性恋也很难上街。我们在思考和讨论我们的运动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虽然看起来非常激动人心，但我们当时蛮有困惑的。2007年，我们第一次走上北京的街头，应该算是行为艺术吧。情人节，我们在街上发玫瑰花，玫瑰花外面包了倡导性别平等的传单。2009年前门婚纱照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街头艺术。一年还是两年后，青年女权行动派“染血的婚纱”在同一条街，只不过可能为了避嫌，从两个穿婚纱的人变成了三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有趣的，如果这三个人能够对家庭结构发出一些挑战的话还是挺有性别视角的，但是我不觉得当时那个行动有这样一个意义。今天也来了很多行动派的朋友，可以分析当年策略中，女权的诉求和多元性别的诉求有怎样的关联。2005年那次会之后，我们发展的脉络基本上是非常草根的社群的活动。我们在北京做北京拉拉沙龙，每周一次聚会，不是非常大的，没有人报道。就是日复一日在社群中谈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身份的问题，性别的问题，关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也有谈朋友、学校，但更多的在谈自己和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我们基本上是推动各地的拉拉社群。2007年，我们有次非常大的营会，台湾香港的，现场这几位嘉宾也悉数到场。也是那次营会，我第一次见到ana，那时候还是三年级的学生，头发是寸头，我对她印象很深，我当时是会务，阿娜敲了会务的门，问有什么要帮忙的吗。她后来成为运动中很重要的人，我觉得是制造者吧。短短几年间，各地成长出几十个小组，我们想做一个网络，能持续推动草根的社群的小组的发展，还可以彼此分享信息，分享资源，更重要的是彼此扶持，共同成长。因为不管是女权运动还是拉拉运动，本土的实践都是一种创造。当年我看到的西方的和台湾的运动，虽然对我们有启发，但是在本土实践中我们会遇到自己的问题。有些问题在别国或者它地的经验中能看到映射，但是更多的是需要在地的实践中解决的。

这是我做的大致的脉络的介绍。
Ana 我一直很喜欢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Audre Lorde的一篇文章叫「不能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这是我相信的运动的基本指向。2007年是拉拉运动很关键的一年，因为闲她们做的这个会议。我当时机缘巧合的报名参加了那个会议，发现了中国有这么一件有历史感的事件在发生。我当时还是在读美国大学，也在校园做多是女权和性权的东西，类似女性高潮讲座。第一次回中国就发现，这里有一个我认为会被写进历史中的事件在刚刚开始。现在很难再找到当年那次会议的气氛。有一些参会的人特别激动，因为可能在自己的城市见过拉拉的朋友，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过志同道合的想做点事情改变现状的朋友。大家看到了台湾和香港的很多例子，丰富了运动想象，看到好多可能性，都非常激动。从那之后，每年都有做这种跨区域的交流，也持续不断有新人在各地成立小组。
拉拉运动意义是什么？最开始，拉拉营培训的议程是相当简单的，是介绍不同地区性的情况，基本身份的认同和做基本的小组的技巧。09年开始，我就是组织者之一，我们在里面放了更多女权的内容，但是其实一开始，我是很不确定社群有没有到接受这个议题的阶段，因为很多拉拉参加拉拉运动是基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个人不得不面对的困扰。一开始没有很多人去思考性别、女权的议题，但是我们还是放了一小部分的内容在议程里，试水看看反应。我发现我的担忧完全是多虑了，好像在一、两年之间，多人一下子就变得「非常有性别意识」，开始思考性／别问题。我们比较有意识的称拉拉运动而不只是同志运动是在2012年，是跟女权行动派开始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麽。
（闲：其实是从2009年女权之声开始，那时候还没有行动派。）
因为之前的拉拉运动更多关注点在性倾向上面，所以说的比较多的是说同志运动。但是和男同志组织合作中体会到「运动中合作的性别不平等」，作为拉拉，我们跟男同在观念、体验和诉求上有很大的不一样，甚至是直接的衝突。事情的爆发是在性倾向的原因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这个问题。除了在解释性向来源这个表面的问题之外，更多的我觉得是很多自称是LGBT的男同志组织推动的是一个很主流化的运动追求，就是让大众接受同性恋，让同性恋变得跟异性恋一样，最终的梦想就是可以结婚。我自己是希望拉拉运动走小众激进路线，追求主流永远不是我做运动的目的，中国运动特别可贵的地方是虽然影响的人数规模不大，但是具有实验性，反思很多问题，实验中去实践新的生活方式，比方不同的亲密关系相处模式，不只是性、男女或女女的相处方式。我们也讨论很多性的问题，因为女同性恋的性无法在其它地方获得相关信息，但是这种空白同时也是一种优势，有其它更多想像的可能性。2012年开始，微博上出现美少女拉拉战士的匿名微博出现，背后是有一群人，在跟很多人论战，持续几个月，这是拉拉公开表明跟同志运动的不同立场。
