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较好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

较好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是慈禧太后能够较为顺利地掌控清王朝最高权力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另一重要客观原因。非若如此，即使慈禧太后具备再高明的政治手腕，也不可能在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位置上稳坐近半个世纪。

我们如果将慈禧太后与唐代的武则天做一个比较，就会对此有一个极为清楚的认识了。

唐高宗李治因患风疹之疾不能临朝理政，于是“政事皆决于天后”武则天。此时的武则天虽已“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但尚不能为所欲为。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中宗李显继位，由宰相裴炎辅政。凡遇有军国大事不能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仍掌握着唐王朝的最高权力。稍后，武则天又废掉中宗，改立小儿子李旦为睿宗。

自嗣圣元年（684年）至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出面临朝称制。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建国号大周。武则天废唐建周称帝以后，不但立武氏七庙，追尊自己上五代祖皆为皇帝，大力提拨重用武氏兄弟子侄，掌握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而且残杀唐皇李氏的皇子皇孙。这不但必将引起李氏家族的全力反抗，也必将引起众多唐王朝重臣、旧臣的强烈不满与反对。最后，终于在神龙元年（705年），由宰相张柬之和大将军李多祚发动兵变，迫使武则天退位，归政于中宗李显。

但是，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的数十年间，她对爱新觉罗家族与那拉氏家族的关系处理得远比武则天要稳妥得多。

慈禧太后出面垂帘听政，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亦多有异议。1860年8月咸丰帝死后，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姑且不论，即使是光绪帝亲政后，亦有一些亲帝官员对慈禧太后继续干政颇为不满。恭亲王奕訢在任议政王之初，对于慈禧太后亦多有不满，甚至是不敬。但是，一个不容忍忽视和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朝野上下却没有任何人指责慈禧太后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不忠，其根本原因在于她在两个问题上，处理把握得较为得当。

第一，未予那拉氏家族族人以显爵重任。

辛酉政变后的1862年1月17日，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同年的9月11日，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祖父景瑞、曾祖父吉郎阿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并未如武则天那样，立武氏七庙，追尊上五代祖）。以上的封爵，皆为清廷对于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惯例，而非“违制”的特例。慈禧太后的二弟桂祥之所以在1888年11月24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是因其女儿被选为光绪帝的皇后，仍是循外戚封爵之惯例，与慈禧太后的个人意旨，并无直接重要的关系（当然，桂祥之女能够被选立为皇后，慈禧太后无疑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二弟桂祥先后被封为三等承恩公，这仅是清廷的一种爵位，而不是清廷中的实授官职。爵位与实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照祥曾官至护军统领；桂祥曾历任乌里亚苏台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工部右侍郎、山海关副都统等。义和团运动时，官至清神机营管理大臣，品秩正三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桂祥仅能以扈从身分，坐于慈禧太后车外，伴随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向太原、西安方向逃避。照祥、桂祥所任官职，虽亦为清廷的较高要缺，但并不掌握清王朝的实权重权。

慈禧太后之所以未对胞弟委以控制清廷某些实权的重任，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慈禧太后长期掌握清廷的最高权力，知道“清朝的宫廷争斗非常厉害”，同时，她也深知自己的胞弟缺乏政治才干，做事稍的不慎，就“很有可能会连累到家族”，“所以为了保护家里人，慈禧就没有给家里人更多的官职做。当初封的官职也是什么无关紧要的职位，拿俸禄但并不掌握实权。”

其二，慈禧太后一方面是“为了顾及影响”，但同时“又怕家里人仗着自己的关系，养成一种养尊处优的毛病，或者成为当时八旗那些提笼架鸟、不务正业的人”。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曾经牢骚满腹地向慈禧要官做”，但慈禧认为“授之与鱼，不如授之与渔”，希望自己的弟弟们“不要依仗于她，整日不务正业，无所事事，混日子，提笼架鸟。所以，慈禧的家人没有什么做大官的，只是授予了一些封号。”

其三，慈禧太后特别关注爱新觉罗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不给其他人以攻诘口实的意识自觉或心理警觉，亦当为另一重要主观原因。

慈禧太后“在执政的时候特别讲皇家的伦理传统，八旗组织是尊卑有序，慈禧在任用官员的时候着重任用爱新觉罗家族，并根据大清制度起用一些汉人的能人。在任用国家人才上，为了避嫌，对家人采用安抚的形式，给予名誉上的职位，并没有让他们做重臣……慈禧不用娘家人，也是尊重大清的血统，同时也让别人看一看，自己并没有为家里人谋什么福利。”

这虽是慈禧太后家族后人的看法，或许多有揣度的色彩，但揆之以历史事实，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的确没有给任何人留有外戚干政揽权的感觉与口实，更无事实把柄。无论是正式的官方文件，还是私人日记笔记；无论是清廷中的“帝党”成员，还是其“政敌”（即使是笔锋健锐，一度对慈禧太后恨之入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如是），皆无指斥其重用族人的记载。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慈禧太后，亦未见有人指责其对爱新觉罗皇统的不忠。

这在隆裕太后的权力安排问题上可得到充分的佐证。

慈禧太后与隆裕太后，皆出于那拉氏，“一门两世，正位中宫，都人荣之，称大方家园桂公府为凤凰窠（巢）”。恭亲王奕訢虽曾说过“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慈禧太后母家所在之地）”之类的话，但其显然是对慈禧太后专权，导致大清王朝日趋衰败的不满与忧虑，并非指斥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家族不忠。

