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志伟、汤孟颖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攻击了驻扎在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向日本正式宣战，东南亚由此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初，人们并没有想到西方同日本的战火也将波及荷属东印度的土地，然而1942年1月，日本主动攻击并占领了婆罗洲岛和苏拉威西岛（位于今印尼中北部的两座岛屿）。2月28日，日军在爪哇岛登陆，一周后殖民地当局、即荷兰王国军队便宣告投降。荷属东印度不仅可以提供石油之类的必要物资，还是运行强制劳动体系所必要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对意图葆有维持战争实力的日本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946年11月4日，在长达七个月的休庭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完成她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宣判。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相比纳粹暴行的特质，以及战后远东国际局势的变化，原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规定的B、C两大罪项，即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被归并，这导致法庭追究日军在中国、东南亚各地的暴行的力度被大打折扣。印度尼西亚当初是荷兰的殖民地，而日军对该地的攻击属于A罪项反和平罪的范畴，所以起诉该地发生的日军罪行只能属于B、C罪项。可惜的是，东京审判裁决了日军对原住民的强迫劳役，食物、医疗和其他生活资料上的匮乏等罪行，却绕过了日军在各地臭名昭著的性暴力，从而使得日占区广大受害妇女的苦难没有得到申诉，罪犯没有得到应有的严惩。

1990年代末，日本亚细亚女性基金会开始向健在的荷兰籍的强制卖春受害者提供援助。

这项被称为生活改善事业的活动面向荷兰籍受害者，由荷兰事业实施委员会(PICN)操办。委员会采访了大量健在的受害妇女，为她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影像、声音资料，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惨剧，也是日军性犯罪的历史见证。

日军强制下的军妓制度

战争或者武力对抗进行时，对敌方的士兵采取“美人计”，无论是历朝历代、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外。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当然也是如此，日军丧失了伦常观，抢夺、烧杀、强奸简直是家常便饭，也因频繁发生的强奸事件使得日军性病蔓延，战斗力低下。这种现象让日军高层深感头痛。

于是在1932年，军部高层在报备日本政府后，针对之前日军随意“野合”的行为，开设了专门的决定设置慰安所，让日本的职业妓女做军妓，且同时也决定征用中国女性。根据上层的政策，为战争而设的军妓院开始了运作。

在1937年前，强奸、杀人的罪行是不被追究的，在中国南京，有数万的女性被强奸、拷问、杀害，大规模集体集体犯罪事件在上演。“南京大屠杀”这件众所周知的事件，在日军内部成为了设立军妓院的导火索。在日军高层的指令下，迅速的将不仅是中国大陆，甚至于台湾、朝鲜等地的女性也集合起来，为了如下目的：

1 将国外的女性集中起来在军妓院，可以避免日本士兵强奸普通的中国女性，造成反日情绪的高涨。

2 设立军妓院，可以定期检查征用女性的感染性病情况，可防止日本士兵因感染性病导致战斗力低下。

3 考虑到中国女性可能会将军事秘密泄露，所以征用非中国籍无法讲中文的女性是必要的。如果她们不会说中文，基本杜绝了她们从军妓院逃出的可能性。

通过欺骗、强制等手段征集朝鲜和台湾的女性，将其作为“慰安妇”派送给前线的日本士兵，在无法沟通，遭受日本士兵蹂躏的数月乃至数年里，她们该是何等的惶恐和不安。在此情况下，因为生病和过劳死去，因为感染性病无法医治被杀害，或是因为不堪羞辱自杀的女性是非常多的。

后期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征服了东南亚后，将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女性也强制征做慰安妇则是非常普遍的事例。

最初，的日军在旧荷属印度尼西亚和当地人相处融洽，开始日本士兵常常会去当地的妓院流连，不过，到了后期也开始染指当地普通的女性和荷兰籍女性，甚至将她们也强制送到军妓院。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大约有200到300名荷兰女性被强制带入日军专用妓院，但也有一些集中营予以强烈反对，日军将年轻女子强行征用的计划也常常受挫。

