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报记者、季我努学社会员 罗丁紫
今年92岁高龄的沈甸之是一名老兵。
当他看到记者手中报纸所刊登的志愿军空军12师34团团长郑长华的故事后，露出一种熟悉的笑容，说：“郑长华，我认识。”抗美援朝中，沈甸之是志愿军空军指挥所第一任所长，与郑长华自然相识。
在这之前，沈甸之参加过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而他军旅生涯的起点，则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一员，“七七事变亲历者”是他身份的一个鲜明标志。
A.哀伤·“七七事变”
在29军37师学兵连时，16岁的沈甸之是特等射手。有一次他们打靶，用的是一公分厚、四十公分长、三十公分宽的钢靶，上面用红白油漆涂成日本国旗的样子。领到子弹就位后，沈甸之右手持枪，左手握子弹，高举左臂，大声宣誓：“余，今日以百姓血汗换来的子弹打靶，期望命中，准备战时，射杀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
这是每位学兵都要进行的仪式，下面的学生代表在听完这一宣誓后都会集体鼓掌。这样的场面必定是热烈的，老兵沈甸之的内心也必定是激荡的。那是1936年春，日军不断挑起事端。直到1937年7月7日午夜，他们的野心全面展露。
沈甸之是7月8日早晨知道“七七事变”的。当时，他们在出操，跑步到了圆明园。“我们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隆隆炮声和隐隐约约的机枪声。于是大家就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可能是日本人又在进行实战演习，但觉得这次和过去不同，因为这次炮声偏东，正好是卢沟桥的方向。”沈甸之回忆说。回到营地后，中队长王沛霖宣布：“日军已在昨天夜里向我卢沟桥驻军发动进攻。”接着就命令沈甸之他们立即擦拭武器，准备随时出发。沈甸之当时就想：“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下午6时，沈甸之所在的学兵中队出发了。但目的地不是卢沟桥，而是位于八宝山北面的田村。当时，刚刚成立的以何基沣为前线总指挥的指挥部就在这里，他的指挥所设在八宝山上。沈甸之所在的学兵中队成为指挥部的警卫连。
同时设在田村的还有29军的后方包扎所。从前线来的重伤员大部分都会送到这里，经初步护理包扎后，再转送往城内各大医院。于是，学兵中队还负责护送伤员。让沈甸之记忆最深的是一天下午，学兵中队四名学兵护送两车伤员进城，途中把在马路上奔跑玩耍的一个小男孩轧死了。孩子的父亲闻讯赶来，一看车上拉的都是伤员，立即一挥右臂，大声喊道：“你们快走！”
那段时间，警卫连的日子也很难熬。沈甸之说，每日每夜，甚至是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听到从前方传来的炮声与密集的枪声。有时也可以从伤员口中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战斗情况，但却听不到胜利的消息。我们每天都看报纸，可上面大都是关于日军源源不断向北平增兵和我方代表同日方谈判的消息。7月29日，全线大撤退开始了，这一举动在沈甸之这些士兵眼中，是军人的耻辱。
B.钦佩·与刘伯承一同遇险
刘汝贤无疑是沈甸之生命中那个特别重要的人，因为就是与这名29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一起，沈甸之离开了29军，开始了奔向延安的路途。因为周折很多，无法到达延安，沈甸之他们便来到山西省夏县，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支队。也就是在这里，沈甸之负伤，留下了至今仍在腰上清晰可见的、约有半个拳头大小的凹坑。
那是1938年7月，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日本人的炮弹突然打到了沈甸之所在的村子。战斗中，沈甸之跳到山下，被日本人的炮弹片击中，幸好当时他的腰上带了一个洋瓷碗挡了一下炮弹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43年3月，沈甸之在129师司令部任警备参谋。在这里工作的一大“福利”就是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师首长刘伯承等人。沈甸之现在仍还记得师长刘伯承的“生死转换线”理论和他们在1943年“反扫荡”中的一次遇险。
1943年春，刘伯承在总结1942年5月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时说：“在这一次‘反扫荡’中，我背了一背篓的电灯泡，虽然都是好东西，但就是碰不得。”他的意思是说，在这次反“扫荡”中，师司令部、政治部、边区政府和太行区党委四大领导机构都在他的亲自领导下一同行动，如果出了问题，那损失就太严重了。
随后，刘伯承就讲到了在“反扫荡”作战中的“生死转换线”的问题。他说：“敌人每次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数路围攻，每路都有一个最主要的攻击目标。各路兵力，又都有一个由最高指挥官统一指定的兵力集结地和攻击出发点。各路兵力必须按规定时间到达他们的规定集结地，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合围圈。在此之前，各路兵力即使是途中遇到意外，其指挥官也无权改变自己的行动内容，以致影响整个合围圈的形成。如果我们的部队能在敌人合围圈形成之前就转移出去，到敌人的屁股后边打击敌人，这就是生，否则，就可能被敌人包围以致被敌人消灭，这就是死。所以，我们就把敌人的这个合围圈叫做‘生死转换线’。”后来的实践证明，刘伯承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在1943年的夏季“扫荡”中，日军将我们的军政领导机关视为核心目标。于是，几个领导机关在指定部队的掩护下，分头单独行动。师直机关是由刘伯承带领行动的。行军一天多后，他们就同敌人遭遇了。起因是有人违反军纪在夜间点火抽烟，而被敌人发现了。日军的轻机枪瞬间就向我方打来。
