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６０年１０月，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大肆劫掠了圆明园内文物书画、珠宝玉器。随后，英军又极其野蛮地纵火焚毁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关于圆明园被焚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以归结为英法侵略者“掩盖罪证说”、“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军事行动说”、“咸丰帝独出下策招致恶果说”和“中国奸民焚掠说”五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以上五种说法，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现试析之，不当之处，敬请前学指正。
一 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一、“掩盖罪证说”。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后，英军头子额尔金为了消灭劫掠的罪证，因而下令放火焚毁圆明园。这一观点见诸于以下代表著作。中国近代史丛书：《中国近代史》，６５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２月版；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中国近代简史》，８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６月版；杜经国等：《中国近代史简编》，３５页，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刘培华等：《帝国主义侵华简史》，１０５页。黄山书社１９８５年２月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亦有同样的表述：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争先恐后，掠夺珍宝，抢不走的东西，他们就砸碎。为掩人耳目，他们又放火焚烧”。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第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版。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满怀强烈的民族义愤，揭露和谴责了英法侵略者的侵略行径和毁灭人类文化的野蛮罪行，这无疑是正确必要的。但其对侵略者焚毁圆明园原因的分析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没有翔实有力的史料支持，甚至没有一条明确的史料根据。
第二，带有想当然的主观色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些人，特别是一些监守自盗者（如某些书中或小说中经常说到的清宫太监，于偷盗清宫宝物后），为了掩盖罪证而纵火焚毁现场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但这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其一，纵火之前，人们还不清楚，至少是还不十分清楚犯罪之人是谁。其二，纵火后，有可能使案情进一步复杂化，或转移人们怀疑的方向或目标，从而达到蒙混自保的目的。然而，１８６０年１０月，英法联军大肆抢掠圆明园，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就连他们自己也是供认不讳的，因此，焚毁圆明园并不能达到掩盖其劫掠罪证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如同我们想像的那样因劫掠他人宝物产生羞耻感，从而萌发掩饰其罪恶行念头，而是无耻地把这一野蛮的劫掠行为狡辩为是将“圆明园珍贵之物，既皆移去，我兵之入园，并非抢劫”，[1]“复至圆明园拿取物件，众兵分用”。[2]
第三，关于焚毁圆明园的原因，侵略者自己有明确的自供（详见后论）。
“掩盖罪证说”，虽意在揭露和谴责侵略者，但实则既无理论力度，又无可信的史料依据，因而不能击中侵略者的要害。
二、“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英军头子额尔金等人为了消赃灭迹，同时为了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故而决定焚毁圆明园的。这一观点见诸于以下代表作。苑书义、胡思庸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４０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版；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１４９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秦德占等主编：《近代中国历程》，第一卷，２２４页，陕西旅游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
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虽触及到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实质，但其观点仍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其一，“掩盖罪证说”与“惩罚清帝说”同时并列，而“掩盖罪证说”居于更主要地位，显然仍未完全摆脱“掩盖罪证说”的影响。其二，未能对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揭露（详见后论）。
三、“军事行动说”。这一说法虽未明确见诸于我国的史学著述中，但某些史著，甚至史料可见某些蛛丝马迹。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０日，恭亲王奕訢等人所上奏折称：“该夷（英法联军）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瑞麟之后，我军不战自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占据园庭，焚烧附近街市，令人发指！”[3]十余年前香港摄制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有一段这样的镜头描述：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地区后，奸淫掳掠。当地的村民猎户奋起反抗，后因寡不敌众，在清管园大臣的主动引领下，退入圆明园内供奉清帝列祖列宗画像的宫殿（应是圆明园内的安佑宫）内，随后英法侵略军尾追而至，于是发生了劫掠和焚毁圆明园之事。
这一组镜头的谬误之处颇多。村民猎户的反抗或许有之，但作为皇家禁苑圆明园的护军决不允许其败退至圆明园内，更不会，也决不敢允许他们隐藏于清帝祖宗画像的背后。三十六年的1896年10月，晚清重臣李鸿章出访欧美归来，凭吊圆明园废址，尚遭严旨诃责：“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何论普通村民擅入圣殿安佑宫？对于影视文艺片，我们自然不必对其史实上的失误评说，但对其严重的历史事实扭曲及恶劣影响，则不能不明确指出。
这一说法的最大错误在于，它将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圆明园的野蛮罪行，于不经意间淡化为一种尾追抵抗者的自然军事行为（尽管是侵略的军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开脱了侵略者毁灭人类文明的罪责。法国首席代表葛罗亦曾承认：“圆明园者，清帝行幸之离宫也，其地并未设防备御，亦非敌占之区也，焚而毁之，实系无益之报复。”[4]
四、“咸丰帝独出下策招致恶果说”。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清帝居然不顾国际公法，竟在兵败如山倒之际，用偷袭手段，绑架应邀入通州进行停战谈判的外交使节和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等记者一行39人”。这些“英法外交官员和记者们，被投入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大清天牢，经受煎熬，不经炼狱便超生天国，不待说大有人在”。作为英国全权专使的额尔金，“没能保护外交官员、没能保护新闻界著名记者的生命”，“无论为了报复清帝绑架虐杀人质，还是为了掩饰英军劫掠清帝离宫别院的盗匪行为，额尔金坚持将它（圆明园等）摧毁”，因此，英军焚毁圆明园完全是咸丰帝“心愚而愎，计蠢而毒……玩火自焚……独出下策招致的恶果”。[5]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之处有四。
其一，如何认识和理解清廷虐杀英法外交官、记者、战俘等与国际公法的关系？
其二，英国外交官、记者、战俘等，在清廷刑部大牢是否遭受“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虐待？
其三，圆明园被野蛮焚毁，清廷虐杀部分英法人质（其中有些人既非战俘，更非外交官、记者）等给纵火者提供了口实，自然应该给予揭露和批评，但英法侵略者是否更应受到历史的谴责与批评？
其四，英军焚毁圆明园，是否确真因其外交官和著名记者被虐杀？
笔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请见后论。
五、中国奸民焚掠说。
王闿运《日记》和陈代卿的《庚申畿辅纪变略》均有同样的记载。王闿运《日记》载：“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巨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据此，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认为：“焚掠圆明园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在另一处他再次记述称：英法联军闯至圆明园门外时，经管园大臣文丰的劝止，“夷兵已去”，但文丰投福海自杀后，“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三日不息”。[6] 陈代卿的《庚申畿辅纪变略》也同样记载称：清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自杀后，“奸人乘机焚掠，京城九门均皆闭，西北烟焰涨天，无人过问也。洋人知园中内变，接踵至，各园皆火，三日夜不息”。[7] 徐树钧的《圆明园词序》，也有与之相似的“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发，三发昼夜不熄”[8] 的记载。以上所记均不确有误。因王闿运日记同时尚有圆明园被焚前，守园之神向咸丰帝请求“辞差使”，“未一年而乱作矣”；陈代卿的《庚申畿辅纪变略》中亦有“又闻御园未焚前一夕，妖言传上坐便殿，见白须翁，自称园神，请辞而去，上梦中授以二品官，明日至祠谕之，不一稔而园焚，岂前定欤”的同样等离奇怪诞记载。因此，王闿运和陈代卿所记，皆不可信，不过彼此间的市虎传讹，黄濬的推论之语，更加不可信。正因如此，中国奸民焚掠说，并未被史学界所认可。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4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 舒牧等编：《圆明园资料集》，150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3]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24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4] 舒牧等编：《圆明园资料集》，451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5] 朱维铮：《火烧圆明园之前发生的事》，《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69－70页。
[6]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12页，14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5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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