爪哇岛的集中营

爱尔娜的父亲所在的荷兰王国军队在开战后便被日军成建制地俘虏了，随后日军把这批俘虏转押到锡兰查普的战俘营，爱尔娜和母亲留守在苏腊巴亚（爪哇岛城市，一译泗水）。唯恐落入日军之手的母女二人数次辗转于诸位友人的家里，不幸还是在1943年9月被日军抓获并被囚于平民集中营。当时日本亟需劳动力，所以将抓获的当地男子投入战俘营，至于无法提供劳力的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则被监禁于集中营。一个月后，爱尔娜母女等数百名妇女被押上汽车，转移到爪哇岛中部安巴拉乌村一带的另一所集中营，她们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悲惨的日子。

集中营里的生活条件相当严酷。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每人睡觉的地方不足60公分见方，儿童更小，并且日军陆续送来新人，这点可怜的空间也随之日益局促。日军不顾囚犯缺乏营养的状况，依旧强迫身体极度虚弱的女性参加严酷的劳役，爱尔娜的母亲被编入所谓的“铁锹队”，专门挖掘供给囚犯们的野菜，至于西红柿之类人工种植的蔬菜，是专供日本兵食用的。爱尔娜等年轻女性则被派去打扫茅房——“茅房”仅仅是在地面挖几道沟，囚犯们在沟里大小便。集中营里疟疾肆虐，排泄物释放的恶臭相当不堪，更兼地处热带，处处可见各色虫蚁蚊蝇。

酷烈且不洁的劳役、饥饿和营养不良、糟糕的卫生状况导致集中营疾病，而日军完全没有应对的医药，于是大量囚犯因病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更有甚者，日本兵动辄施以毫无道理的体罚。比如敬礼时头稍稍抬得低了些，就要挨打；再比如在烈日下长时间整队、点名，妇女们在日军兵营前一字排开，用日语自报数字，万一中途日本兵忘记数到哪儿了，便只得重新来过。

1944年2月某日，集中营的上级命令所有17岁至28岁的未婚女性整队，然后由一群日本兵一个接着一个从头到脚地“检查”，“检查”完毕后才被允许返回各自的小屋。数日后，这批女孩子再次被命令排成队，怀着强烈的屈辱感再度接受贴身“检查”，日军遣散了少数，留下了爱尔娜等十来个女孩，命令她们把随身物品集中在一起。日本人说要送她们去烟草厂劳动，饮食待遇也将大幅提高，可没一个人相信日本人的话。集中营里的母亲们恳求日本人别带走自己的女儿，日本兵不顾人群的哀嚎和强留，用步枪逼着那群女孩子上了载货的卡车。

卡车在一栋大房子前停了下来，日本兵把她们押了进去。日本军官让她们报出姓名并在某种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开始女孩们当然拒绝，终究禁不住日军的强迫。签字手续办完后，她们被编入若干组，继续押往下一站——位于三宝垄（爪哇岛中部大城市）的妓院。

爱尔娜等八名女子被安置在一幢大房子，里边有几间房。大房子旁造了一间小屋，算是厨房和小食堂，房子四周被一圈墙壁围成一个封闭的小院。她们在一起吃完饭后，就被带到各自的房间，爱尔娜被分配到靠里的房间，里边有一张低矮的床，此外只有衣柜、小桌和椅子等简单陈设。她注意到房间墙上贴着日语写的纸条，她读不懂文字的意思，日后才知是给妓院客人们看的“使用规则”。

一夜惊魂未定坐待天明，这批荷兰女孩被押往旁边的一桩“医院”进行体检，随后进来了一个被称为“妈妈桑”（日语）的日本女人，“你们身处的这个地方，从明天起就会有日本兵来，要让兵大爷们开心、舒服。”女孩们不久就明白，让兵大爷们“开心”的意思。

在随后那段悲惨的岁月里，这批荷兰女孩不仅沦为日军性暴力的泄欲工具，而且动辄遭到虐待、殴打，甚至毁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23日这一消息才传到印尼。走出集中营的爱尔娜最终得以与母亲团聚，却被告知父亲已在修筑泰缅铁路时死于劳役。

苏洛索托岛的慰安所

玛尔特1925年出生于锡拉卡特（梭罗），并且在那里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在战争时期，母亲和比自己小很多的异父弟弟住在集中营之外。

因为母亲是混血，日本当局当时实施了所谓“血统规定”，即根据当时自身的印度尼西亚血统所占比例来决定女性是否需要去集中营。玛尔特的生父在她六岁时就去世了，她的父母都是如假包换的印尼和荷兰的混血，她对于生父有非常深的感情。