再简单说两句拉拉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关系吧。拉拉运动核心的脉络中不光有女权的意识，跟同志运动的论战让拉拉运动社群的人有了更加激进的女权主义态度。很多地方小组会做各种女权议题。上海女爱拉拉小组做了“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地铁行动，但是行动者的拉拉身份却没有被媒体报道。我一直以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参与拉拉运动，或者反过来说。我本科读的性别研究，刚开始接触女权主义，学到第二波美国女权主义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里面特别激进的，说女同性恋是最革命的女权主义者的论述。那时候充满各种愤怒，会批评异性恋室友是不够好的女权主义者（笑）。理论层面上，父权的核心就是在「性」、「家庭关系」、「亲密观戏」，父母、男女夫妻跟孩子的异性恋核心家庭，是父权压迫的根源，做女权运动跟性的议题是无法分割的，性的议题也是最难做的，因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一直很喜欢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Audre Lorde的一篇文章叫「不能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这是我相信的运动的基本指向。你用主人的工具去做运动的时候可能获得一些回馈一些让步，但是这是表面的，这不可能拆掉这个房子，一定要找个一个全新的另外的东西。

2012年“我可以骚你不能扰” 地铁行动。图片来自网络

王苹我们在台湾搞运动，就会积极介入各个层面的运动，我们的团体会用女同志的身份去参与工运，环保运动，原住民运动和抗强拆运动等等，在里面很公开的用我们的拉拉身份去谈我们为什么参加这个运动，这个运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刚才听闲和ana的分析，大陆的拉拉运动还有些历史性的发展，但是我看见了运动中我们想去处理性别问题，刚才有提到跟男同志合作中性别压迫的问题，ana也提到想带着女权的身份去搞拉拉运动。我有想顺着这个讲下去，但是闲又提醒我讲台湾的经验。在台湾我個人的經驗是，我先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事先參加婦女運動，跟80年代台灣整體的社会民主化运动一起，但是台灣的同志運動是在九零年代、兩千年之後。這個時候，任何人都要說我贊成「性別平等」“女性主义”。很荒谬的是，70-80年代，台湾刚开始出现社会解放的状态。很多运动都不敢说，读书会也不敢公开搞，怕被知道聚众。那个年代，哪怕我去参加个妇女活动，也不太能说出口，没有人会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是兩千年之後什麼人都可以講「我搞婦女運動我搞了多少年！」。如果在这种女权得到普遍认同的社會氛围中，开展同志运动会是什么感觉，应该就不会有你们刚才说的，在社群、运动内部「父權至上」的態度了，即使有也不会这么明显的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两岸）脉络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顺着这个脉络讲好像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就讲我亲身经历的。我在台湾参加妇女运动的时候，刚开始基本上是平權的策略，工作權、教育權、高考分数线、選舉妇女保障名額等等。当时我很热血的参与很多活动，觉得好不平等啊，不平等就觉得不对。可是大家也知道，女人，就算是「生理女」也没那么简单，一个人，有家庭，有婚姻，有情感，有身体，就是闲刚刚提到的个人的部分，那个部分其实是最深刻的。我跟一些年轻的伙伴，开始思考我们的身体自主，个人身份。我們開始做一些讀書會，发展一些小组织。我们关注的這些議題開始跟婦女運動所谓的大议题之间开始有交織跟冲突。几个比较明显的冲突，一是性騷擾，從父權的脈絡下理解的话，性骚扰是生理男对于生理女弱势的身体的一种侵犯，这本身就是一种性别的压迫，但是它就非常单一，它比較不去碰觸被騷擾女性的性的「能動性」」。有主流的妇运人士说性骚扰是多么重要的问题，去做了问卷调查，发现社会上大部分生理女都有被性骚扰的经验，会说这个是个重要的问题，应该被关注。但是一群女学生，她们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小紅帽」。