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看了一堆影评，体位千奇百怪，但是大部分没说到点子上。替影评人们捉急。
说电影前，先举个案例：杨老太太是个资深访民。每年两会召开期间，他家里会有至少4个人组成的队伍在楼下盯梢，和《潘金莲》里的李雪莲一样，24小时换岗，目的只是为了防止她进北京上访。而进京非访（什么是非访，后面解释）是对地方政府有考核指标的，所以四人换岗从来都是日夜不停，严防死守。小团队有严格规定，不允许进到上访户家中，更别提吃他们的饭喝他们的酒。
这4个人都是什么组成呢？行话叫属事、街道和公安三人组，但是杨老太太属于拆迁，还有司法判例，属于涉法涉诉案，所以还增加了政法委的一名干部。她的上访事由是，自己家的房子在拆迁片，到期被强拆了，她不认可补偿协议，希望在补偿一套房之余，给儿子和孙子再分别补偿一套。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年来她逐级走访，一直到了北京，表达自己的诉求。
但是由于程序正义，也要依法治国，即使国务院、最高法也无法推翻基层法院裁决，最终只能以三级终结（市、省、国家信访局审理终结）的判定，将信访案子发还给地方政府，唯一的任务就是稳控。什么是稳控？简单说，逢年过节，大会小事，不要进京。
即便如此，杨老太太也会偶尔以出门买菜等特殊理由伺机偷偷溜走，和电影里李雪莲乘竹筏逃走一样。所以，每年两会对地方政府都是一场攻防大战。每个月，国家信访局都会对全国各省市的信访工作进行大排名，对排名前列（即人数多）的省市进行通报批评，同时实行数字考核，列入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所以，这项工作确实能牵动地方政府负责人的神经。
杨老太太是个信访的典型案例，这也是全国信访系统工作的一大真实写照。
二
但是，《我不是潘金莲》对信访制度的表现，是辜负了这个题材的。
如果我们简单认为，到北京上访就是政治问题，就需要像电影里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那就是体制外的想当然。事实上，李雪莲即使像电影里描述的，以后的十年每年都进京上访，也不会对地方政府有任何威胁。为什么呢？
首先，国家信访局有依法逐级走访制度，即只要你有信访事项，无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诉求是否合理，都可以从基层的乡县市一直到省和国家信访局逐级上访，所有来访都会被等登记在册。即使重复进京访，甚至到国家部委、机关门前上访，像计生委、住建部、环保部等，也不会被计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因为依法接受群众来信来访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是不是很意外？但法《信访条例》就是这么规定的。
那是什么情况会给官员考核带来麻烦，俗称记账呢？在一个个上访村血淋淋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被打，非法拘禁这些是子虚乌有？当然不是。这些人大多是另一种情形，叫非正常访，即到所谓敏感地区进行喊口号、拉横幅等形式的上访。这些区域要么是中央机关办公地区，要么涉外，到了这些地方，上访的性质变了，属于恶性事件。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地方政府的工作可能没有做到位，同时也是为了纾解这些区域的治安压力，因而进行考核。所以，杨老太太之所以被重兵把守，是因为他正常程序已经走完，开始走不合理程序了，一再发生非正常访。
但是，李雪莲每一次都让官员如临大敌，却没有交代她是不是已经非访：在小说中，她是以代表的身份混入大会场的，碰巧遇到了大领导，已经突破了警卫的把手，反而不属于非正常访；之后也只是一次次以进京为要挟，也不能说明到底是不是非正常访。而官员们惧怕她，是惧怕自己重蹈覆辙，而不是李雪莲走信访程序被记账，事实上，每年地方政府都会有及格线指标，只要非正常访数量不超标，就不会扣分影响政绩。一个李雪莲根本没有危险到那个程度。所以可以断定，她依然不是非正常访。
但是，刘震云和冯小刚都没有去界定这个问题：李雪莲的所有举动，是正常上访还是非正常上访？是合法还是非法的？这不仅是一个官场术语诡辩问题，直接决定后续十多年所作所为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正常访，官员完全不需要任何紧张，当初因为所谓作风问题应该被被处理的人已经伏法了，合法上访不能阻拦，是公民权利；而如果是非正常访，这完全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即非访超过一定次数，是完全可以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甚至判刑的，或者进行精神鉴定，如鉴定为精神病，可取消记账，官员也可以解脱。
所以，这个电影的核心问题就搞错了，她是不是潘金莲不重要，而是不是李雪莲才重要。刘震云的疯狂的人带领别人疯狂的假定，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体制制度内有免责机制，出现特殊情况有法律手段和强制手段，一堆人被一个偏执狂折腾得团团转的行为根本不会发生。
一方面，他们太小看我们的领导干部了。而信访制度真正的恶，却根本没有触及。
三
