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著名作家余华老师在清华大礼堂围绕“活着，在现实之中”进行了一场演讲，还和嘉宾编剧史航展开了一场巅峰对话，让更多读者认识了不一样的余华。

现场有读者是这样评价余华的。

“虽然他的书看起来，怎么说，挺苦的，但余华本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爱开玩笑的有趣的作家。”

比如说，现场有读者问余华写作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之前是做牙医的，我实在太不喜欢这份工作了，每天对着别人张开的嘴巴，还都是有病的不健康的嘴巴。要不是实在受不了这个职业，可能现在也不会当作家。”

整个演讲和对话过程中，余华老师都是幽默风趣，大写的耿直。没亲临现场的小伙伴是不是后悔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表担心，影君为大家整理了现场实录，马上再现这场精彩的读者交流会！

以下是余华老师自由演讲环节的现场实录。

余华：今天这个题目还是从《活着》开始，1992年这部小说最早在《收获》发表，大概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定稿了，或者已经下厂了，因为是《收获》第六期，应该是11月底，所以9月应该在印刷厂里转了。我很感谢《收获》杂志那么多年来对我的帮助。我大概有超过3/4的小说都是发表在《收获》上面的。当然一方面是我一直认为《收获》是我最喜爱的一个文学杂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多小说别的杂志不愿意发，那个时候《收获》的主编是巴金，实际的主编挂名是副主编李小林是他的女儿。像《活着》这个小说在今天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1992年发表的时候，还是要冒一些风险的。

我一直认为巴金不可能知道我写的什么，后来他女儿告诉我他都知道。后来《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巴金已经不能下床了，在床上躺着，那是1995年在《收获》发表，巴金从头到尾读完了，他说发表。因为当时卖血的故事在那个年代能够发表出来还是比较难的。

那个时候《收获》发了很多我们那个年代作家的作品，像王蒙、张贤亮，很多文学杂志不敢发的小说，《收获》都敢发。很多文学杂志对此有一些意见，为什么同样的小说我们这边不能发，到《收获》可以发。我们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告诉他，因为巴金是统战对象，所以为什么我在这儿还要再次感谢巴老，就是因为巴金的长寿，才能让像我这样的作家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活着》就是这样。

我印象很深的是，1992年的时候，大概是在夏天的时候，我拿着手稿，应该是8月份，初秋了，到上海。现在在清华大学的葛飞教授在华师大，每次我到上海都让葛飞帮我在华师大定一个房间，当时住华师大的招待所，在那定稿。我是在浙江嘉兴写完，拿过去给《收获》杂志。当时还有一点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写一部小说，我的责任编辑是陈永兴，是现在《收获》的主编，当时他还不是主编，可能是编委之类的，因为是24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们也没有电话，他看完那个小说以后，李小林也看完了，我逼着他给李小林打一个电话，我们当时就在华师大的公用电话上，听陈永兴和李小林在对话，他们两个人对这部小说都很喜欢，我就放心了，因为他们是这部小说最早的读者。

当时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24年以后，这部作品对我个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差不多是我在所有的作品中起码是在中国，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我一直说它是我的幸运之书，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就是因为有了这本书，很多读者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又去读了我其他的作品，才开始慢慢了解我。这确实是我的一本幸运之书。

刚才史航在这介绍，我是先锋作家，先锋作家是指我在《活着》之前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叫《在细雨中呼喊》，是1991年发表，我基本上每次都是第6期发我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是1991年的第6期，《活着》是1992年第6期，《许三观卖血记》是1995年第6期，因为我写的总是比我想象中慢。

在这之前我被称为是先锋派作家，但是《活着》之后，《活着》对我个人的写作来说，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一点。刚才史航在介绍我的时候，说先锋作家，同时也是后卫或者是前卫或者是守门员，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记得大概是上个月，张悦然新的小说叫《茧》，我很喜欢。我去参加发布会的时候，看到人大教授杨庆翔对他说，有了这部小说之后，人家就不会认为你是80后作家了。我说我都五十好几了，人家还说我是先锋派作家，那是我20多岁的时候的称号，它会伴随我一生，我说你那个80后，等到你到了80岁的时候，人家仍然说你是80后作家。这是很难改变的。

但是确实《活着》的写作让我完全做了一个改变，最早我在写《活着》的时候，我是用的第三人称，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和我以前先锋文学的叙述是一样的，用一个比较冷静的又比较抒情或者是语言很精美的一种方式去写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写不下去，写了大概有一万多字以后，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怎么写都写不下去。但这个题材又始终在吸引着我，我就想换一个方式，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写过一些作品了，已经有写作上的经验，我知道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写，如果很不顺的话，一，可能这个题材并没有那么成熟。二，这个题材已经成熟了，但是你的写作角度可能出问题了。所以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试试看，就让那个福贵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就是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写，很顺利就写完。

我印象中那时候我在北京，在北京写完了解放前，回到浙江嘉兴以后写完了解放后，全部写完了以后，很多年过去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是什么原因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仅仅认为是一个文学技巧的选择，后来我就开始感觉到可能更多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因为《活着》里面福贵这样一个人，他的一生，如果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除了苦难就是苦难，没有别的，这就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如果让一个人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他苦难的人生中，苦难是别人的看法，他其实是充满了幸福感的，就是福贵的整个讲述里边是充满了幸福感。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当时的这样一个转换是一种写作技巧的变化，更不如说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很浅显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属于别人的看法，别人对你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从生活角度。

