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改变了什么？

案：

聂树斌案平反，老魏约稿，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朋友圈里的乐观之声，看起来更像泡沫，置身其中，愈发感到无力。回头检索硬盘，这些年来，所撰与聂树斌案相关的评论，不下十篇，有些属于遵命文章，不得不故作乐观，然而我之内心深深以为，正义在当下中国，更多表现为运气，我们与聂或雷的距离，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遥远，而且决定距离之长短的因素，不是规则，而是运气。

翻出两篇旧文，是为祭奠，愿聂树斌安息。

聂树斌案改变了什么？

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这个时间点，如今备受质疑，倘若依旧可信，那么今天恰是聂树斌死亡二十周年。二十年是什么概念呢，足够一颗稚嫩的松柏在聂树斌坟前长成参天大树，足够生命的烟花完成一次壮观的轮回，然而，这却不足以还聂树斌案以公义，还聂树斌以清白。须知聂树斌死时，年仅二十一岁，假如明年此时，聂树斌案依然悬而未决，将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嘲讽和耻辱：国家机器将聂树斌的生命冻结为二十一年，再用同样的时间，冻结了他的灵魂和名誉。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聂树斌案的发展轨迹就像剥洋葱，现在已经临近最隐秘的本质，真相愈发清晰而残酷，令人触目惊心。自打去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今年3月，聂家聘请的律师介入，查阅该案卷宗，这一查，果然疑点重重。譬如聂树斌应有无罪供述，并未收入卷宗；起诉书及送达回证、验明正身的笔录、刑事判决书送达回证等法律文书的签字，都不是聂树斌的笔迹；一审卷宗从第27页至第54页的页码均有明显涂改；七年前的法律文书当中竟出现了七年后才开始使用的路名……

最令人关注的一处，莫过于聂树斌被执行死刑之后，却亲笔书写了《刑事上诉状》，时为1995年5月13日。

这些疑点，不免激起种种猜测，生出种种流言。矛头所指，则不再限于聂树斌案，甚至逾越了法治的边界。二十年的发酵，二十年的反复，聂树斌案的雪球越滚越疾，越滚越大，俨然形成了巨石，高悬于中国法治与中国人的心头；同时，世人对聂树斌案的关注和期许，使它不仅仅是一个冤沉海底的案件，不仅仅是一面法治的风向标，而关乎正义，关乎权贵，关乎人心。不妨说，聂树斌案能够走多远，正可以丈量中国法治能够走多远，中国社会能够走多远，我们的努力能够走多远。

聂树斌只是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假如不被冤杀，今年他将41岁，也许消沉，也许善良，也许还是工人，也许早已下岗，也许拥有一个圆满的家庭，也许为了生计而颠沛流离于四方。无论处境如何，他生存的机率将远远大于死亡。他因死亡而成为一个国家的名人和符号，并将载入史册，然而，倘有选择权，恐怕他会选择像蝼蚁那样艰难生存，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法治。

死亡降临在他头上，使他沦为被命运遗弃的果实，他的微笑终止于青春，灵魂则归于黑暗。他不再是默默无闻的普罗，而作为悲剧的主角，被推上了大时代的前台。这何尝不是更大的悲剧：当法治的剧情，以无数小人物的鲜血、名声为点缀，当法治的进程，以无数小人物的生命、自由为基石，况且，这些无辜、无谓的牺牲，并不能保证法治的方向一往无前于光明。如孙志刚者，举世能有几人？一人之惨死，最终导致一部恶法之崩溃，孙志刚之死，可谓重于泰山；聂树斌之死、以及呼格吉勒图之死等，换来了什么，甚至就连死亡的真相，犹在深沉的迷雾之中？

请原谅我们使用如此功利的思维和措辞。聂树斌如燕雀，并无鸿鹄之志，他的生活无比平庸，他的事业无比卑微，他是微不足道、贱如草芥的小人物，然而，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存在，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尊严，小人物的生命，并不能供大时代以历史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白白征用。小人物的死亡，不论轻如鸿毛，还是重于泰山，必须死得其所。

