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情五处影视剧照

全面解读英国军情五处官方解密档案

季我努学社社长、战史研究会成员 范国平 原文发表于《坦克装甲车辆》杂志

英国军情五处即英国国家安全局，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创立之初其唯一的目标是对付德国的间谍。1909年，英国国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以调查和解决德国间谍问题，工作小组随后提出了创建保密局的建议，并从军队里抽调两个军官开展工作，其中一位是南斯塔福德郡团的弗农·凯兰上校（当时在国防委员会情报科工作，军情五处的第一任处长），另一位是来自皇家海军的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他们合作创建保密局，但不久就意识到这项任务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中一人负责了解英国本土正在发生的事情，想出对策加以阻止；另一个人则要负责派遣自己的特工去德国，以了解其战略计划。由此凯兰挑起国内的担子，卡明则负责收集海外的情报。军情五处（MI5，其中MI是英文Military Intelligence的缩写）和军情六处（MI6）就这样诞生了。

生于战乱，初露锋芒

当军情五处首位也是史上最年轻的指挥官弗农·凯兰（当时只有36岁）1909年10月走入位于英国维多利亚大街64号的一家私人侦探办公室开始工作时，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付德国间谍。在那个时期，凯兰手头掌握的资源很少，一战前英国用于反间谍方面的开销也很少。直到1911年1月后，凯兰才刚刚有钱能雇一名助理。甚至在战争爆发后，凯兰总共也只有17名员工，这17个人还包括他自己和保安在内。这一数字比起他在1914年8月间逮捕的间谍的人数都要少。

凯兰的每个反间谍案都是与英国警察局合作进行的，行动的关键是运用了丘吉尔引进的内政部手令系统，这一系统建立在一个数据库系统之上。21世纪的今天，这一手令系统仍掌控着安全局的运转。在一战刚刚爆发时，凯兰的情报机构在警察的帮助下成功地捉拿了所有有间谍嫌疑的德国间谍，军情五处的业务也因此快速拓展，对战时德国间谍的进攻起到了积极的防御作用。

军情五处在前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成就与困难同在。无论在前十年还是之后的发展中，比起政府的其他部门来，其工作存在很多的困难：安全局要处理、应对一些尚未发生的事（这些事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但又是无法预测的），同时还要处理一些已经发生了的棘手的事情。

军情五处在二战前半期时间内也抓获了大量德国间谍，从抓获的人数上看，其效率比一战的后半期更高。 但是在一战的前半期时间内，反间谍行动的成功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有效地抑制了后来许多间谍案的发生，很多外国间谍都被逮捕，少有遗漏者。军情五处认为它战时的成功归结于优秀的安全预防机构，后来这个机构被命名为“preventive security”。军情五处的存在，将英国变成了间谍和阴谋破坏者们无法高攀的目标。1916年，德国阴谋家们在新泽西的黑色汤姆岛上制造了巨大的爆炸，如果英国的安全预防机构和美国的一样差，毫无疑问，悲剧将会在英国的土地上被复制。事实证明，在英国本土的阴谋破坏一点也不成功，这是军情五处战时成功的又一例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情五处形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同事间的友谊和团体精神。在1919年军情五处的胜利庆典上，其时事讽刺剧“保密”的主题就是这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军情五处的退休人员将这种文化作为安全局主要的存储记忆之一，进行传承。一名人事部负责人回忆起1953年的一次招聘，说道，“在这里工作，让人感觉最棒的一件事情是，这儿混蛋的百分比，是最低的。”21世纪的员工意见调查仍旧显示，英国让人最为满意的工作，既不在公共部门，也不在私营企业，而是在军情五处。

纵横二战

军情五处在它的第一个百年的历史中，曾多次反复调整目标对象——对国家安全产生的新威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调整不是不可能，而是很难预测。很多年中，军情五处做出调整的主要依据，取决于德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造成了世界政治体系的空前巨变。

对英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首先来自于德国。在最早的十年间，德国支配着英国军情五处的谍报活动。然而由于一战中德国的战败，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受制于《凡尔赛合约》，只能成立一支仅有100 000人的军队，因此，其支配性随之急剧下降。在1914年8月，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到，战争中的俄罗斯将会从一个欧洲最为专制的君主制国家，变成一个全球最为革命的政权，并且随后这个国家将成为英国军情五处的主要关注对象，直到冷战的结束。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在二月革命爆发前的几个星期里，列宁曾宣称，“我们老了（他当时46岁），也许不能亲眼看到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希特勒在一战之后的崛起，同样也是不可预知的。当时英国驻魏玛共和国大使罗德·达伯农在1929年出版的回忆录脚注中谈到了希特勒。在脚注中他提到：希特勒曾在1924年蹲过半年的牢房，此后逐渐被遗忘。“先生们，你将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1932年1月，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和他的两位将军谈到，“我们将会任命那位奥地利的下士。”