慈禧太后临死之前，遗命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以载沣为摄政王监国；同时又谕命，“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即其侄女隆裕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慈禧太后此前强指自己的侄女为光绪帝的皇后，当然系出于私心。慈禧太后临死前虽赋予隆裕太后以是否旨准清廷重大事件的权力，但却没有安排隆裕太后如自己那样，以太后的身份直接出面垂帘听政，而是让她退居于幕后。原因有二。

其一，慈禧太后对于隆裕太后的政治权威和权术能力不大信任。载涛即曾明确指出，慈禧太后深知隆裕“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因此，“决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

其二，事情也许真的有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中所说的那样，慈禧太后临死前对于自己出面垂帘之事，颇有悔意，曾留有遗言称：“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

隆裕太后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一人事、政事，特别是权力安排，似乎很不满意。载润曾回忆说：光绪帝逝世后，“隆裕一心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迨奕劻传慈禧遗命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迁怒于载沣”。

“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贪立幼君”溥仪，这纯粹是“从她的私见出发安排的”，“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载涛先生的这一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有两点值得人们思考。首先，载涛虽说此系慈禧太后出于私见，但细揣其意，却是意指慈禧狭隘的个人得失之私见，而并非那拉氏家族的私见，更非引发爱新觉罗氏与那拉氏两家族矛盾的私见。其次，如果说慈禧太后完全是出于个人私见，由其亲侄女隆裕太后直接垂帘听政，把握清廷最高权力，岂不更为稳妥？在笔者看来，慈禧太后的上述安排，既是出于个人的得失私见，同时又是归还清廷最高权力于爱新觉罗氏的综合考虑。

第二，慈禧太后始终把自己打扮成爱新觉罗皇族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大家都知道，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是男权的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男姓皇帝才能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者。在中国古代各朝虽然也曾出现过多次太后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的情况，但就官僚士大夫的整体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某一历史时期接受这一状况，是因为他们将太后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视为作为男姓皇权统治的一种变态或补充，是对封建家天下皇位继承过程中出现某种危机时的一种权宜补救措施。各朝的皇太后尽管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伦理地位，但她们只能是在皇帝因年幼而无法亲政，而自己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维护皇室、皇统的根本利益时，她们的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之举才具有其合法性。

无论慈禧太后本人是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慈禧太后所选立的两任小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都是爱新觉罗家族当中，与皇帝的血脉、血统关系最近的亲王后代，从而保证了大清皇统不曾旁落远支宗亲，更未旁落于外姓权臣。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始终把自己的利益与大清皇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是把自己打扮成爱新觉罗皇族利益的一个忠实的捍卫者。慈禧的一切独断专行，虽会引起皇室亲王和其他朝臣的不满，但却没有人怀疑慈禧太后对于大清朝，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有所不忠或威胁。至于慈禧太后多次选立小皇帝，以及其与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惇亲王奕誴等人的矛盾与斗争，不但皆被他人理解为，即使是清皇室诸亲王亦认同是为大清朝内部的权力之争，甚至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叔嫂家务之争。

1861年8月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以“搁车”的形式要挟两宫太后。慈禧太后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哭诉说，肃顺等人“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乎？福晋言：七爷在此。”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见。醇王又向慈禧献言“此事非恭王不办”。在此，慈禧太后显然是把自己置于爱新觉罗氏皇权的真正代表者的地位，将自己与八大臣的权力斗争，轻易地转化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近支亲王与远支宗亲（如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及外姓家族（如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等人）的权力斗争。

慈禧太后在热河草拟的治罪八大臣的上谕，也是其“请七兄弟改写”后，带回北京宣布的。恭亲王奕訢当权时，每被召见，两宫太后都称其为“六爷”，命人“给六爷茶”，以致奕訢因天长日久的叔嫂关系而淡忘了君臣间的等级尊卑关系。

慈禧太后本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嫂嫂与小叔子间的关系来处理其与恭亲王奕訢的政务与权力之争的。慈禧太后的这一作法，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同。例如1865年慈禧太后罢革恭亲王奕訢时，就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后人黄浚在其《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说，自辛酉政变以后，清廷的部分实权“皆归六爷矣，于是有叔嫂之争”。

窦宗一在《李鸿章年（日）谱》记载，很值得我们深思。一天，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奕訢重用汉人一事颇为不满地说：“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慈禧对奕訢“事事与我为难”的作法尤其不满，表示要革其爵位官职。恭亲王奕訢不但倔强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而且因跪地已久，未经太后允准，即霍然站起，吓得慈禧太后“大呼恭王欲打她”。

如若奕訢真的被认为是要暴打当朝的皇太后，一定会被治以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重罪，至少是要被杀头掉脑袋的。但结果仅仅是由“宦者趋恭王出”而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恭亲王，都仅仅是将此事看作爱新觉罗家族内的叔嫂之争而已。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本人也将自己与光绪帝间的分岐，归结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家务、家事之争。清廷维新派官员王照认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时期的种种矛盾，并非政见分岐，而是权力之争，若就清皇室内部关系而言，则“纯为家务之争”。王照的这一认识，得到了部分当代历史学者的认同。台湾学者庄练先生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即曾不无惋惜地说：“一场关系国家前途极为重大的变法运动，竟因家庭间的权力斗争而致彻底破坏”。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看到列强要求其撤帘归政给光绪帝的假照会后，亦曾怒气冲冲地说：“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

综上所述可见，无论慈禧太后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她的确成功地使人们普遍认同其对爱新觉罗皇室、家族是忠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