沈甸之回忆说，当时，我指挥警卫连的一个排走在前面，刘伯承骑马就在我身后。他命令我们不要开枪还击，并立即调转马头，带着队伍返回山上，指挥部队分散隐蔽在山口两侧的树林里。天亮后，日军又派两架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侦察，还投了两枚炸弹，但我们岿然不动。之后，日军翻过大山，继续向其预定集结地点前进。而我们则按原定计划，向当时已是敌人后方的地区前进。敌人的“围剿”又一次落了空。
C.辗转·鄂西游击战
中原突围时，沈甸之是中原军区一纵队二旅五团的副团长。当他们的部队突出敌人重围，转战到鄂西保康地区时，已是深秋。沈甸之接到任务，要带一个连在保康、南漳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当时，共有近万之众的敌人要对付沈甸之他们，甚至连保康县的县太爷也亲自上了阵。敌人曾发布告，如果活捉沈甸之，赏5000大洋，要是打死了他，赏3000大洋。
沈甸之回忆说，敌人每天早出晚归，逐山逐沟地进行“清剿”“搜捕”。他们认为哪里可疑，就向那里用机枪疯狂扫射，并向那里狂叫：“我已经看见你了，你还不快些出来！”喊罢之后，又是一阵连续扫射。如此反复多次后才离开。如果他们发现哪个山林有我们隐蔽时留下的痕迹，就放火把这片山林全部烧掉。
于是，在1947年的1月底到5月这3个多月时间里，沈甸之和他的队伍每天都是凌晨3时前起身吃饭，尔后在拂晓前走一、二十里路，之后再进入隐蔽地区休息。等下午5时左右，待敌人“清乡”搜山的部队相继回巢后，再走出树林，到附近老乡家里吃饭。天黑后，再走十几里路去找新的宿营地。宿营地还是老乡家，大家围着火堆，各自抓一把稻草或包谷叶铺在地上，睡上三、四个小时。第二天3时前后，就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他们很少在老乡家过夜，怕给老乡惹麻烦。
在群众的支持下，沈甸之与他的战友得以同敌人玩着“捉迷藏”。1947年5月，沈甸之奉命离开驻地，跟随刘邓大军参加解放战争。一位姓孙的大爷捉了一只老母鸡，拿了10多个鸡蛋来送行。孙大爷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将来天下一定是你们的。可你们现在太苦！这一场景沈甸之直到现在仍还记得。
D.新手·指挥所所长不好当
上面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那是沈甸之和他妻子吴萍结婚的第二年。此时，沈甸之接到命令，将要参加抗美援朝。于是在他参战前，吴萍专门去沈阳和他拍了这张照片。吴萍说，当时并不哀怨，也没想那么多，因为人们都在想着怎么打败美国鬼子。沈甸之则在一旁哈哈着笑说：“要是当时我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照片了。”
这一次，沈甸之的任务是担任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空联司”）指挥所所长。早在1950年6月，沈甸之就从陆军调至空军工作。由于视力不达标，只能改学地勤。年底，上级要求选送两名参谋到“空联司”指挥所工作。“我去吧！”沈甸之得知后主动报了名。“那是降级使用！”沈甸之回答说：“只要是抗美援朝我就去。”
到“空联司”报到时，苏联专家问沈甸之：“你当过指挥所所长吗？”沈甸之回答：“没有当过。”苏联专家听后很不耐烦地对“空联司”参谋长沈启贤说：“他没有当过指挥所所长，要他来干什么？”还没等沈启贤回答，沈甸之便对苏联专家说：“我是没有当过指挥所所长，但我可以学，而且一定能学好！”
指挥所是1951年4月13日组建起来的，是“空联司”对所属部队实施作战指挥的部门，由所长、参谋、领航员、标图员、航行管制员、对空引导员及管理事务人员共35人组成，包括沈甸之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是新手。
成立第4天，指挥所全体人员就来到辽阳空4师指挥所学习。沈甸之说，一开始的学习与演练是手忙脚乱的。首先是大家对各自的职责分工不清楚，不知道该做什么，更不会协同配合。其次是不会使用通信工具。在一顶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帐篷里，一张桌子上并排摆着十几部皮盒手摇电话机。电话铃一响，大家都搞不清是哪部响的，只好急忙抓起话筒“喂”个不停。对空无线电台的四个波段本是用于指挥不同机种和部队的，而大家却常常抓起对轰炸机指挥的话筒去指挥歼击机。一时间，小小的帐篷里气氛十分紧张。加上天气热，个个都汗流浃背的。
指挥所的工作人员大都是1949年在上海参加军政大学的青年学生。他们热情很高，每天都自发组织起来，一练就是七、八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指挥所的业务水平渐渐成熟起来。
1951年10月23日，指挥所利用安东一铜矿选矿厂破旧厂房的一角，建立起指挥部。这就是以后人们常称的“矿山指挥所”。沈甸之回忆，当时我们空军力量弱，高射炮也少。敌人一轰炸，刚刚修好的机场就被破坏了。有时候白天刚修好，晚上敌人就轰炸。有时候，敌人还扔定时炸弹。这个比较麻烦，因为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炸。所以，志愿军空军的指挥所最后就没有设在朝鲜，而是设在了安东。在抗美援朝空战中，沈甸之和他领导的指挥所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写作感谢空军指挥学院肖邦振的大力支持）
采访后记：
采访中，沈老努力回忆着过去那些时间和事件，有的想不起来了，就说声抱歉。下午了，房间的光线有些暗，但他在努力回忆时，眼睛执著而闪亮。
沈甸之的妻子在旁边有些惋惜地说，最近沈老的记忆力不如从前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可以在纸上信手画出一幅朝鲜地图，并为记者讲解志愿军空军当时的作战情况。记者想，那些过往岁月其实并没有从沈老的脑海中消失，一如他信手画就的朝鲜地图，已经深深烙在他的心上。当某个风吹雨的夜晚，铁马冰河依然会在他的梦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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