还有从写作角度也有对我有重大的意义。由于这样一个写作，让我意识到面对一个题材要寻找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因为一个作家做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的，当你用这样一种方式成功以后，你会一直依赖于它，在处理新的事情的时候，也会用一种你认为你成功的方式。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作家一生都在用一种方式写小说，一种叙述方式写小说，不管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他始终在用一种叙述方式。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作家，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不同的题材，比如刚才史航介绍我推荐的马尔克斯的短篇，马尔克斯有两个小说，虽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但其实并不尽然。

你如果读他的《百年孤独》，读《主角的没落》，那是魔幻的，但是如果读他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霍乱时期的爱情》，并不魔幻。当马尔克斯在面对《百年孤独》的时候的处理的方式，还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这对我的写字意义非常重大，让我知道当一个题材吸引我的时候，我首先要做的是去寻找最适合这个题材的一种表现方式，当然这个前提是努力把自己过去的、自己已经很熟悉的、自己已经非常娴熟的那种叙述手段给忘掉，用一种空白之心去面对一个新的题材，这是《活着》对我写作上的意义。

（巅峰对话环节）

史航：现在我是临时的主持人，我特别喜欢刚才余华老师用他的语气、他的声调、他的分贝谈的他的往事之后，我们可爱的女主持人再用大学生主持人应有的声调，再说一遍。这个特别好玩，现在又变成两个老男人这样的语气的对话，我尽量扮演一个像主持人一样比较激亢的思路和语气。但是我批斗你很难。

刚才听余老师聊，听你说《活着》的语气的转换，别人可能都觉得这个人很倒霉，但他自己觉得不错呀，我吃饱饭那会儿还是高兴的，就是人生的好多悲伤如果是印象的话，就一直觉得余华老师老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一直没有机会穿裙子，他好倒霉。我们会这样理解。但是他觉得这样挺好，这个颜色。所以有句老话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文学家如何潜入那个角色，又是自己又是那条鱼是挺难的事情，冷暖自知，如果你在那个水里越来越暖，越来越暖，最后你熟了。所以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命运感。

我前面说的这么多，是保持了一个我们谈话的氛围。现在特别简单问余华老师一件事情，咱们还是先从《活着》说起，我们以熟说生，再带着大家到另外感兴趣的小说。

写《活着》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把这本小说写坏过？你怎么写会变得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一个人创作的时候，经常是往左拐是这个样子，往那边拐就是另一个样子。用第三人称写，就坏掉了，赶紧退回来。因为大家对《活着》比较熟，是不是创作中还有对人物的写法或者其他的写法，最后发现不对的尝试，后来你又找到正确的道路。

余华：最早的时候其实很多，几乎是经常出现，因为写作其实有时候跟搞科研是一样的，一开始的方向很重要，一开始方向错了的话，往下写会很不顺利。《活着》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就是一开始不顺利，然后最后就是用第一人称写，第一人称写我就知道面临一个比较明确的事情，就是福贵他是一个只念过三年私塾的农民，有点文化，但是文化不高。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要回避很多很多的，我原来先锋文学的时候所擅长的那种描写，像类似这样的描写我都是要回避的。

对我来说，《活着》我为什么刚才没有说完，是因为觉得待会儿史航会来提问，我这会儿再说。就是会面对很多我过去很熟悉的那种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不是一般的叙述，不是过渡性的，也不是对话。一个人的情感到了很激烈的时候，你用第三人称的方式，用大量的词汇，什么词汇都往上用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写起来会容易一些。而到了《活着》的时候，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困难。为什么？第一，一个没有什么很高的文化的农民，讲述自己的故事，很多词汇是要回避的，不能放进去。

第二，还有他的生活习性，当时有时候为了一个比喻，就要停留下来很长时间。要找到一种语感，要顺着这个语感往下走，才会顺利。我记得有庆在医院里抽血死掉的时候，他抱着回家，不想让他妻子知道，就悄悄把他埋在一棵树的后面，当时在月光下他做完这个事情，他站起来。他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因为我前面写到有庆割羊草，他每天要迟到了，要跑步去学校。他妈家珍给他做的布鞋，跑几次都坏了，福贵就骂他，你是吃的还是穿的。所以他割完羊草要迟到了，就把鞋脱下来，赤脚跑到学校去。

我前面写了很多这样的情景。当福贵把有庆埋完之后，他一定要回头看一下通往城里的这条路，要不然心里头过不去。我以前用过偷梁换柱的方式，月光下的道路像是河水一样泛着苍白的光芒。但是你让福贵这样一个悲伤的农民，再用这样的方式写，一定是不负责任的，一定是不对的。但是我必须要写，停留了一下，但是好在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我要找到一个意向。后来找到了一个盐的意向，一，符合福贵，当时大家每天吃的盐都是知道的，而且盐和伤口的关系很多读者也是知道的。所以我的比喻是，月光洒在那条小路上，像是铺满了盐一样。在写福贵的时候一定要有，你看福贵的语言很直白，用的词很少。但是表现了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我很多地方并不是像后来读的时候那么顺利。

