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会议为谋杀张作霖定调

因为张作霖阴柔地维护着东北和国家的权益，很多直肠子的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急欲除之而后快。可是他们却受到很多国内的阻力。张作霖与日本政界、军界的关系盘根错节，他从来不是一个小气鬼，对日本政客、军人，特别是军事顾问，经常是大把大把地给钱。俗话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所以在日本国内有一股比较强大的为张作霖说话的势力。日本的军界政界一直在对待张作霖的态度上进行着持久的争论，双方侵略中国，吞并东北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以张作霖做傀儡代日本统治东北。除张派以日本关东军、关东厅的官员们和部分驻华使节和为主要代表，这帮家伙与张作霖打交道多，打的交道多是逼迫张作霖让渡或者出卖中国权益的交道，他们深知张作霖的风格和手段，他们认为要拿下中国东北非去张不可。保张派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部分驻华使节以及部分日本政客为代表，他们认为张作霖是日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已经经营起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想用强硬手段对付他，会把他推向中国的南方派，促成中国的统一，只要削弱张作霖的军事实力，让其受制于日本，张作霖会成为日本很好的代理人。在除张派眼中，像町野武马、松井七夫这样的保张派日本军人就是日本的败类。

日本的除张派和保张派一直在明刀暗枪的较量。这种较量在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的“东方会议”上画上了句号。“东方会议”召开的背景，就是南方北伐军将刺刀顶到了张作霖的脖子上，张作霖准备再度率兵出关的前夕。日本的田中义一首相在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在东京日本外相官邸，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由执政党政友会议员森恪联系筹备。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内阁的主要高级官员与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驻上海总领事关田、日本驻朝鲜政务总监山县伊三郎和参谋长寺内寿一等四十余人参加。

东方会议开了11天，会议结束时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基于对话根本方针的当前政策纲领》。《对华政策纲领》由简短前言和八条意见组成。田中在前言中明确提出：“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应区别对待”。

田中义一在会后给天皇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史学界称为“田中奏折”，它为日本今后侵略中国东北，侵略整个中国，乃至侵略整个世界画出了一张明确的路线图。前文我也提到过，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张作霖治下的东三省就是他们侵略世界的第一块跳板。

《对华政策纲领》强硬宣称：“最近，无可争辩的是，往往有不逞之徒乘政局不稳而跳梁，扰乱治安，有发生不幸的国际事件之虞。帝国虽然希望中国政府取缔并依靠国民的自觉，对这些不逞之徒进行镇压并维持秩序。但在中国有侵犯帝国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之虞时，必要时，将断然作出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特别是在日、华关系上，对于以捏造和虚构的谣言为基础，妄图掀起排日、排斥日货的不法运动的人，自应排除其疑虑，为了维护权利，更必须进而采取适当的措施。”

他们对于中国东北和张作霖的态度也明确了：“对于满蒙，特别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和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对该地区维持和平与经济之发展，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国特殊地位、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发展，及时采取适当措施。”

日本人的意思非常明白，只要他们认为，他们“关注”的东北“治安”要“变坏”，他们就会采取武力措施。我给解释得再明白一些，无论是张作霖的军队，还是北伐军，只要对东北的“治安”造成危害，他们都会出兵制止。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这么大的，先逼迫张作霖签订出卖满蒙利权的协议，如果张作霖不答应，就出兵占领锦州，解除败退回东北的奉军的武装，让张作霖成为一个听话的傀儡。用河本大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就是：“张作霖之所以施行虐政，其原因在于拥有不必要的庞大军队，因而横征暴敛，并屡屡在关内发动内战。今后张作霖一旦在南方派的逼迫下向关外败退，即以关东军为主力，并由朝鲜派出部分日军支援，坚决解除奉天军之武装，削除其爪牙，使之成为‘善良的统治者’。”

如果张作霖不肯乖乖就范，就采用激烈手段。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在东方会议上叫嚣：“杀掉张作霖岂不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迫张下野，谁能保证其继承人改弦易辙，若比张更难控制又怎么办?杀掉张作霖，其子张学良必不善罢干休，其部下亦必骚动，我军可借维护治安名义，解除奉军武装，一举占领满洲，进而另觅属意人选，在我军保护下，组织政府，满洲权益问题岂非一劳永逸。”

河本大作是除张派的急先锋，他认为，“张作霖曾受日本培养，但却忘恩负义，接近英、美，从事排日运动，真是岂有此理。日本满蒙政策的最大眼中钉就是张作霖。”他在《我杀死了张作霖》中如此写道。他认为，解决张作霖是日本解决“满蒙悬案”的必然选择，“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其他所谓奉天派的诸将，必将树倒猢狲散。时至今日，相信只要依靠一个张作霖，使之主宰满洲，就可以确保治安的想法是错误的。……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在东方会议上，河本大作的言论得到了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支持。河本大作就是按照这种思路去策划谋杀事件的。这个狂妄的家伙，希望一次性解决“满蒙问题”。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领事的森岛守人在战后所著的《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中披露：“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主要的目的是想乘列车爆炸和张的死亡而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

谋杀他国元首的策划，虽然没有落到东方会议的纸面上，可是与会诸人都已经心照不宣。张作霖的死活，就看他对待日本接下来的侵略行动的态度了。

东方会议后，日本人就开始执行对张作霖的强硬政策。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一回到奉天就向奉天地方当局提出强硬照会，要求东北当局立即停止自筑铁路和不得反对日本在临江设领事等。吉田茂威胁说，如果张作霖不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将考虑“南满铁路拒运奉军，停止供应东三省兵工厂所需材料，禁止京奉线专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张作霖虽然面临北伐军强大压力，可是仍然以强硬对强硬：“如日方这样做，只会使我排除万难，自主地修建铁路。”

1928年四月，北伐军向张作霖的安国军发动攻击，为阻挡北伐军进军华北，日本悍然出兵济南，屠杀我军民5000余人，残忍杀害国民政府外交交涉员蔡公时。18日，日本对中国南北军队发出“觉书”警告南北双方：“……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洲的时候，为维持满洲治安，帝国政府或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日本人进行赤裸裸的战争恫吓，企图趁中国内战之机占领满蒙的野心昭然若揭。从客观形势上而言，“觉书”的发表对于张作霖有利，毕竟日本的这一声明，有阻止北伐军进攻华北，尤其是东北的门户京津地区的用意。可是张作霖并不领情，他发出强硬照会：“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在日本人对他又打又拉的时候，他明确表示，他不会出卖满蒙权益，因为他决不能做“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他的部下、山东军阀、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出于保住自己地盘的考虑，有迎合日本的意向，张作霖知悉后，立即发出急电，把张宗昌召来当面严厉斥责：“胜败事小，引狼人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

《最后的北洋三雄》，范国平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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