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山水一商帮，那些企业家不为人知的背后|163

在七百多年云谲波诡的时代变局和血流漂杵的惨烈竞争中，各路商帮历尽坎坷，无数沉浮，即便倾家荡产，颠沛流离，却从未退出舞台，虽星火仍可燎原，困顿亦能腾达，这绝非历史机遇或地缘优势可解释得通，维系商帮野蛮生长的背后力量是企业家精神。

明朝崛起，一方山水一商帮

追溯起来，商人阶层出现、商业繁荣年代久远：春秋战国即有盐铁生意，隋朝京杭大运河上商船川流不息，唐朝丝绸之路间外国商队络绎不绝，《清明上河图》里的宋朝街市欣欣向荣。但商帮出现却始于明朝，这是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符号，它意味着一种新商业体制的诞生和一个新阶层的崛起，即便在今天，商帮依然是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虽说商业兴勃已久，但商人一直是社会最底层的角色，士、农、工、商，处于最末。在磨难与屈辱中走南闯北多年之后，商人们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共同的商业规则和做人信条为基础，相濡以沫，抱团打拼，逐渐在某个领域形成势力庞大甚至垄断地位的竞争优势，是为商帮。明朝之前，商帮特征并不明显或不完全成熟，直到明洪武三年（1370 年）朝廷实行“开中制”之后，晋商和徽商在盐业的兴盛与争锋，商帮才算实至名归。

1370 年，朱元璋从草根乞丐成为开国皇帝的第二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他上表“开中制”的建议，此举效仿北宋时的“折中制”，由商人运粮草等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换“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区域售卖。食盐为生活必需品，山西又是产盐重地，加上地处北疆，有“极临边镇”之利。“开中制”推行的120 多年间，晋商以盐业垄断为利器，成为明朝早期一枝独秀的商业群体。然而，晋商兴于朝代更迭、制度兴废，也衰于此。弘治五年（1492 年），淮安籍户部尚书叶淇向明孝宗朱祐樘献计“折色制”：商人可直接在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而无需运粮到北疆。此时朝廷富足殷实，筹措军饷逐渐由银货取代粮草实物，“折色制”代替“开中制”顺理成章。从此，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前者以晋商为代表，继续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后者以徽商为典型，在内地纳银换盐引从事盐业贸易。如此一来，水运取代陆运成为主流，晋商的区位优势转为劣势，地处淮河两岸的徽商以长江与黄河为动脉搏取财富，借“折色制”勃然兴起，淮安等水路便利的市镇成为新的盐场重地，门庭若市；太原、大同等地车马稀疏，黯然冷落。

徽商后来居上，成为“弘治中兴”的重要力量；晋商在“洪武之治”时期的荣光，已朦胧成曾经的梦想。此时，南方边缘地带的粤商还在期待某天能成为商业舞台的主角，这一等就是两百年。1685 年，康熙打破自明朝以来“片甲不得下海，粒米不许越疆”的海禁，正式开启海上贸易，设置粤、闽、浙、江四大海关。粤海关允许外商在广州珠江边集中建造“夷馆”，中国商人持有特许经营的牌照才能与之交易，第一批具有资质为海关代征关税、与洋商做贸易的行商有十三家，史称“十三行商人”。此后二三十年间，“十三行”规模不断扩大，行商数量急剧攀升，他们成立公行，共同订立十三条商规，并形成“对内垄断利益，对外一致行动”的影响力，一个文化统一、组织严密的垄断性商帮登上历史舞台。

175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浙江的生丝和茶叶生意越做越大，乾隆担忧英商的北上冲动恐危及朝廷的安稳，下诏关闭闽、浙、江海关，仅留粤海关为唯一通商口岸，将专营外贸生意放在山高水远的广州，“半官半商”的“十三行商人”由此迎来长达80多年的兴盛时期。回望晋商、徽商、粤商的崛起路径与发轫渊源，政策扶持与体制机遇无疑是重要原因，比如“开中制”、“折色制”与开埠，但区位优势和商业基础同样不可忽视，甚至比前者更为关键：晋商崛起是有“极临边镇”，徽商繁荣在于京杭运河，粤商兴旺源自海运发达，先天优势加上历史机遇，便可厚积薄发，领先时代。

