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第五届全国青少年历史记录大赛中获得高中组三等奖，作者是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新城中学李燕青，原题为《短命的“龙宫食堂”》。

60年“食堂巧做千家饭”人物画片，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

我的奶奶叫李仕玉，广东梅县人。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我和她谈起了老师提起过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想从奶奶的嘴里了解一下那个特殊的年代。

奶奶似乎想起了什么，说道：“你知道纯贻楼吗？”

“纯贻楼”是一座传统风格的大屋，很多小孩子从小都经常在那附近玩耍，我不解地看着奶奶，点了点头。

奶奶告诉我，纯贻楼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就是村里的“公共食堂”。随着奶奶的叙述，我的思绪进入了那个悠远而又神秘的时代……

1958年，毛主席提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兴起。在“大炼钢铁”“千斤稻，万斤薯”的“高产卫星”连连发射，“捷报”频传的同时，全国各地也热火朝天地开起了“公共食堂”，规定只要是公社社员，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大锅饭”。

龙岗村的“公共食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它选址在近溪旁的“纯贻楼”，并命名为“龙宫食堂”。这么一个梦幻般的名字，怎么会跟“食堂”联系在一起呢？一开始我以为是跟我们的村名“龙岗村”有关，后来在网上查了资料才知道，“龙宫”是李氏祠堂的代称，陇西就有个著名的“李家龙宫”，连当时的外交部长李肇星都曾经拜谒过。因此“龙宫食堂”的意思，应该就是“建在祠堂的公共食堂”吧。

食堂开张啦！第一天的开饭是在暮昏时分，“龙宫食堂”的内内外外都坐满了喜气洋洋来吃“大锅饭”的村民。负责饭菜的彩隆伯姆、善畅伯姆、悦永伯姆等人忙碌得“脚尖打背囊”，为8人一桌的流水席送上各种菜色。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村里还特地宰了两头猪，饭甑里的白米饭任装任食。香喷喷的白米饭配上“红焖猪肉”“包菜炒瘦肉”“菜脯煎蛋”“咸菜蒸猪排骨”“冬瓜猪骨汤”等配菜，让每个人都食欲大开。一时间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香味，远远看去就像哪家人在办喜宴一样。人人笑逐颜开，真像是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天的菜色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还有“包菜炒肥肉”和白米饭任装任食外，其他菜色则改成了“清炒菜脯”“油煎咸鱼”“清焖豆腐干”“苦瓜黄豆汤”。

一星期后，除了白米饭还能保证供应外，配菜慢慢变成了“清炒菜脯”“清炒包菜”“清炒榄角”。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无知的少年完全感觉不到情况的变化，直接将吃不完的白米饭倒在了食堂旁边的溪圳里。然而，不少习惯俭朴和嗅出了不安的妇女们则偷偷将吃不完的白米饭带回家里，晒成“饭干”，以备不时之需。

一个月后，配菜逐渐消失了，连白米饭也开始了限量供应……

那时，农民以生产队为单位。奶奶所在的生产队组织大家一起去梅江河修筑河提，去富良村、鬼叫坑、将军脚等地修建水库，还进山修公路。村民们早出晚归，去干活的大约有一千多人，甚至潮汕地区也有人来，早去晚归，甚至过夜。虽然辛苦，但干完活，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回龙宫食堂吃“大锅饭”。

图为1958年公社进行国庆聚餐，北京。

两个月过后，限量供应的米饭变成了限量供应的稀粥，大人三勺，小孩两勺。人们把聪明才智用在了消除饥饿感上，那时侯，发明了所谓的“高产饭”和“高产粥”，也就是在蒸饭时反复加水蒸煮，使一小碗饭变为一中碗饭，稀粥则拌入薯粉变成了稠粥……

那时，我的爸爸还没有出生，大姑和伯父也还年幼。他们和其他的小孩子一样，早上去山上割芦萁（一种用于烧火或者肥料的野生蕨类），有时候还去西阳镇的氮肥厂运氨水，回来后就去上学。

半年过后，稀饭改为稀粥了，而且每人限量一铁勺，约两小碗，稀得看不见饭粒……无论往这种粥中加入多少薯粉，也只能变成粉糊。

再半年过后，大家最害怕的事情也终于到来了——“龙宫食堂”关闭了。这下，只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了。

生产队实行工分制度，按照劳动的总量和分工，每人登记工分。每个月不是主要劳动力的学生大约分到15斤谷，主要劳动力的成年人则按工分约分到40~50斤谷子不等。当然，如果生产队的田地多，人均下来，能分的谷物也多一些。即便如此，平均下来，每个人都吃不饱，挣扎在基本的生存线上。

随着饥荒的到来，村民开始吃“躬蕉头”或“秆包子”（即用芭蕉树干或禾苗的秆做成的“包子”）。即便如此，能吃的东西还是越来越少，久而久之，许多村民患上了水肿。据说，1943年也闹过大饥荒，那时白宫墟榕树下还有华侨寄钱来施粥。但当年却什么都没有了……

奶奶还提起了当时三队的淼尚伯，他是当时少数农村里的“居民”而不是农民，曾做过干部，但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原来是吃“国家粮”的，让很多自己养活自己的农民很羡慕。但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是中农的他，被错划为地主，只能回到家乡，情况一落千丈。在食堂关闭后，自己磨“高粱粉”（我们这里不产高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吃，结果水肿死了。

再下来，隔三差五的，都能听到左邻右舍的某某人又饿死了。直到1961年那一年，村里饿死了数十人……

最困难的时候终于熬过去了，奶奶为了养活家里人，没日没夜地干活，甚至在生产队做了7年的队长。又过了7、8年，终于盼到了实行分产到户。当时我们家有七口人，总共分到了三亩半的田地，生活总算有了盼头。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很多东西都只能按“票证”供应。虽然我们家是农民，不需要粮票，但如果要买肉，也要用到“肉证”，而且肉也稀少难见。更没有今天炒菜用的食用油。今天在每个家庭都随处可见的纸巾、洗衣粉等日常用品，在当时也是极为少见的奢侈品。

短命的“龙宫食堂”，给我们留下了一段不愿想起的过去。直到奶奶提起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食堂”。如果不是这次参加比赛所进行的调查，我也没有机会去了解和回顾这样的一段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以前课本上简单的几段文字，在我的心目中，不再是轻飘飘的了，而是变成了厚实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往事。

无穷无尽的饥饿感、亲人的离去这些磨难和痛苦，是我的父辈们曾经面对的真实生活。当奶奶微笑着把这段过去展示在我面前时，我突然意识到，她是多么的顽强：做了7年的生产队长，一个人拉扯大了4个儿女。我眼前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慈祥老太太，身上有着多少值得我去学习的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