史航：想那个意向，想盐，盐又是珍贵的东西，但是吃的时候是珍贵，有伤口的时候，洒到伤口上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伤口不像道路那么宽广，但是一旦世界上有这么宽广的伤口，无论是爸爸还是什么人，都没有用的，我觉得就是文学描写特别有意思的是，能写到一种徒劳，就是把你以为自己能办成很多事，搞得定的一切，文学把这些都挪开，让你看到徒劳，徒劳之后你发现只有文学陪着你，这时候很有意思。余华老师推荐那十篇短篇小说，《温暖的旅程》，我看着每篇小说都跟着他们走，跟他们走又回到原地的时候才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被生活伤害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去找文学，那时候才跟文学在一起。吃了亏、吃了苦了，才跟文学在一起，不是你要引诱哪一个女孩的时候，你想起文学，那时候不是跟文学在一起，而是跟女孩在一起。当女孩走了，你疼了，你才跟文学在一起。

我看余华老师的微博，隔几年冒一下。

余华：已经不冒了。

史航：世界杯的时候冒一下。他说夏天特别热，睡那个席子，都睡成汗拓的人形了，他觉得太热，要找凉快地方，我妈妈也是医生，我小时候在医院长大，你也是在医院长大，医院哪凉快呢？太平间凉快。太平间说起来很恐怖，但你知道协和医科大学那有一帮医学生组成了太平间乐队，太平间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他找到太平间睡觉，太平间凉快，凉快的那个爽已经让他不那么害怕了。这很好玩，用现代的话说，这很余华。就是热了到太平间睡觉，这很余华，不是吓唬谁，也不是被谁吓，因为凉快。余华的作品很好玩，不光是《在细雨中呼喊》时期，《活着》时期，《许三观卖血记》时期，还有到了《兄弟》，一路下来，《兄弟》是很热的人吗？时代弄潮儿，但是一醒了，还是陪他睡在太平间里一样，他的作品写到命运中还是有特别凉的东西。

我们刚才聊了《活着》，其实我来这儿就是干一件事，勾搭他说出他自己以前想过的事，比如你写《许三观》或者《李光头》。

余华：《许三观》是一个惊喜，为什么呢？因为我写作之前就看一些作家的创作谈之类的，但是后来发现创作谈真是瞎说。但有时候也是真的，海明威说别人问他你的语言为什么那么简洁，他说因为他是站着写小说的，站久了累，所以就写得快一点，当然这是开玩笑。另外他说有一点，他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是写着写着感觉收不住尾了，就写成了长篇，我也觉得是胡扯。但是后来写《许三观》的时候感觉是这么回事。后来1993年的时候我给《收获》打电话，我说我明年开始要在你们《收获》一年发六部小说，因为那时候跟李小林和陈永兴都建立了非常好的信任关系，我当时跟陈永兴说，他说我们《收获》没有这样的，我们《收获》有专栏，但属于散文的专栏，每年开，我们很欢迎你开专栏。但是短篇小说每期发一个，不太好吧，怕别人有意见。我说你别管了，我就要发。他说行，发吧。后来李小林说，要不然集中一起发三个，行不行？我说不行，就要每期发一个。

第一期发的是《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第二期我忘了，第三期就是《许三观卖血记》，当时陈永兴给我打电话说，余华，我们第三期要发了，你写好了没有，我说好像是中篇小说，他说中篇好，中篇好，短篇也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说第三期来不及了。他说没关系。到了第四期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你写完了没有，我说那恐怕是长篇小说了。他说长篇小说更好。那就第五期发表，我说那好吧，就第五期。第五期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我说还没写好，那就第六期吧。后来第六期发表了。

结果写到开头就一万多字，我觉得不是短篇，是中篇，后来写成了长篇。这都是对我自己的考验，我记得我当时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也不算老，34、35岁，也不算老。《活着》的时候是32岁的。我大概在20多岁的时候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用对话来完成一部短篇小说也不是那么难，但是用对话的方式完成一篇长篇小说，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时就觉得有一种很迷恋这样的方式。

我《许三观卖血记》写得很顺，因为一开始都是对话，写了一万多字以后，我发现我当年的理想有希望实现了，我也来一个对话完成。叙述部分尽量很简单，对话尽量把原本属于叙述要交代的部分，让对话来给它交代。但是马上又面临一个问题，因为我不写其实是不知道的，像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我不知道他写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但《许三观卖血记》是我写的，我知道。当你把一个小说的叙述通篇是用对话来完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话已经不再是对话了，为什么呢？它一方面是人物在发言，另一方面是叙述在推进，所以你这个对话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叙述的推进是通过叙述，对话仅仅只是一种人物的发言而已。但是你通篇都是用对话的话，那么它要承担两种功能，一种功能是叙述前进，一种功能是人物在说话，怎么办？这是一个矛盾。