小红帽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个好猎人的角色，小红帽那个组织很有创意，她们就想，是不是因为我是女性，国家就该保护我，那群女学生就说自己保护自己，不能期待好猎人，应该靠自己，因此就在台湾发起了一个反性騷擾的大遊行。这个大游行的诉求里面我们还是有提到包括公共领域应该有的权利，但是也会提到，反对性骚扰反对的是性骚扰里面强迫性的骚扰，但是不反性。我是想说，在主流的婦運的发展过程中，里面是有不一样的聲音的，可是这些声音比较小，比较不被看见。在很多议题里面这种拉扯是一直存在的，沒有拿到檯面上是因為运动都是辛苦的，即使说是主流，也没那么主流、大家还是认为姐妹情谊力量大，都不会拿出去讲。但是随着历史发展进程，很多小的议题在其中发展震荡，包括性、女同志、性工作、人工生殖、代理孕母等，在碰撞过程里，就出现了对立。后来出现了一个事件，叫妇女运动的内爆，我就是那次内爆出来的其中一位，跟主流妇运决裂了。决裂之后，我就觉得自己的拉拉身份，必须清楚的表达，应该大大方方开展跟自己（拉拉身份）有关的运动。

2013年台湾同志游行｜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我开始解读这个题目——女权、性权和拉拉运动的时候，前两个我看成运动，最后一个我看成是拉拉身份，我刚开始的运动的方式是，用拉拉身份搞女权运动和性权运动。但是我听大家讲到现在，拉拉可以是一个运动的方式，现在台湾主流妇运是将拉拉作为一个「身份」，就像二十年前女权被看成一种身份的状态一样，因为是生理男或者生理女就形成了绝对的压迫，这个我不太同意。因为如果用拉拉运动的位置去思考这件事，会发现我们并不是用身份来搞运动，这个身份只是一个好的运动位置，让我们去看见跟多压迫，但是应该跳开身份去搞运动。所以不是说今天有一个运动开展了，我先看这运动跟女同志有没有关，如果跟女同志无关，那就不做了，我觉得用身份去面对就会有这个状况。
我举一两个跟这个有关的例子，在台湾同志酒吧会被打压。有一部电影叫《私角落》，它记录台湾一个男同志酒吧被警察骚扰然后关闭的故事，因为是男同志酒吧，我们这些女同志去关心这件事去对抗公权力对同志的污名和压迫的时候，就被女同志社群的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去帮男人。我很想跟她说，女同志酒吧如果被警察骚扰我们也会去啊，难道我们期待女同志酒吧被警察骚扰吗。同志酒吧为什么会被骚扰，不是因为它是男同志酒吧，是因为是同性恋酒吧，女同志不也是同性恋吗。
台湾的妇女运动有一个问题，把身份看的很重。对我而言，那个拉拉身份是可以看见更多压迫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位置。我们也知道，社会压迫绝对不是集中于一个点的，你是同性恋，你受到的压迫绝对不会只是因为你的同性恋这一个身份。你是女人，你受到压迫也绝不只因为你这个性别的身份或性的身份。谈运动的时候，联结是很重要。拉拉联盟就是一个联结，联结了中国大陆，港台海外的不同的拉拉组织。我们有各种的差异，我们还应该有联结。我们在台湾搞运动，就会积极介入各个层面的运动，我们的团体会用女同志的身份去参与工运，环保运动，原住民运动和抗强拆运动等等，在里面很公开的用我们的拉拉身份去谈我们为什么参加这个运动，这个运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金晔璐我们要平权，平的是什么样的权利，是跟异性恋一样的权利吗？我们真的要同性婚姻吗，还是像台湾的多元成家，比同性婚姻更加进步的家庭亲密关系的想象今天题目中的三个词在我个人运动成长当中没有分的很开。我很认同闲讲的，三个运动都是在试图改变不合理的性与性别的结构，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我再加一个视角吧，在香港当前脉络里面，还要加入阶级和种族视角。香港跟大陆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同志运动受到比较有资源的有组织的宗教势力的攻击和压迫，这几年香港同运都花了很大精力去回应基督教的攻击。我自己参与运动的经历跟以上几位一样，我90年代念大学，从文学接触女权主义。认识了一些对女权主义有想法的女生，毕业后偶然加入了香港一个酷儿女权组织叫姐妹同志，是93年成立的香港女同志组织。姐妹同志是一个很女权很酷儿的组织，英文名是queer sisters，那时候是93年，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香港是89或91年同性恋才除罪化，准确来说是男同志除罪化，女同性恋都是隐形的。姐妹同志90年代就发展起来了，很厉害。80年代，香港有了第一个同志组织，叫香港十分一会，有男同志组和女同志组。主要的同志组织的发展是91年之后，91年之前同性恋还是有罪的，在公共空间进行同性性行为的男同志会被抓。
