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按照约定，璞鼎查率军撤离南京。钦差大臣耆英大大地松了口气，道光帝希望中英两国能从此万年和好，无话不可商量；希望两国再也不要发生争端，都能够好好遵守条约。

道光帝能如愿以偿吗？一场战争和一系列屈辱的条约能换来大清的太平吗？

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战后八年中，道光帝一直都生活在悲愤和无奈之中，他挣扎着试图改变日渐衰微的国运。但从本质上来看，他下达的有关谕令以及一些改革措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地在旧体制内打转转。

由于当时清王朝经济水平低下，又不懂近代科学技术，再加之其他原因，直到他去世都没有作出什么成绩。甚至连他的节俭，后来也成为史家的笑料。

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道光帝禁烟，禁烟禁出了麻烦，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虽然如此，但在《南京条约》中却一字未提禁烟的事情。

为什么呢？实际上，道光帝在禁烟的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不希望鸦片泛滥。

中英谈判之时，璞鼎查曾经要求开放鸦片贸易，主张鸦片贸易同其他商品一样纳税后公开经营销售。也就是说，英国希望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是英国早就有的希望，在议定《南京条约》之前，巴麦尊训令璞鼎查，要他基于中英两国间维持永久谅解的观点上，使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置于正常化、合法化的地位，并期望他利用适当机会，促使耆英奏请道光帝改变禁烟政策，使鸦片以正常税饷、正规贸易从而合法化。

但道光帝不松口，谈判代表耆英也不敢擅作主张。因而，对鸦片问题只字不提，所以条约上也没有显示。

况且鸦片贸易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在两个国家的正式条约文本上大谈鸦片，当然也会给英国抹黑。

只是在条约缔约后，英方有人不理解，曾向耆英问及此事。参与谈判的英国代表回忆了当时的情景：“璞鼎查爵士于是声言道：现在一切问题都圆满解决了，我愿意就这个题目说几句话——这就是关于引起这次战争的最大原因——他指的是鸦片贸易，等到这几句话被译出之后，中国方面却一致地不愿谈这个问题。最后，璞鼎查爵士告诉他们，这只是当作私人谈话的题目，这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急切地询问……”

中国代表回避鸦片贸易问题，英方却毫不客气地将民众吸食鸦片的罪责全部推到了中国民众身上，好像鸦片在中国泛滥跟英国人没有关系一样。

虽然如此，条约缔结后，璞鼎查曾经试探性地对耆英说，如果将鸦片的输入合法化，使官员、富商都可以从事这项经营，这样不仅可以使走私大为减少，还可以增加税收，真是上利国家，下便人民。

对于璞鼎查的试探，虽然当时与之接触的中方官员大都是弛禁派，但道光帝不吐口，他们也不便表态，深恐道光帝怪罪。他们只是私下里对璞鼎查说了句心里话：“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查问，也不提出诉讼。”如此，鸦片在条约签订后实际上是弛禁了。

鸦片贸易还不是最主要的，让道光帝最为头痛的是外国人在入城问题上的喋喋不休。

根据条约，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规定的口岸自由居住，所以他们便想冲破原有的商馆制度，冲破大清体制，入城居住，自由贸易。

虽然英国是鸦片战争的胜利者，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也趁火打劫获得了特权利益，但是要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居住，大清朝野上下还真有点不甘心，很不愿意让外国人改变既有的秩序。

就像老广州城的东西鸡翼城，城中的民民、小商小贩、卖艺杂耍者等各色人等都生活得很安逸也很开心。可是突然闯进来一伙外国人，这些人中有流氓、有强奸犯、有强盗、有杀人犯，当然肯定也有遵纪守法的外国人。但是，这些人闯入后，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给城中的人都是一种感觉——从此以后恐怕再也不能安逸生活了，每日里心惊肉跳，排斥的心情可想而知。

外国人要入城经商、居住，广州的百姓就是如此的心境，他们不愿意放弃平静的生活，更不愿意改变既定的秩序。因而，他们反对外国人入城。

广州人民反对洋人入城，当时的檄文流露出他们的一些观点。1846年的一份《广东全省水陆乡村志士义民公檄》中说，英夷来自不开化的野蛮刁毒之乡，狼面兽心，他们觊觎我广州城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要入城，不但强悍霸占我们的财产，而且还欺凌我们的百姓。但是贴檄文者感到这样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就在檄文中加了一句“其害更有不可胜言者”