因为我在浙江海盐长大，所以我对我们那边的越剧。我之前采访了很多人，我当时用了越剧的腔调，因为越剧的台词和唱词差距几乎没有，就是台词要比我们生活中的台词要罗嗦一点，其实我现在明白它是为了接近唱词，而且要尽量长一点，要留一个语调。那个启发了我，所以我就让《许三观卖血记》里面的对话，有时候我为了让它有一种语调，稍稍出现一种旋律感，我会增加几个字，你会感觉到比较舒服，有一种旋律感。这是我在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意识到的一个问题，通篇都是对话的话，不是以前想得那么简单的。

史航：可能就像是比如两个家乡妇女他们说话，如果她们同时还在厨房择菜，还要炒菜，还要做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话反而更有意思，因为手里的活儿，无聊的话会变得很有意思。比如海明威写的歹徒杀人的时候聊的话越有意思。作家多了一层考验，读者多了一层享受，不是光看两个人在聊天，而是看命运在转换的东西。

我其实在想，我记得我看王斌写的《活着》，最早张艺谋找他聊的时候，不是直接要拍余华老师的《活着》，其实这是有形似的地方，张艺谋本来要拍这个，后来王斌找你拿了一堆小说，这个是刚完成稿，他说别弄丢了，余华就这一份。张艺谋特别复杂，说这个怕弄丢，我先看这个怕弄丢的，结果看进去了。所以我觉得《活着》的小说它能够被影视改编，其实有一些独特性的东西。《河边的错误》可能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影。所以我想说每一个小说被改编，特质是不一样的。比如严歌苓说这个小说我卖给你，那个小说我防改编，故意写得审查很难通过，就加几个词扣。余华老师，现在是IP时代，所以一个作品被改编，不仅是影视工作者的一件重要的事，对于作者来说，尤其年轻的作者、网络作家来说，被改编是他的主要创作目的，就是为了我能被怎么改编，我已经把自己摆好了三四种pose，我的作品上面有三四个拎手，这么拎也行，那么拎也行，底下带轱辘，都可以被带到影视作品里去。现在不一样的，你的作品被影视改编有什么态度、有什么得失、感慨？

余华：从《活着》来说，我的作品好像改编成影视不是那么顺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前面说的，当年发表的时候都不是那么顺利，但是如果没有巴金的话，很多作品都发表不了。现在那些其他的文学杂志，除了《收获》之外，说我们能发表，其实他们那时候可不敢发了。包括我在《收获》发了那么多先锋文学的作品，他们都是不敢的。

王斌说的基本是对的，最早张艺谋来找我，是想改编《河边的错误》，但张艺谋是这样一个导演，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因为首先我对当时孟京辉来找我，要把《活着》改编成话剧，问我怎么改，我说改《许三观卖血记》可以。我有一个观点，愚蠢的导演才能忠于原著，他没有想法，才能真正忠于原著。但是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是不会忠于原著，因为他有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想法加到这个作品里边去。

当时他想做《河边的错误》是一个小片子，他当时刚做完一个什么我忘了，因为他想做一个小的，再做一个大的。因为导演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节奏感，如果连着做大题材的话，动用的人力物力资金演员都不一样，所以想做一个小的，其实也是一种调节，跟作家一样的，写一部很厚的书，再想写一个薄一点的，就是一种自我调节。但我们讨论的不太顺利，一直讨论不下去。最后是张艺谋问我，问有什么新作品？我说有一部。《收获》给我寄来的清样，他让我把清样给他，我第二天就把清样给他了，因为那时候天天见面，我把清样给他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讨论《河边的错误》，感觉到张艺谋不是让我改编这个，而是让我给他新写一个，我积极性不高，因为我感觉太累。

他晚上回去以后，就看完了那个《活着》，他说他很激动，失眠了，昨天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那天下午，我们继续在讨论《河边的错误》，讨论讨论又扯到《活着》那去，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后来我们说干脆就做这个吧，他说那行，我们就做这个吧，就开始做这个了。

当时我对张艺谋不了解，其实他是一个一天就睡一两个小时的人，他不是因为看了那部书而失眠，他本身就睡的少。

史航：确实，余华老师作品，包括《许三观卖血记》，因为当时姜文导演也感兴趣，很多，后来还是到韩国去了。有时候作家的作品打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接着就是影视工作者远远看着，那一枪打到哪去了，但走着走着，能不能找到那个子弹和猎物是不容易的，有时候会找到别的东西回来。有的作品的魂魄就在小说里面，有的会传递出去。而且好多作品，尤其是到了这个时期，我们说IP改编时代，大家已经想要的是另外一些感官刺激的时候，所以一些命运的东西，大家有点怕，套路的东西大家比较欢迎。现在大家都讲套路。每个时候不一样。

实际上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聊，在现实中，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可能看好几个套路之后，我们最终会想，我们还需要一个不是套路的东西，所以这时候有余华作品作为代表，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其实还存了一些问题，还在网上征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到这里聊，有媒体的提问时间，有清华同学们的提问时间，还有其他幸运儿的提问时间。我在这儿先轮到我问几个问题，我在网上微博里征集了几个问题，有的比较好玩，我先问。比如《活着》的主人公明明是最悲惨的命运，为什么书读起来，我却感到一段段的欢乐？

