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嘉靖，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不是个好皇帝。为什么呢？因为他二十余年不上朝，一心扑在炼丹修道上。的确，相比于每天早晚视朝，嘉靖更喜欢的是躲在宫里玄修。但是不上朝就等于不理政吗？

（嘉靖皇帝画像）

通常我们看电视剧里，皇帝上朝就是往龙椅上一坐，然后大臣们跪下磕头喊万岁，旁边的太监尖着嗓子来一句：“有事早奏，无事退朝”。底下站出来一位高喊：“臣有本奏”，然后呜哩哇啦说一通，皇帝听完给出处理意见，然后下一位再接着说别的事，都说完了就退朝。很多人可能认为这就是皇帝每天的主要工作和处理政务的一般形式，然后以这个为标准去衡量皇帝是否勤政。您要真这么想，那可真是想的太简单了。

先说早朝吧。明代的早朝制度自国初确立，最初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如无特殊情况是每日不辍的。参加朝会的大臣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往皇城走，“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进入皇城之后，百官按文武划分，文官从左掖门入，武官走右掖门。在金水桥南依照品级先排好队，然后等待鸣鞭，依次过桥至奉天殿丹墀。文武两班朝臣在御道两侧相对而立，等候皇帝。然后皇帝御门，大臣们行礼，各种礼仪结束之后才开始处理公事。

明初是“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但这必须是精力极度充沛的皇帝才能应付得来。《明会典》里记载洪武二十八年时一天所处理的政事就多达184件，这是一个多么冗长的过程。如此日复一日，很少有人能受得了。所以从宣德时代开始，早朝的行政职能就在逐渐弱化。等到英宗即位的时候，因为是小皇帝才九岁，没有临朝决断的能力。所以内阁辅臣们对早朝奏事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简化，“止许言八事”，这八件事还要在前一天由通政司先呈上去，内阁大臣们商议之后给出处理意见，第二天皇帝早朝的时候只需要照着念就行。也就是说，此时的早朝就是走个过场，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政治职能。

除了每日视朝，皇帝还有其他的办公方式，比如召见大臣面议政事和批阅奏章。相比于早朝奏事，这两项更能提高行政效率。毕竟早朝讲求礼仪，皇帝和大臣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都受限制。尤其是到明中期以后，早朝几乎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仪式性的存在。通过繁杂琐碎的礼仪来强调君主的威严，强化皇权的至高无上，但在处理政务方面已无法再发挥原本的作用。

嘉靖皇帝在登基之初，是颇有明君气度的。在短时间内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扫清了武宗朝留下的各种弊政，“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一时之间，“天下翕然称治”。那个时候的嘉靖还是个每天按时“刷脸”的上班族，也是兢兢业业每日视朝。但是之后的“大礼议”事件使得他和群臣之间的关系迅速僵化，加之他也受够了这种无聊的仪式性例会。干脆在“壬寅宫变”发生后搬到西苑居住，并以此为借口不再视朝。

（影视剧中的嘉靖形象）

但是不上朝了不代表嘉靖皇帝就不办事了，嘉靖对权力可是极为热衷的，在位期间始终“威柄在御”，绝不放权。嘉靖皇帝召见阁臣的频率和对奏章批复的效率实际上是超过之前的几位皇帝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朕中夜之分亦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该处理的都处理了，该办的事都办了，什么也没耽误，干吗非得每天到朝堂上去坐一会刷个脸呢？

万历时期的内阁大臣沈鲤在劝谏皇帝的时候曾说：“皇祖深居大内，而章奏批答疾如风雨。遇有大事，又每于西苑召阁部文武大臣面赐商榷。故其时庶政修明，人心震肃，亦自与临朝称制者不殊。”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上朝不是处理政务的唯一形式，嘉靖皇帝放弃早朝的行为也并未影响行政效率，整个帝国依旧照常运行。同时沈鲤告诫万历皇帝“章奏即政事，停章奏即停政事，缓章奏即缓政事也”。不上朝不等于不办事，而不批奏章才是不办事，嘉靖皇帝批起奏章来“疾如风雨”，你还说他不办事，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不上朝并非懒惰怠政，而天天上朝的也不见得一定勤政。嘉靖皇帝虽痴迷炼丹修道事业，但是正经事也没耽误。即便是晚年身体不好，也每天坚持亲自批阅奏章。“晚年虽不御殿，而

批决顾问，日无停替”，“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嘉靖始终把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臣下的奏本都是及时批复，不报和留中的情况在嘉靖朝很少出现。虽然身兼修道的“副业”，但在本职工作上，嘉靖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如果只以不上朝为由就将嘉靖打入“昏君”的行列，那可真是太冤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