在生父去世4年后，母亲和一位带着一个女孩儿的荷兰男性再婚了。玛尔特觉得养父是一个没有魅力的人，不明白母亲喜欢上他的哪一点。母亲和那位荷兰男性结婚的时候，玛尔特对于母亲的这次再婚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新组成的家庭搬家到了萨马兰（位于爪哇岛）居住，母亲在终于在1940年诞下了一个病弱的男孩儿——玛尔特的异母弟弟。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南亚打响之时，健康的成年男子被征召入军，玛尔特的继父也不例外。之后他成为日军的俘虏，进行泰缅铁道的铺设，之后，又和别的俘虏一起被运送到日本福冈，被强制在福冈的煤炭井矿下劳动。

玛尔特的母亲带着3名幼儿，每天都在艰苦度日。混血儿在集中营外的生活相当艰难，没有父亲收入来源，之前的现金存款也用尽，必须想办法赚钱生活。

玛尔特山穷水尽的母亲带着3个孩子来到了村里的小家生活，母亲用能入手的材料制作玩具动物，玛尔特和她一起努力出售玩具。家具最开始是买的、或者变卖了祖先留下的贵重物品换回日常生活必需品。出售这样的工作交给了玛尔特，她凭着机灵可爱，很快掌握了让客人购买的技巧。

1944年4月的某一天，刚满18岁的玛尔特在带着东西去出售的途中，突然面前停了一辆车，车上两名宪兵问玛尔特在做什么，她回答“要去出售东西”，“宪兵先生，这是非常漂亮的手环哟”她还如此推销道。然而，日本宪兵一把抓住了她，并将她押上车。

她被带到了一栋建筑物里，大约里面有和她一样的100名左右女性，大家都是被宪兵抓到这里来的。玛尔特还从日本少女那里听说了在日本警察闯入市区中的民宅，强制将屋内的少女带走，母亲哭泣着哀求警察以身替代但最终反抗无效，少女们被集中起来用卡车运送到各地的事情。

玛尔特和30名左右的少女一起被带到了宾馆改造的娼楼，日军对她们进行了“检查”，一部分的少女被认为是“没有魅力的”，非常幸运的逃脱了慰安妇的命运；20名左右的少女被认为是“合格”的，玛尔特不幸成为其中之一。之后她们被带入了“检查室”，战战兢兢的接受检查，在检查台上有男性医生碰触她们的身体，她们被按住拼命挣扎呼喊也没用；有医生突然用金属器具破坏了她们的处女膜，一边流血一边哭泣的她们被带回原来的房间，担惊受怕的女孩子们寝食难安。

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在房间内整夜哭泣，第二天在日军的严格监视下乘坐汽车被运送到东虾瓦，逃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经过长时间的旅程后，翌日她们到了苏拉哈，住进了看上去像由宾馆改造的地方。又过了数日，从中选出了几人被带到了别的地方，玛尔特也是其中之一。她们被带上船，大家睡在甲板上，脑中一片混乱，内心深深担忧，船将开往何方，日军的企图又是什么呢？当时的她们还并未明白自己的“用途”，经过5日的航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苏洛索托岛。

上岸后，她们被带到一排兵营旁边的房子里，最初她们以为，这次远行的目的是让日军“愉快”，然而恐怕“愉悦”的真正意思并没有人告诉她们。年轻的女孩子明白真正愉悦含义后怀疑自己听错了，在她们之中，没有一位有过性经验，也没有受过性教育—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教育。以后每当她们回想起之后将会面对的事情，都会不寒而栗。

次日中午最初的客人出现了，她们迎来了悲剧的命运。一边哭一边想逃走的女孩子们遭到了日军的耳光、被关在黑屋子里凌辱，从那天起，就像流水线传送带一样，每日有数十人的日军轮番凌辱她们，按照规定日军要使用避孕套，然而这条规定却被完全无视了。

玛尔特自己也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度过那段在军妓营的岁月存活下来的，那简直是人间地狱。在某次定期检查的时候，玛尔特被发现感染了性病，对她来说将近一年的难以忍受的生活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已经没有了“使用价值”的她和两位怀孕的女孩一起，由渔民摇船度过了数周的危险航海历程，终于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之后，玛尔特告诉了母亲自己的遭遇，但让她非常悲伤的是，她的母亲无法相信她。反而认为是她拿了出售货物的钱离家出走，从而训斥于她。玛尔特的幼弟在她回家数月前身亡，沉浸于丧子之痛的母亲并没有体察到玛尔特的心情，她也无法接受来自母亲的责难，选择离开家暂住在印尼女友家中，之后移居于荷兰。