余华：那就证明我当时这样写是对的。

史航：你看自己写的东西看哭了这种事有吗？

余华：有。《活着》是这样的，我在写初稿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好像情绪波动很大，什么原因呢？因为初稿是长达一年写完的，什么时候难受呢？修改的时候，修改的时候哭得呀，不断地哭。

史航：是心疼，不愿意改？

余华：不是，是修改，你集中看了一遍情绪就不一样，因为可能是让你很难受的那一段，我是一个礼拜才写完的，但我读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就读完了。

史航：就像画了一个长卷，挂起来看。

余华：对，在修改和初稿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修改是能让一个作者检验自己的作品写得究竟怎么样，我是一个很喜欢修改的作家。

史航：如果余华老师写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什么样子？

余华：极乐世界，哼，不知道，没去过。

史航：你刚才那一声就基本回答完了。还有非常犀利的问题，根管治疗后，牙齿用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哪个好？

余华：我觉得还是普通牙刷比较好，电动牙刷我觉得是一种噱头。今天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干过五年。

史航：当牙医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余华：我的作品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充满着血淋淋，大环境下，我小时候在文革时期长大，有武斗，经常看到有人被打的满头是血，满脸是血，小环境，我是在医院长大的，我父亲是外科医生，那时候管理不严格，我和我哥哥经常溜进去看我父亲动手术，我父亲一看我们，就说滚出去，我们就赶紧跑。因为管理不严，就在那里动手术。旁边有池塘，隔几天，就看见有人提着桶把人的肿瘤什么的倒进池塘，一到夏天，一层苍蝇。第二份工作是牙医，又是血淋淋的。

史航：余华老师如何看待读书人不容易获得幸福感这件事情？

余华：是吗？我觉得读书还是有幸福感的，阅读真的充满了乐趣，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很多的欲望和情感，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表达出来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表达出来以后，你可能会得罪你的同事、得罪你的领导，甚至得罪你的老婆、孩子，你就只能忍下去，长期这样下来，对人的心理是不健康的，但是阅读、写作也有这样的功能，你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面，通过虚构的人物，把你的情感充分地发泄出去，就够了，就能够让你心里得到一次比较好的心理治疗，所以为什么没有幸福，我觉得这是对幸福的标准不一样。

我前面说到的福贵，别人看他的命运可能很悲惨，但他其实很幸福。你看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他可烦着呢，他每天起来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一个乞丐，我曾经在澳大利亚悉尼，我遇到了一个退休的教授，80多岁，看上去也就60多岁，我说你真年轻，他说他不算年轻，他当年是在美国亚特兰大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当教授，他说那边遇到一个水暖工，那人70岁左右，看上去只有40多岁，他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年轻？他就跟他说，他有十个情人，他每天的工作除了工作完了以后，他每天还要安排下周跟那些情人们如何约会，而且地点各方面都是计划很周密。他就告诉他，当那个退休教授问这个水暖工你为什么如此年轻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老去，我太忙了。我觉得那个水暖工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钱并不多，但他就是很年轻。

还有一个例子，我不要说那个富豪现在还在监狱里，说出名字大家都知道，但是不要说他。我认识一个人，在他被抓的前几天，跟他在一起，他在上海的一个四五十层的高楼上面，他是一个开小饭馆出身的人，后来变成上海首富，他在那个上面看着下面那些建筑工人，他知道马上就要被抓了，而且这次进去就很可能出不来了，他那时候特别羡慕下面那些在夏天流着汗的建筑工人，他希望是他们，而不是他自己。所以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史航：余华老师说到水暖工的时候我知道，那些老师不让我们看的电影里讲的那些事是真的，真的有一些职业是在一些不穿衣服的影片中特别受欢迎，我记得水暖工就是当时特别红的一个职业。

这还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要把人物的命运描述得那么苦？这是主办方让我问的问题，但有一个网友问的问题非常接近，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余华老师笔下的苦难？大家对苦难这个事都如临大敌，比较看重，你刚才讲到了幸福。

余华：因为中国经历了太多，整个20世纪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先是推翻了清王朝，然后国内大乱，军阀混战，诸如此类的各种政治势力，后来我们蒋委员长号称统一了中国，但是没有统一，很多地方不听他的。后来共产党、国民党又打了好多年，后来日本人进来了，又跟日本人打，后来终于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去了，毛主席在北京，然后又反右、文革、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期间又由于健康的问题、瘟疫的流行，人口递减，终于改革开放，有了那么多年来，邓小平复出以后，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问题并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更多。过去的问题很多，但基本上相似，贫穷的时候，一个国家经济不发展的问题，问题是很相似的。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问题变得很复杂，很不相像，所以苦难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在过去、在今天、在将来，都会永远存在。

我记得古希腊有一句话说，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么多苦难，说是为了让诗人们不缺少题材。

史航：不缺少灵感。

下面开放提问。首先给媒体朋友们两个提问。

提问：余华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从上一本长篇小说《第七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三年您在忙些什么？有没有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和构思？还有一个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您觉得您创作的精力和冲动、灵感会不会有衰退？