甚至当这位前下士变成了总理（他的第一份全职领薪的文职工作）一年后，也就是希特勒34岁时，除了希特勒自己以外，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到，希特勒会如此之快地将德国变成20世纪欧洲最富侵略性的国家。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展现出了其巨大的领土野心，这种野心促成了他此后的所作所为。1936年，军情五处就据此向英国政府发出警告，“这显然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言论”。这也许是英国政府收到的第一份来自国家政府机构针对德国提出的警告。在1938年“慕尼黑阴谋”（即希特勒违反1938年9月29～3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议时签订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事件）余波未平之际，克尔的盟友给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送了一封信，信中对张伯伦政府推行绥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血泪控诉。根据军情五处在过去几年中所提供的可靠情报，对于即将发生的“慕尼黑阴谋”是“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也是完全可以预测到的”。在“慕尼黑阴谋”发生期间，英国的政策使希特勒相信“英国是疲软的”。比起克尔的判断，很多情报局出示的情报都在向张伯伦预示着——希特勒认为张伯伦就是个“窝囊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情五处凭借极其稀少的资源，取得了难以想象得多的情报。虽然在1938年初，军情五处仅有26名成员，但是成功地打入了德国大使馆、英国的法西斯组织和英国的共产党总部。军情五处在操纵梅杰·克里斯托弗·德雷珀作为一个双重间谍攻击德国时，发现了德国反间谍机构“雪”在汉堡的地址。受此启发，雇佣双重间谍的机构——“二十委员会”应运而生。

在二战爆发前和爆发后，军情五处对德国纳粹情报的侦破较为成功，而对苏联则相对不顺。特别是，军情五处低估了苏联的能力，许多年轻有为的英国人在毕业后被苏联招募，通过长期的渗透，这些人打入了军情五处。由于人事经费预算的缺乏，军情五处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只招募了2名毕业生，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了双重间谍，这明显低于当时受聘于苏联情报机构的英国毕业生人数。比起苏联内卫军的毕业生招募计划，军情五处有更广阔的资源，并且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英国人，但是，在阻止“斯大林的英国人”（皮特·亨尼西对他们的称呼）对暗中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的渗透上，效果很差。在战前，外交部尚未设立安全办公室，更别提成立安全部了。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不同时期内，与罗马大使馆未能及时防止机密文件的泄密一样，英国的许多机密文件被送到了斯大林那儿。当时，外交部至少雇佣了4名前苏联间谍：两名年轻的外交官（唐纳德·麦克林，约翰·卡尔克罗斯）和两名外交部密码员（厄内斯特·奥尔德姆和约翰·金上尉）。

像政府一样，情报机构时不时也需要一些适度的运气。但在二十世纪30年代，军情五处在对苏联情报机构的行动中，缺少了些许的运气。1934年夏，当军情五处正在调查圣三一学院时，毕业于剑桥圣三一学院的金·菲尔比正将他圣三一学院的朋友盖伊·伯吉斯介绍给苏联的内卫队。尽管没有根据，但仍有理由相信这次的间谍活动是冲着高科技而来，因此它的目标并不是学生本身，而是一名圣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俄罗斯物理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彼得·卡皮查。根据有限的资源，军情五处开始对卡皮查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得知菲尔比是剑桥共产党领袖、科学家莫里斯·多布以前的学生，而此时的卡皮查正和多布频繁地接触着。直到1951年前，军情五处从没察觉到“剑桥五杰”中任何一员的存在，以至于“剑桥五杰”在情报机构内有时获得的机密材料太多了，以至于没法及时转送到苏联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军情五处的处境很不利。凯兰在军情五处当了太长时间的主管，以至于他都忘了要吸取以往的经验，开始无力应付战争期间与日俱增的工作量。他的下一届继承人，贾斯珀·哈克也并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然而在再下一任继承人戴维·佩特里爵士的带领下，军情五处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在英国情报历史上，也许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破译德军的机械密码。在二战爆发时，人们普遍认为密码是不可破译的，弗兰克·伯奇——布莱切利的海军负责人甚至说“这是不值得”破解的谜团。而军情五处做得很成功，用二十委员会主席J·C·麦斯特曼的话说就是，“我们积极地掌控着德国在我国的间谍系统。”如果没有刚毅的行动，那么战争史上最大的谎言——诺曼底登陆将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注：关于英国军情五处诺曼底登陆前后对双面间谍的使用，后文将有专门介绍）。