那时候姐妹同志跟妇女团体比较亲近，姐妹同志有派代表参加95世妇会。我刚开始进入这个团体的时候，完全没有把我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跟拉拉的身份分开。90年代我参加妇女团体，参加很大的比如东亚妇女论坛这样的会，我也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每个论坛都是很大（的题目），比如婚姻暴力与性暴力，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政治，感觉她们讲的那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在香港，讲“妇女”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些很草根的，比如新移民妇女，资源很少的妇女。一般资源多的叫“女性”，我在很大的妇女大会中就觉得格格不入。有一次东亚妇女论坛在香港举行，我那时候二十几岁，我觉得跟异性恋妇女团体比较亲近，尽管她们很异性恋，但是还是提供空间给我们女同志讲一些话，但跟男同志就完全没有交流。我加入香港女同志社群的时候，香港的男女同志就已经男女分家了。91年之前，女同志靠男同志的资源去发展自己的。我加入的时候是1996-1997年，当年有个会叫华人同志交流大会，中港台都有，我没有去，听说吵架吵很大。女同志组织感觉整个大会都很男性主导，那些gay没有性别视角。我感觉的是虽然女同志组织跟妇女团体格格不入，但是还是比较亲近，因为我们面对共同的性别压迫。 2003年东亚妇女论坛，我们第一次组织了一个青年妇女论坛，在论坛中特别加入了性的论坛，我们没有讲异性恋的生殖的性，生育的性，我们讲的是拉拉性的实践，多元的情欲。后来我就没有再参加这些妇女团体。香港经历了男女同志合作再分家的过程，而这十年呢，慢慢开始有一个身份边界模糊的状况。比如香港现在有一个大型的跨高校的同志组织，叫大专同志行动组织，action queer。再比如姐妹同志最初还很建立在拉拉身份认同上的，现在变得边界模糊，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参加，没有我当时参加的时候这么强调女性身份。现在有更多元的性别身份，最近掀起跨性别和间性人运动，最近受到一般主流注意的就是跨性别婚姻权的问题，有个二十几岁的跨性别w小姐，要跟男朋友结婚，但是香港是看出生证明的性别，他出生证性别是男，但是香港也没有同性婚姻合法，变了性之后没发跟男朋友结婚。她就告到香港法庭，说违背人权政策，在很多跨性别社群朋友包括跨性别资源中心的创办人jonnan的努力下，经过两三年，她赢了官司，但是香港法律还是没有来的及改。
这几年也会看到比较年轻的运动者，它们很努力的在做跟其它社会议题的联结，比如说同志平权不只是同志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或者把同志平权放在争取香港主权的整个脉络里，比如香港的占领运动，有很多同志的参与。金钟有个志工的点，全部都是同志。所以在这些政治运动里面，也可以看到香港的同志运动者在有意的做联结。还有新移民运动和少数族裔的运动，我们有意去联结印尼的外俑（印尼来港做家政工的拉拉）的T。香港同志社群里面有很多我们本来没有看到的族群存在，这是个种族的问题。

2015 新加坡“ pink dot 粉红点” 活动｜图片来自网络

香港的同志运动有比较中产化的问题，在80年代还有没除罪化的年代，那时候参与同志运动——主要是男同志运动，女同志还是很隐形的——都是一群讲英文的男同志。第一个香港同志组织十分一会，是一群讲英文的人主导。殖民地的香港，讲英文代表比价高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所以是一群资源比较丰富的中产的人在推动整个运动。到今天还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也出现很多真正草根的组织，不同身份认同的组织。香港这两年接了新加坡的一个活动叫pink dot，一个大型的同志友好的运动，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穿粉红色的衣服，到一定时间大家聚起来拍个照这样，来表达很多人对同志的友好。这两年这个活动在香港做的非常好，参与人数甚至比同志游行还多，找到很多跨过企业赞助，在中环有个很大的广告牌。这个成功也进一步巩固了对香港同志的刻板印象，就是香港同志都是很中产的。这个也是目前香港运动方向的思考点。
刚才ana讲的同性婚姻的问题，在香港也有。对同性婚姻的追求也是对主流价值的追求，同性恋跟异性恋是一样的。这种对主流价值的追求也使本来边缘化的主体更边缘。我们要平权，平的是什么样的权利，是跟异性恋一样的权利吗？我们真的要同性婚姻吗，还是像台湾的多元成家，比同性婚姻更加进步的家庭亲密关系的想象呢，这也是香港没有展开讨论的。
刚才ana讲的同性婚姻的问题，在香港也有。对同性婚姻的追求也是对主流价值的追求，同性恋跟异性恋是一样的。这种对主流价值的追求也使本来边缘化的主体更边缘。我们要平权，平的是什么人的权利，是跟异性恋一样的权利吗？我们真的要同性婚姻吗，还是像台湾的多元成家，比同性婚姻更加进步的家庭亲密关系的想象呢，这也是香港没有展开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