余华：下一部长篇，今年基本上没怎么写，本来希望快点写完，但今年一年都在跑，马上又要出国去，一直在国外，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跑那么多。人就是这样，今年可能是完蛋了，只希望明年，到了明年一看，明年又完蛋了，我发现生活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生活比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丰富多了，事情也多。

史航：诱惑多，诱惑多。

余华：诱惑也多。

史航：水暖工不够。

余华：我记得当时在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家里刚装了一部电话，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在北京写《许三观卖血记》，莫言在高密写他的《丰乳肥臀》，我们俩大概一两个礼拜打一次电话，另外两个朋友也会给我打电话，很安静，现在有手机了，基本上不接电话了。

你刚才说心态和灵感，其实是不会衰退的，为什么不会衰退呢？主要是因为一个人越来越成熟以后，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因为写作是一个自己的生活经历是一样的，是只有自己知道，慢慢慢慢的很多困难，越写越觉得不是困难。但是有一点，身体会衰退，因为写作那么多年的作家会告诉你，写作不是脑力劳动，而是体力劳动。我在写《活着》，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写短篇小说这样的经历会少一点，你会长达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你完全忘记自己的存在，你的手一直在写，甚至一直在电脑上打字，这是需要很好的身体来支撑的。

我记得我在写《兄弟》的时候是我40多一点，我那时候还能在这种状态里维持一两个小时不出来，就是一口水都不喝。因为我家人都知道，我在写作的时候，把书房门一关，他们是绝对不会叫我的，吃饭都不叫我。现在我能撑半小时就不错了，体力确实不行了，体力影响一个人的写作。

史航：尤其是像海明威那样站着写作的。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们是新媒体公众号。您在《活着》中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其他事而活着”，您还提到了冷暖自知，那您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新的理解和看法？

余华：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史航：你猜。

余华：因为生活在变化，我们的看法肯定也会在变化，至于你要让我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总结出来，我觉得生活是让我们每个人去经历，经历完去感受，很难表达的，生活永远比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丰富得多，尤其是时代，对今天这个时代的看法，方方面面，无论从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军事的角度看，都在造航母。因为世界太大了，太丰富了，时代也是一样的。

史航：我们希望下一个问题能够聚焦一下。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是特意从邯郸赶过来听老师讲课的。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是有工作，是公务员性质的，在我们邯郸那块，大家对这种职业的认知度或者认同感会高一些。但是自己喜欢写一些小说，写一点东西，想要走一条职业的作家型的道路，但是不被认可，一方面可能自己的水平有限，还有一方面是可能大环境下，对这个职业的认同感特别低，因为周边有一个朋友是做的网络小说，他每个月俗一点说，他需要去卖这些，需要卖够自己的作品之后，才能养活自己，这种忽高忽低的生存状态不被接受。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像职业规划一样，一方面是被大众认可的，还有一方面是自己挺喜欢的，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水平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就是不被接受，怎么调节这两种关系？

史航：我觉得人所有的方式都该尝试了，然后才会甘心或者死心。比如你做公务员，你想能不能辞个职，可以辞个职，能不能当个网络作家，可以当过网络作家，像有的人在中学的时候，双性恋也想尝试一下，都是一样的，都尝试了之后，才可以专心吐槽这个世界。

余华：我劝你还是保守一点，千万不要辞职，现在就业很难。但是你可以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做你的写作，写作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一篇一篇的写，写不下去，也要逼着自己写，然后你发现自己在进步，先是语言方面变了，然后发现有故事、有人物，一步一步来。当你觉得自己写作能够养活自己，你再辞职。所以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好。

提问：因为周边绝大多数人都是公务员性质，对文学，包括我这次来参加是请了假，在大家看来是很矫情的一件事情，怎么让自己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呢？就是去找老师指导？还是多发、多写？还是怎么样呢？

余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多看小说，多看，而且要看经典作品，不要看现在受欢迎的那些书，那没有意义，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中国作家里面比较惭愧的，我是读同行书读的最少的，是什么原因呢？我当年我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这个话说起来就比较长一点，是因为我是1983年、1984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的，那是什么概念？文化大革命是1976年结束，1978年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文学杂志，有些是文革前的文学杂志复刊，有些是文革前没有的杂志创刊，像北京文学、人民文学都是复刊，还有很多是创刊。当时是青黄不接，一大堆文学杂志的版面等待着作家把它填满。

我是做牙医，我一边做牙医，一边写作，我们院长后来告诉我，我上班的时候经常打哈欠，因为我晚上熬夜。我非常幸运的是，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文学杂志的编辑还在很认真地读自由来稿，那么我就开始写小说，写小说以后就给他们寄。而且当时不花钱，剪掉一个角就可以寄过去，就开始发表，1983、1984年。文革结束以后，真正文化开始活跃是1978年以后，虽然文革是1976年就结束了，以粉碎四人帮作为标记。1978到1983年，才几年时间，文革以后复出的作家，像王蒙、张贤亮一大波以外，还刚刚冒出来的，王安忆他们这些作家，还有一些不太有名但已经发表过小说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全部写完了，还填不满文学杂志的版面。编辑们很认真地读自由来稿。

到1985、1986年，没有一个编辑在读自由来稿，自由来稿全扔在麻袋里，被收废品的、收废纸的拿走了。如果再晚两年，我差不多还在拔牙，差不多已经退休了。所以网络文学兴起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年轻人有机会自己出来了。