当时还有人说，外商入城会抢了广州商人的生意，影响既有的商业形式。

1849年的《锦联堂公启》中说：“向来外夷数百年来，未闻入城，各国皆守分乐业，华夷并安。今英夷忽有此举，以致人情惶恐，客心疑惑。在粤之商，早决归计，远方之客，闻风不来，则货何处销也，更恐意外骚扰，又于何处寄顿。是以爰集同人，定议章程，暂停与夷人交易。”

1846年的《明伦堂绅士议论》则宣称：“近来夷人猖狂……到处寻衅”，带着鸟枪以进村打雀为名，进村后鸡鸭牛羊一概打死，遇见妇女儿童，一概调戏欺凌，如此不近人情的蛮夷，如果让其入城，“将来扰害，更未有底止矣。所以，我等百姓万不能容其入城也”

关于洋人入城，其实官方也是持抵制情绪的，当时从道光帝到地方官大都是反对外国人入城的。官方反对洋人入城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道光帝到清朝的官员们都反对洋人入城，最大的原因仍然是维护天朝体制，“严夷夏之防”，担心洋人与华夏百姓居住一起，天长日久，民风大变，影响王朝统治。

全民上下都反对洋人入城，可是《南京条约》已经签订了，洋人要求入城，为了实现入城，他们在后来的《虎门条约》中又补充了条款。在璞鼎查看来，根据条约，入城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可是，广州人民就是不答应。这让积极签订条约的璞鼎查很是恼火。

璞鼎查感到恼火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自己被耆英涮了。最初，他拿着《南京条约》的英文文本找到耆英嚷嚷着要求入城。他的依据是，条约第二款规定准许英国人入城。耆英不懂英文，只好让英国翻译官给他翻译。英国翻译官翻译出来的入城条款大意是这样：中国皇帝批准英国国民可以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城市和乡镇进行通商和贸易，并允许他们到这些城市居住。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到这些城市和乡镇驻扎。

听完英国翻译官的翻译，耆英不慌不忙地拿出了《南京条约》的中文文本，让英国翻译官念给璞鼎查听，翻译官看了《南京条约》中文版本的该条款，不由得面露暗色。

原来中文版本的该条款是这样表述的：“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帝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帝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显然，中文文本与英文文本在入城条款上产生了分歧，这是两种语言发生的碰撞。英文本中说无论是英国国民还是领事都有居住五个通商口岸城市的权利；但中文文本却描述的是，英国商人只能在口岸的港口居住，领事可以在通商口岸的“城邑”居住。港口是在城外，英商当然不能进城，可是关于“城邑”的界定，却没有说是城内或者城外。因此，英商和领事的入城问题都遭遇了由中英文字差别而带来的难题。

这也是璞鼎查后来又要求签订《虎门条约》的一个原因。

依据《虎门条约》，璞鼎查满心希望可以入城。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要求入城的人，对于他的入城要求，其实耆英也有些犯难。答应他吧，百姓就会群起指责他；不答应吧，毕竟现在有《虎门条约》在那摆着，而且英国人又整天像苍蝇一样盯着自己，让他难以清静。

璞鼎查要求进入广州城，广州人民不答应，耆英也不敢犯众怒，于是他给璞鼎查写了信。他在信中说：在城内城外本没有什么差别，可问题的关键是，广州的民风未化，虽经积极开导，但仍是愚顽不化。我跟巡抚商量了，让地方官接着开导，广州开关贸易后，咱再商量入城的事儿，“如有一语相欺，上帝鉴之”。对于耆英的一番诚意和信誓旦旦的表白，璞鼎查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再强硬相逼了。

继璞鼎查之后，接替公使职位的德庇时又提出了进城的要求。到了1845年，西方各国都基本上完成了条约的签订，就连不起眼的比利时都在这一年的5月与中国签订了条约。按照有关条约的约定，道光帝觉得应该把定海收回来了，要不然将来真的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

道光帝要收回定海，德庇时却耍起了赖。原因很简单，中英条约已经签订，为什么中国仍然不准英国人进入广州。

当耆英将这个消息报告给道光帝的时候，道光帝真有些左右为难。1845年12月21日，他在给耆英的谕旨中说，恐怕实在不好答应英国人的要求，现在就是希望你保持清醒的头脑，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可以告诉英国人，进城不进城都一样。考虑到中英双方贸易的大局，还是要冷静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