冷战时期

如果说军情五处轻视了“剑桥五杰”的话，同样地，苏联方面也如此。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神话般的苏联对其西方雇员——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富有政治抱负的西方情报人员，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就像盖伊·利德尔（二战期间反间谍的军情五处负责人）相信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间谍工作会做得比苏联还好。二战结束后，苏联进一步完善了间谍机构，被称之为克格勃，是当时所有外国间谍组织中最能干的机构之一。然而，在二战期间，“剑桥五杰”成为了越来越偏执的斯大林情报系统的牺牲品。1943年10月后，苏联决定派遣一个8人监察小组去伦敦，以便监督“剑桥五杰”和其他的间谍。让人感到滑稽的是，这8个人里面没一个人会说英语。也许是为了补偿监督任务的失败，这个8人监察小组将一些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访客当成了军情五处的间谍。虽然“剑桥五杰”与苏联之间有些罅隙，甚至有时已经妨碍到了“五杰”的调查行动，但可惜的是军情五处仍没有因此而察觉到“五杰”的存在。

冷战爆发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而在二战刚爆发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情报部门能够预知，核时代的到来会结束这场战争。当1945年8月美国空军在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说，“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1949年9月，苏联成功地研制出原子弹，比预期早了两年，这深深地震动了英国的情报官员们。在新闻播报前，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威廉姆·海特得知后大吃一惊！作为一个情报工作者，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他清退了房间里的秘书，并且到处询问是否要公开这个消息。但随后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是，在广岛事件的前一个月，当美国还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破试验它的第一颗原子弹时，原子弹的信息就已经被克劳斯·福克斯出卖给了苏联的情报机构。军情五处清晰地认识到，这件事会把许多人卷入其中，并且会使很多不幸的公务员的声誉受损。从1947年到1956年间，美国在大清洗活动中解雇了约2700名联邦雇员，并且辞退了另外的12000名雇员。在英国，1948年到1954年间，包括调职在内，解聘了124人。

英国对于核战争的恐惧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前五年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一个还在读小学的小姑娘会突然停下正在写着的日记，问：“我想知道马上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吗？看起来，马上就要打了，是吗？未来就像迫在眉睫的乌云一样，很快就会吞噬掉我们。”和小女孩一样，军情五处的高层人员也被打入了核武器的深渊，被迫时刻要盯着它。1962年导弹危机时，作为军情五处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认识到，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很乐意马上辞职，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英国政府将会启动位于科茨沃尔德的末日城堡，城堡内设战时内阁和最高情报防御机构。这个城堡将会成为英国的战时基地，也很有可能会成为它的坟墓。

1960～1970年间，是让军情五处最为沮丧的十年。无论是米切尔还是霍利斯，对无孔不入的苏联间谍都头疼不已。同时，稳步拓展规模的克格勃和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让军情五处越来越难于应对。由英国白厅情报局负责的“富特行动”于1971年10月结束（驱逐了105名苏联间谍），“富特行动”产生了非同凡响的国际影响，它增强了军情五处的威信。“富特行动”是军情五处反间谍行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驱逐、对已知的敌对情报人员拒签签证——英国的这些做法，使它第一次成为了苏联情报机构眼中的一块硬骨头。其后，苏联将其针对英国的一系列情报行动转移到那些安全防范不那么严密的第三国。

然而，在冷战的大多数时间里，军情五处就像其他的西方间谍一样，对苏联的情报系统依旧没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美国情报分析的鼻祖——舍曼·肯特在1955年曾经抱怨说这是唯一一个缺少严肃文献的科目：“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长久以来情报学一直是不成熟的，缺乏文献、方法、词汇、历史的学说，甚至它的一些基本理论运行起来都是有风险的。”