所以我告诉你的经验是，不要去抱怨别人的东西写的并不比你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也是想上《收获》发表，刚开始《收获》也没有发我的，人民文学也不发，但我觉得他们写的小说并不比我的好。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订那些杂志，看他们发什么，我就写什么，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很简单一个道理，那时候我特别想让我爸是一个编辑，而不是一个医生。哪怕不是北京的编辑，也至少是个杭州的编辑，文学编辑。但他不是。很简单的道理，你要比别人写得好很多很多，你才能够脱颖而出，你就必须比别人不是好一点，是要好很多。一个什么前提呢？不要去读文学杂志，也不要去读现在流行的，就读经典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读经典，读鲁迅，读我们的笔记小说，甚至读我们的四大名著都可以，所有的东西，经典文学，这个会对你的写作帮助很大。

第二，你在写作的时候一定坚持，因为人很容易放弃，绝对不要放弃，一直往下写，自然你会发现自己在不断地进步。

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余华老师提到体力跟脑力消耗，您怎么调整？演员有入戏深的时候，写一个人物的时候也有入戏深，怎么调整这个状态？

余华：唯一的办法就是锻炼，锻炼身体，把身体锻炼好了才去写作，只有这一个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你不可能因为睡觉把体力睡好的。

提问：两位老师好，我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工科同学，我在初中的时候就看过您写的《许三观卖血记》，我觉得您在那篇小说中的文风是非常坚强和非常坚硬的，您在说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都是非常犀利和坚强的。但是您也写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散文，您的文风是非常温情、非常温暖，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文风的差别。我想知道您的做人方式是什么方式，是温情的方式还是更坚强的方式？谢谢。

余华：我生活中，跟我关系好的人，跟我熟悉的人，都认为我这个人很好。跟我相对不是那么熟悉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尤其媒体的人，因为我以前还接电话，我经常会跟媒体的人说，你永远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媒体，是因为我讨厌我自己，因为我那些重复的话说了已经快20年了，有一年在法兰克福有一个我很好的作家的朋友，他在那里说话，我们约好了去另外一个地方，跟另外一个朋友吃饭，我的活动先完了，我坐在那听他说，我笑，他就看着我笑，下来之后，我说我们不要埋怨官员们说话重复，其实我们已经重复了20年了，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提问：谢谢两位老师。听了两位老师刚才的聊天之后，感觉史航老师确实非常尖锐，余华老师好像并没有那么先锋的感觉，余华老师谈了很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生活很美好，年轻人要珍惜公务员的工作，不要辞职，三观非常正，非常和蔼可亲的大叔的感觉，跟印象中以往余华老师的作品那种风格非常不一样，因为考虑到那些作品可能是80年代或者90年代写的。问题就来了，我想问的是余华老师在这么多年，除了体力可能更差以外，思想方面是否有那么一些变化，不那么先锋了。随着自己年龄变大，会更加保守或者什么。如果没有变的话，我想问余华老师您觉得您自己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或者坚信的东西，没有变的东西是什么？谢谢。

余华：我前面说到的一个人不要轻易劝人家辞职干这个工作，万一人家辞职以后，再找不到工作，人家要来找你的，史航拍拍屁股就走了。

因为我觉得写作这样的一种工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的，是需要积累的。歌星、演员很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出名了，然后慢慢慢慢被人忘了，而作家往往是越老读者越多，因为他是靠积累的，所以行业不一样。这是第一。

第二，幸福感，我没有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很幸福，史航没有听过我说这样的话。我说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一个水暖工的理解，一个建筑工人，不要用社会地位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我是这个意思，我可没有说这个时代是幸福的，我还不至于这么无耻。

第三，其实我在写完《兄弟》的时候，因为当时2005、2006年出版《兄弟》争议很大，甚至骂声很多很多，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很多人为什么不了解。我原来以为搞文学的人不关心社会，我可以理解，后来我发现有一些做投资的甚至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他们也不了解社会，他们可能脑子里边就想怎么挣钱，搞文学的人就想着什么是文学，象牙塔。当时《兄弟》出版以后，尤其是《兄弟（下）》使我写得很烦这部小说，我那时候希望中国的社会形态趋向于保守，要不这个社会确实是乱套了。因为我在写那些东西的时候，但是它的保守是要有一个程度的，也可能是我个人自己也开始慢慢趋向于保守，很难来评说。因为当一个人的年纪越来越大以后，他慢慢地在看问题的时候，会变得和他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的感觉是会更加接近于本质的东西，假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本质的东西，比如柏尔赫斯，他的英文和西班牙文一样的好，但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他的诗歌的诗集是英文诗集，而不是西班牙文的诗集。我看他的助手乔瓦尼写的，柏尔赫斯把他的西班牙语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其实只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去除了作品中的装饰性，而让它的词语变得更加平凡。你再去看一下，所有伟大的作家，你再重新读他们的作品，发现他们其实都非常朴素，只有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走一些弯路，用一些花里胡哨，用一些这样那样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话，但是当慢慢成熟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不是这样的。