我们继续说电影，很多影评人为刘震云+冯小刚突破审查尺度叫好，认为他们批判了官僚主义，讽刺了政治愚民，挑战了政治权威，揭露了信访制度和司法腐败，是中国电影一次有勇气的尝试。
这完全是评论家的一厢情愿，狗屁不通的想当然。
如前文所述，这样一部信访主题的电影，连正常访和非正常访都没搞清楚，是否逐级走访，是否三级终结这样的原则性问题都没厘清，仅仅是脸谱化描绘一下大领导发飙场面，刻画几个所谓的官场喽啰，就可以号称是官场现形记了，这样的高帽子得来也太容易一些。
甚至，这里有的细节也是禁不起推敲的：比如，李雪莲到县政府门口拦县长，车急刹，茶水洒了一身。县长亲自下来见李雪莲。这完全不符合生活事实：首先下来应该是司机而不是县长自己；即使司机来不及下车，也不可能全程安静坐在前排，跟自己没关一样。那是专职司机，不是他妈打滴滴叫来的，司机是半个领导秘书，要照顾饮食起居，挡驾平事的。
再比如，大会堂召开两会，都是省长代表省里跟大领导沟通汇报，这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省的一把手从来都是书记而不是省长。即使这个省特殊情况，书记空缺由省长代理，那么，在他给省委提出处理建议的时候，也应该有另一位省委专职副书记（省长一般都是副书记）一起商量，在党内二者是平级的，这叫开书记碰头会，然后再给省委提处理建议，这是情况再紧急也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些都是基本的政治程序。随便找一个熟悉地方组织程序的人咨询一下，就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而这里，更多是冯小刚的想当然。
冯小刚提供的这些只有想当然的细节把持的画面，恰恰迎合了人们对影视表达禁区的某种臆想，因为大部分人连这样的场面也没见过。
然而，即使这些政治幼稚病的故事，精神内核却是虚假、不真诚，只有炫技的：电影和小说都把问题根源归结为歪嘴和尚念错了经，是官员好心没办成好事，尤其是张嘉译最后的那一段对话，简直要把主旨提炼为转作风开展群众路线专题教育的专题片了。这样的一个滑稽站不住脚的故事，当然轻松把信访制度的种种弊端一带而过。这样的创作初衷，如何能说服被信访制度带来的虚幻希望蹉跎岁月的访民，坑害多年信访系统干部？
刘震云和冯小刚有一万次机会到京郊的信访村走一遍，哪怕再没时间，以拆迁、计生为关键词搜索一下层出不穷的社会新闻，就不会以戏谑的方式假模假样地去碰信访这样的敏感题材，用一个根本没有冤屈的无理取闹农村妇女轻飘飘的故事来切入一个沉重得不能沉重，背后是生死血泪的主题，最后终于做成了法制进行时的尺度和口吻，达到了上面最希望看到的效果。本质上，上层领导并不喜欢中层以下的干部，他们迫切需要有人代替他们敲打一下：作风不好，手伸太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云云，最后树立自己的权威。
这部电影的立场，就跟人民日报二版的那些评论员文章一样，当了吹鼓手：以大领导痛心疾首邹眉头的口味，要求各级干部给我听好，要做到一二三四，总之一切为了人民。我们都知道他说的确实他妈的道理，但是屁用也没有。这样的伪善立场，真的非常的恶心。
四
这也不是冯小刚第一次如此伪善。这是一个中年老男人对待这个世界几乎唯一面目：我把握不住社会真实，我感受不到普通人的情感，那我就努力往正确的方向靠吧！《我不是潘金莲》和冯小刚这些年所有创作的作品一样，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也是他电影最大的问题，不真诚，没人情味，无法打动人。
《私人定制》如是。模仿老干部、雅俗之辩、环保口号，看上去在直面社会问题，却没有一个切中当代人真正的情感痛点。王朔的剧本也不过如此，除了发家的京味幽默，与我们真实的内心感受离题万里，和一个个挠痒痒的小品没有本质区别，甚至一个关于孝顺的命题，有宋丹丹表演加持，最后都变成了可耻无能的煽情段落。
《老炮》是管虎的作品，精神内核是冯小刚的，这是最符合他做人风格一部作品。表面上讲规矩，并要求别人讲规矩，其实讲的是我的规矩。找人家借钱不敢开口，还骂人家一通，说看不起自己；出了事在医院没钱，人家送钱来了，他骨气好像躲起来了？一句屁话没有，这特么就是老炮的德性。他自以为孤独斗士，拿东洋刀砍小混混的老年唐吉坷德，却不争气把举报信给了中纪委，说到底还是对更大权力的迷恋狗而已。
《我不是潘金莲》依然如此。信访题材，多么深刻尖锐敏感的话题！但是看完以后呢？用一个神经病式的人物设定承担整个故事，最后因为老公死亡归于幻灭，所有的反思在匆匆消解之后，跪舔地加了一个迎合上意的转作风的尾巴，并且自鸣得意：看我，多厉害，敢拍上访，还过审查了！
五
所以这样的所谓题材第一次突破，这样戏谑侮辱一个沉重的题材，真不知道有什么好荣光骄傲的。这和把农民讥笑成傻大笨粗，把大学生想象成屌丝撸管，把民工想象成吃糠咽菜有什么区别？一个电影人，无论面对什么题材，应该有最基本的谦卑与认真：如果当下制度有条件，我会真诚去趟过障碍、保持真诚、不忘初心，努力完成表达；如果制度不允许，那就厚积薄发、积能蓄势，等待爆发时机。又想要碰敏感题材的名，又想逐电影娱乐的利，又不敢担政策审查的风险，最后选择了一条最鸡贼的伪善妥协路线，真不像一个有担当的电影老炮。
所以，这样一步前期功课没好好做，画幅搞了个形式主义，人物脸谱化无完整立场，关怀仅限于皮下一层，披着人文关怀主旨行的是主旋律的丑恶，精力全用在恶意营销上的电影，我们看到上访二字就被刺激到G点，就慌不迭叫好，我们是有多饥不择食瞎了狗眼呢？
你们真的太好骗。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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