重义守信，务实创新

在七百多年云谲波诡的时代变局和血流漂杵的惨烈竞争中，各路商帮历尽坎坷，无数沉浮，即便倾家荡产，颠沛流离，却从未退出舞台，虽星火仍可燎原，困顿亦能腾达，这绝非历史机遇或地缘优势可解释得通，维系商帮野蛮生长的背后力量是什么？供奉关公像、拜关公是晋商的显著特点，并非因为关公是财神，求财心切，而是想通过仪式和习俗将关公的诚实守信世代传承，在晋商看来，诚信比生命更重要。

1823 年，晋商开创“票号业”，逐渐掌控大江南北的金融汇兑系统，然而在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不少王公贵胄怀揣票号存折直奔山西总号兑换银两，可不少票号也在战火中被毁，储户信息无从查对，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晋商一律无条件承兑。晋商的诚信和胆识迅速在京城家喻户晓，战乱结束后，山西票号重新开张，百姓大胆储蓄，朝廷寄存官银，生意热火朝天。晋商普遍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制度，东家彻底放权，日常管理都由大掌柜全权负责，东家没有约束与监督措施，即便贪污纳贿或携款潜逃都无从惩戒。

然而，几百年间晋商从无意外发生，这与晋商的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分不开：非山西人不用，亲朋故旧不准担负管理职责；学徒入号需有名望者担保，试用期三年，终生不得跳槽；在条件艰苦的偏远商号，学徒三五年甚至八九年才可出师。无论从时间成本还是信誉名声角度，违规代价都远大于收益，晋商忠诚敬业品质逐渐养成。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上，徽商与晋商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比如开拓进取，勤劳俭朴，和舟共济，但又有自身特点，比如“道义”，徽商讲究“见利思义”，“以义取利”。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刚开业不久，绿营军军官罗尚德存入一万两银子，他声明既不用存折也不要利息，因为要奔赴沙场，生死未卜。但胡雪岩坚持立存折，并约定以三年定期付本利一万五千两银子。后来，罗尚德不幸殉国，生前他曾托两位同乡取款，却无任何凭证，胡雪岩并未刁难耍赖，全额付款。徽商重义守信，丝毫不比晋商逊色。

徽商重义与其“商而兼士，贾而好儒”的特征渊源颇深。“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的信条，即便富甲一方，地位显赫，商贾仍重视教育，鼓励后代借科举入仕途，以求官商一体，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州有书院54 所，社学562 所，重学风气可见一斑。

徽商能否以教育影响官场实现权贵与资本的结合不得而知，但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徽商乐善好施、爱国救民的根源所在，明中期募勇抗倭与清末剿灭太平军叛乱的感人故事，令人肃然起敬。

在开拓进取方面，粤商与前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岭南直至明朝仍被视为“蛮烟瘴疠之地，官宦谪逐之所”，无论是原住民还是迁徙者都有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

从汉朝始，起于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贯通东南亚各地及印度洋彼岸。在广东人中流行两类传说，一是洋人盗宝，二是将外国人尊为神、封为侯，这些故事既体现广东人的包容开放，也成为粤商下南洋、闯世界的动力，远渡重洋，与全世界做生意。在开拓创新方面，18 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中实行汇票制度，同文行的潘启耳闻目睹这种新型财务结算制度的优越性，就大胆引入公司经营管理中，1772 年，他在一笔巨额生丝贸易中接受伦敦汇票，在当时引起轰动。

粤商另一大特点是“低调务实，只干不说”。将实用主义摆在第一位，不仅让粤商摆脱“耻言利”的鄙陋之见，而且培养出实干精神，形成“先行动后思考、不浮华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的经商风格。时至今日，新粤商“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的“红绿灯理论”仍为人称道，“闷声发大财”的气质丝毫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