史航：我们不要被上面这点文案给吸引了，就是一个作家，有很多权利，有时候先锋，有时候仙风道骨。

提问：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可以最后一个问题问您。我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当时为什么写作？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应该是每个作家都有每个作家不一样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我也特别喜欢写，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的作品在修改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觉得很惨。一开始我会觉得一个好的故事会特别重要，可能不会强调特别棒的技巧，后来我慢慢觉得可能技巧也特别重要，或者写作训练也特别重要，我不知道余华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写作训练和一个好故事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谢谢。

余华：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好故事是写出来的，不是在那被你遇到的，而是你去寻找到的，是这样的方式。当你有一个好的写作技巧以后，你自然就会把一个故事写得更好，故事不在于是否复杂、是否曲折，而是在于你表现它的时候是否很丰满、是否很饱满，细节上是怎么处理，这个非常重要。不要先去想故事是什么样，先想有哪几点很好，去写它们就够了，就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故事。

至于你说到为什么写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假如我当年如果不做牙医的话，我可能未必是作家。因为太不喜欢那份工作，每天看人家张开的嘴巴，而且向你张开的还不是健康的，都是有病的嘴巴，不喜欢那个工作。

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1998年1月份，当时四个中国的作家去意大利都灵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还有两个韩国作家、两个日本作家，总共八个人，他们是上午，我们是下午。题目就叫“我们为何写作”，我写的文章是我为了不做牙医，所以就当作家了。莫言写的是，他那时候当兵，而且是哨兵，站岗，他开始发现进出的人里，穿皮鞋的是军官，穿球鞋的是哨兵，他就想买皮鞋，写稿子有稿费，所以就开始写作。王朔写的也差不多。我们四个人里，只有苏童是考上大学的，上北师大，很了不起。他就是很纯洁，就是因为在学校里面热爱文学，然后走上了文学道路，写作。但是那小子听完我们三个人的发言以后，其实应该是我们三个人的发言很无耻，但是最后苏童认为他的发言很无耻。

史航：我们最后的发言落实到了几位作家年少轻狂的往事。今天我们的对话，大家都知道余华老师非常低调，我们很少在哪看到他的身影，不像我自己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他这样低调的人今天为什么出现呢？是主办方的邀请，新影人的邀请，新影人的CEO王嘉女士，我们请她讲一讲为什么要请余华老师。

王嘉：首先在回答史航老师的问题之前，我首先要感谢一下两位老师，史航老师今天是从上海赶高铁专门赶过来，余华老师马上要去美国，他今年确实挺忙的，也一直飞来飞去，他被很多国际的大奖提名，当时我们做这个活动的时候，说要不要把那些提名的都写上，余华老师说没获奖的咱就一概不提，其实他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而且像那位同学说的，三观非常正的人。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清华的学生们，还有从外地过来的同学们。当然最感谢的还是所有新影人的小伙伴们。

回答史航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其实是一个做影视行业金融服务的公司，我们大概是有十个明星的投资人，余华老师是其中之一，我们也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他前两天从甘肃回来，我们俩在聊公司的事，后来聊到说甘肃那边确实生活挺贫穷的，我们俩就说咱们能不能做点什么。后来我们新影人其实本来就有一个慈善板块，我就说要不然咱们把这事启动了，所以就有了这个事。包括今天来的时候，我是先去接的余华老师，我们一起过来的。在路上的时候聊现在资本市场，你完全想不到一个写《活着》的作家聊资本市场可以聊得非常专业，我们在聊资本市场的时候，我就感慨，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挺不公平的，因为比如说像资本市场的人可能一夜之间就可以赚几千万、上亿，但是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在一些很贫穷的地方，在现在这个盛世之下，他们仍然像《活着》里面的福贵一样，过着非常非常贫苦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为他们来做点什么，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到了马校长的一个话，他说每个人的幸运都是有额度的，当你获得了超出你自己额度的幸运之后，你就把自己的幸运分给一些其他人，就获得一个平衡。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些帮助到别人的事情，包括整合我们所有的资源，联合我们所有的资源，做了这个事。

其实我们不打算做得非常华丽，我们想做一些小而美的事，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一些人，比如现在这个活动我们会把所有的钱通过一个慈善的基金去全部捐到甘肃的贫困地区的小学里，虽然钱不多，但是足以覆盖到某一所学校的每一个人，买成温暖的过冬的羽绒服、手套等等，让他们今年过冬的时候过得更加温暖一些。

我之前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也说过我们公司的slogan的来源，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美国读的书，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茫，跟我的教授说，如果一个人拥有了一切，什么样的事儿能让他过得更加开心和更有价值，他就告诉我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帮好的人做好的事”，我觉得慈善跟钱的多少、跟你做了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就是生活中很小的事情，比如你在冬天的雨夜里，去帮助那些流浪汉找一个毯子或者一份热的包子，或者给他买一张车票。当你的同学出现暂时的人生低谷的时候，能不离不弃的陪伴他，给他一些正能量，这些就是特别好的事。

在最后我只希望说一句话，之前跟朋友讨论热点事件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观点是，不要问这个国家能给你带来什么，要问你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谢谢大家。

余华读者交流会的分享就到这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