基于此，如果聂树斌的死亡，不能阻止聂树斌们的再生；如果聂树斌的非正常死亡，不能促成法治回归正常，那么这一死，便无意义可言。

反观聂树斌案，对中国法治生态，其实并无几多显著改变：此案可谓法治沉沦的标志，一日不能平反，法治便蒙羞一日。真正的改变，则在人心。聂家人之外，还有多少人，与聂树斌实无一丝干系，却基于公义，或基于恐惧，为聂树斌案的平反东奔西走，大声疾呼，十年如一日。正是他们的努力，使聂树斌的冤魂在九泉之下，可以稍稍安息。

聂树斌案还能走多远，聂树斌沉冤得雪还要等多久？二十年来，千回百折，令人不敢轻易预测，我们只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015年4月27日

佘祥林：中国式冤人

佘祥林不是一个人。在他身后，是杨志杰、呼格吉勒图、赵作海、王子发……这个省略号的长度，取决于中国司法的公正度。如果刑讯逼供屡禁不绝，如果死刑核准权依然被滥用误用，如果依然以破案率、审结率考核司法工作人员，每一个中国无权者，都可能化作佘祥林身后的省略号里一个贱如草芥的点。

当然，佘祥林本身的遭遇极具代表性，可谓中国特色的冤案的集大成者。除了未被判处死刑，他几乎经历了中国司法悲剧的一切环节。莫须有的案情，刑讯逼供，行政权（政法委）的强行干预，疑罪从有，上诉、申诉却被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打压——其实，只需其中一步，便可酿制一起冤案。当它们齐聚一处，佘祥林必定冤沉海底。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刑讯逼供。据佘祥林回忆：“当时我已被残忍体罚毒打了10天10夜，精神麻木，早已处于昏睡状态，且全身伤痕累累，根本无法行走站立，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尽快的休息一会，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顺应。”——十天十夜，耸人听闻。我最初读这一段报道，毛发悚立。可作对比者，是另一位中国式冤人赵作海所言的“当时生不如死”。赵的刑讯记忆，有一奇谈：警察在他入睡以后，把鞭炮放到他头顶点燃炸他。“当时头昏脑涨，能听见鞭炮在头上爆炸。他们一个一个地点。”

佘祥林、赵作海之洗冤，并非基于司法权的纠错机制——目前来看，这种纠错机制犹如建在沙滩之上的豪华楼盘，中看不中用；而是，当年的“被害人”，连尸体都被发掘出来当作呈堂证供的“被害人”，居然复活，返乡，令冤情不攻自破。说白了，佘祥林、赵作海的故意杀人罪，连“莫须有”都算不上，压根就不存在。这冤案的制作，毫无技术含量，看来一心作恶的司法权还得多多锻炼。

佘祥林案真相大白后，仍有许多看点，一是国家赔偿，二是追责机制。当年刑讯逼供佘祥林的一个叫潘余均的警察，在一块墓地，先割腕，后上吊，自杀身亡。死前，他用血在一块墓碑之上写下了“我冤枉”三个字。一个冤案刚刚昭雪，另一个冤案随即诞生。冤案连锁冤案，冤情覆盖冤情，这是何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就像他们对待谎言，不是用真相消解谎言，而是用一个谎言掩饰另一个谎言。

不管佘祥林怎么不幸，但有一点，他没有成为聂树斌，沉冤莫雪，就死于非命。不论多么艰难，不论多么耻辱，能活下来，能见证正义之光射出黯淡的一角，这就是幸运，这就是胜利。我们与邪恶的斗争，很多时候，并不在于谁的力量大，谁能打倒谁，而在于，谁更坚韧，谁活得更长久。

我常常想，为什么佘祥林、赵作海没有重蹈聂树斌式的极端悲剧呢。诚然，这里面有司法权和执法人员的良知发现在起作用。不过，追根究底，还是一个运气问题。将佘祥林置入聂树斌案的法律语境，也许他就不会获刑15年，而是死刑。

当正义与运气挂上了钩，你除了祈祷，别无选择。

2010年12月24日

正义是一个运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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