在苏洛索托岛上娼楼渡过的慰安妇经历，以及染上的性病让她苦恼不已，并且对任何男性都心怀抗拒。故此，她终身未婚，并和家族不与来往。

玛尔特为自己一生中，没有依靠别人的照顾，凭着自己的努力生活而骄傲。她有数名非常亲密的女性朋友，互相来往问候不断。正当她准备申请荷兰事业实施委员会补偿金领取时，却发现自己不幸得了乳腺癌症，在切除双侧乳房后癌细胞还是转移了。她的申请通过后，领到了一笔特别紧急补偿金。这时她还受到日首相桥本龙太郎的道歉信——这令她非常欣慰。

2000年，玛尔特享年74岁时去世。

据荷兰事业实施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回忆，他们在玛尔特生前并未和她见过面，一直以来双方都是电话保持联系。

玛尔特是一位与之交谈令人如沐春风的女人，可以和她畅所欲言。但是她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去。只有一次，她谈及战前生父还活着的时候，生活是过的多么愉快。她并不怨恨自己的家人，只是在申请书中有写到“战争让我生活在地狱”的描述。

赔偿

1994年，以民社党的村山富市为首的联合内阁成立，而在此之前战后的日本内阁，基本是自民党执政，对于慰安妇制度的存在一直持否定态度。村山表示，对于慰安妇制度的牺牲者，日本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他认为，将来的内阁应当立法立法补偿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当时尚健在的女性，大都年龄在60岁以上，其中有卧病在床者，也有非常贫困之人。日本政府应负起“道义的”责任，这是“亚洲女性基金”设立的由来，当时一般市民也参与了捐赠活动。

村山谈话于发表1995年8月15日于，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国在不久的过去，有一段时间因为国策的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战争使国民存亡限于危机，殖民和侵略政策，给别的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各国人民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从那日起，村山呼吁日本企业和一般市民积极捐款的“亚洲女性基金”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通过捐款的活动，来表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日军伤害的亚洲女性们的深深歉意。这笔征集到的资金通过“亚洲女性基金”，支付给了受到慰安妇制度伤害的韩国、菲律宾和台湾的女性，每人大约拿到了33000荷兰盾的赔偿。

亚洲女性基金在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地还开展了医疗和福利等方面的公共事业管理工作。这部分费用由日本政府负担，未使用日本的企业或者个人的捐赠金。由政府支出这笔资金，也算是抚慰金的一种。除了荷兰之外，有对亚洲女性基金持不赞同态度的人也可以享受到抚慰金，这是不合理的。亚洲女性基金通过海牙日本大使馆和对日道义补偿财团联系取得了联系。

“强制慰安妇制度”这一个概念，不光是在战争中，在战后也不为一般人所知。终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韩国女性金学顺将自己过去的遭遇公布，从此日本曾经的慰安妇制度才广为人所知。还有一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荷兰女子拉福，她将自己的遭遇写成了一本名为《50年的沉默》的书。

为什么这些女性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对自己战时所遭受的痛苦保持了沉默呢？大概出于避讳的心理。大多数的女孩，未从双亲及学校受到过性的教育。她们遭受欺骗、胁迫后被带到日军军妓院时，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封闭的教育，使她们并不了解妓院的存在，她们就像纯洁的羔羊，当她们明白现实中她们所面对的残酷真相时，即使拼命挣扎也难逃出日军之手。之后长年累月的持续遭受侵犯，她们的肉体上和精神上渐渐麻木，也羞于在人前说出自己的这段经历。

在亚洲文化中，女子的贞洁羞耻观十分被看中，婚前性行为是会让家族蒙羞。因此，亚洲的女性，特别是韩国的慰安妇在战后未回家乡的人非常多，甚至很多人丧失了生活的勇气而选择了自杀这条道路。

荷兰和印度的女性受害者往往选择将慰安妇这段经历不对任何人提起，带着羞耻感深深的埋葬在心中。也有像玛尔特一样，即使将这段经历讲述出来，人们也不相信当时的日军会有这样的行为。

龚志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汤孟颖，上海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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