由于对苏联情报机构缺乏可信的历史记载，使得皮特·莱特能很容易地编制出巨大的苏联战略阴谋理论来，用以欺骗西方的情报机构。莱特宣称，苏联情报机构早在上世纪20年代的“信任”行动中就已经开始操控了一场欺骗一代人的阴谋。他伪造了一些看上去很可信的材料来支持他的言论，可他所谓的那些苏联制造阴谋所必要的条件根本不存在。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国内情报局和其政策的长期不了解，损害了英国情报机构做出评估的准确性。

虽然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的谍报系统内部就已经存在着巨大的裂痕，但是哪怕在他死后20年，情报工作仍旧是勃列日涅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FCD（克格勃的海外情报局）的第一副局长瓦迪姆·基尔皮琴科说，报告中任何会引起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感到心烦不安的内容，都必须被删除。

二战结束25年后，军情五处和其他一些情报机构开始向海外派员，如非洲、印度、东南亚、西印度群岛等。1972年，英国开始对北爱尔兰进行直接统治后，安全局也被要求向贝尔法斯特派驻新的情报负责人和情报协调员。由于军情五处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因此派驻的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个门外汉。新成立的北爱尔兰情报局在成立伊始，就发出了需要大量情报人员的紧急请求。应其请求，军情五处和紧急情报局共同为其成立了爱尔兰联合部，并为其在贝尔法斯特和伦敦设立办公室。由于军情五处缺少在北爱尔兰的经验，因此紧急情报局成为了主导者。然而十年过后，军情五处变客为主，贝尔法斯特情报站由军情五处独立掌管和进行主要人员的配给。

1989年初，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能想到的并不比其他的英国老百姓多。那年年底，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柏林墙倒塌、以及让人难以忘记的共产党政权崩溃的画面。在三十几年前东德建立时，没人会想得到，苏维埃会迎来它的终结（两年后，苏联也解体了）。军情五处在此之后改变了目标。这次的目标变更，就像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时一样，没人能够预见得到。一些情报工作人员开始思考，他们以前在调查共产党的颠覆问题上是否浪费了太多的精力。

40年前，人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斯大林会像这个党的许多好战分子一样，为了全人类来清除欧洲的暴君，将冷战变成热战，军情五处没有一个人会有松懈的观点。1977年时，军情五处的副处长约翰·琼斯写道，部长们和他们的高级官员们有“一种自然趋势”——安全部门必须要向“那些会威胁到政府的政策或其存在的行动”抗争。虽然安全部门将颠覆的定义界定得异常狭隘，但是他们对于颠覆活动的侦查仍旧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英国共产党各种活动和成员关系的调查，浪费了军情五处的大量资源，英国共产党的活动根本已经不重要了。虽然在冷战结束后，“颠覆”这个词让人很困窘，甚至在1989年的安全法案中这个词还被省略，但是反颠覆仍旧是安全局的职责，以保护议会民主政治不会被暴力推翻。

后冷战时代

冷战结束后，军情五处发现它很难接受它的新角色，反恐成为了其主要的职责。军情五处慢慢地看到了它的另一个劲敌——伊斯兰恐怖主义。1995年11月，安全局告诉分管负责人沙尔曼·拉什迪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而英国是其中之一。布鲁斯·霍夫曼是恐怖主义的专家，他从长远来看，确认未来的威胁将来自于恐怖活动。到1995年，几乎有一半的世界恐怖组织有宗教基础，当年，世界几乎所有的致命袭击都是出于宗教恐怖分子之手。

直到1996年3月之前，斯特拉·雷明顿才听说“基地”这个词，并注意到本·拉登这个恐怖巨鳄的存在。1998年夏，“基地”发射了第一颗自杀式炸弹，袭击了美国在内罗毕的大使馆。此时，军情五处一点都没有意识到，类似的恐怖袭击将会发生在英国。在基地2001年袭击纽约和华盛顿前，2000年下半年时，安全局才总结出，英国变成了基地的又一个目标。9·11事件发生一年后，人们以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袭击只会来自于国外，而不会来自于本土的恐怖主义。但军情五处在2003年时却发现英国有本土威胁，并且很快做出反应。

毫无疑问，恐怖主义的威胁对英国的国家安全影响很大，它所持续的时间也许会和冷战一样长。从长远来看，过去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和现在的威胁之间，是有连续性的，而且连续程度甚至比人们想象得要高。21世纪，军情五处所面临的挑战与20世纪时一样，很难预测。如果军情五处有长远眼光，就应该去了解自己的百年历史，这将为其应对挑战提供良策，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越是回顾历史，越能预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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