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值钱到不要脸，女大学生究竟在被谁污名化？|163

题记

与其说女人是生就的，毋宁说她们是逐渐形成的。

——西蒙娜·德·波伏娃

六个月前，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女留学生冷梦梅在新南威尔士州海岸边被虐待致死。令家属在伤心欲绝之余更感彻骨寒冷的，是网民们的“污言秽语”。

如果说，33年前史蜀君导演的影片《女大学生宿舍》以其清新、活跃的时代气息展示了80年代女大学生“天之骄子”的精神风貌，她们的追求、探索、欢乐和忧虑，成为那个时代的亮点，那么，90年代末以后伴随着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大学生的世俗价值开始日益贬值。

直到当下，大众媒体对于大学生，尤其女大学生群体的“污名化”，已成为惯常伎俩——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诸君拿起手机，点开百度搜索引擎里输入“女大学生”，结果不堪入目。

从最初的热爱、追逐、赞美转变为嘲讽、奚落、斥责，女大学生甚至被塑造成拜金、脑残、堕落、无道德感、无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在有关她们的报道中时常充斥着“包养”、“网恋”、“自杀”、“浅薄”、“迷茫”等负面词汇。媒体拿“女大学生”大做文章、吸引眼球、博点击率的同时也使这一普通词汇变得多了几分暧昧的味道。

从“不值钱”到“不要脸”，伴随着女大学生被污名化而来的，是大学生的精英形象的被消解。

被“ 污名化”的女大学生

所谓“污名化”，是将群体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强势的一方最常采用的一种策略即“贴标签”。

以反映女大学生婚恋观的报道为例，一类污名化标签是“急婚女”、“毕婚族”和“恨嫁女”，如《校园开放日设征婚台、女大学生逃课相亲》、《部分女大学生毕业不忙就业忙相亲》等报道，在这一类报道中所描述的女大学生似乎从不关心学业也没有职业规划，成天谈论的是“相亲”，“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巳成为“普遍共识”。

另一类常见的标签是女大学生沦为“二奶”和“小三”。这一类新闻常常因为内容极具戏剧性，矛盾冲突明显，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自然成为社会新闻记者吸引受众眼球的热点素材，而女大学生也在各种被描述的过程中无奈地接受一张张被强行贴上的标签。

“标题党”、“煽情化”、“刺激性”新闻的反复炒作不仅大大损害了当代女大学生的形象，也造成整个社会对女大学生群体的误读，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污染。

被“边缘化”的女大学生

约翰哈里特认为，“女性化”是后现代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之一。然而，媒体对女性的关注度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媒体中的中心化。

西方学者发现，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形象基本是“娱乐界、体育界的明星、刑事案件和灾难中的受害者以及某位重要男性的家属”。这三类女性角色的定位都是以男性为坐标而产生的，她们或者是供男性欣赏的女性，或者是需要男性保护的女性。

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表面上看，有关女大学生报道的数量大大多于有关男大学生报道的数量，但这些报道大多集中于“性”、“不幸”等负面领域以及“婚恋”这样的私人领域。塑造出的则是男性读者期待中的女大学生形象：她们的性别特质更加明显，引发男性窥视的欲望；她们柔弱易遭受伤害，暗示需要强者男性力量的保护；她们能力低下时常陷人困境，暗示需要男性群体的拯救。

这种“女性化”新闻的真相，是女性形象在男性视域里被贬压，导致媒介甚至社会生活中的女性都被进一步边缘化。

被“浅薄化”的女大学生

女大学生作为“受害者”的形象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在媒体报道中“受害者”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反而遭到媒体语言上的隐形歧视。

在一些报道中，看似讲述的是女大学生遭遇的不幸，但在无形中将更多的笔墨用来描述女大学生自身的“无知”和“轻浮”，给读者这样的暗示：女大学生的自身因素是她们遭受骚扰的主要原因。对于实施骚扰行为的主体男性，不但没有给予应有的谴责反而轻描淡写几笔带过。

如此一来，社会受众对女大学生群体的认识便定格在“浅薄”的阴影之下。

被“模式化”的女大学生

媒介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得女性形象模式化地呈现在受众面前。

所谓“模式化”的字面意思是“被框定”、“被定格”——她们常常被巧妙地固定在家庭之中，与琐碎的家务劳动联系在一起，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家庭妇女，可以为了孩子和丈夫不惜牺牲自己理想、事业、健康乃至生命。

她们的形象依然被囿于”传统女性美德”的领域内，女性未能借助媒体走出“家庭”这个小圈子而进人社会领域，媒体传播的内容仍旧摆脱不了男权主义视野下为女性设定的“贤妻良母”这一模式化的形象定格。

随着高学历女性的增加，另一模式化的女性形象也再一次“深人人心”如被人调侃称之为人类第三性别的“女博士、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强人”。

在相关新闻中，常常模式化地报道这一类女性“冷酷、严厉、事业心强、难以接近、婚恋难”等问题，如此过度报道实际上导致了将她们排斥在社会认可的主流群体之外。在女性独立意识逐渐觉醒、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当代，“知识”和“智慧”似乎变成了女性的罪恶之源，因为它动摇了男性目光的权威。从社会性别理论上看，这种被模式化的女性形象恰巧也暴露出男权社会对女大学生群体的一种角色恐惧心理。

大众传媒对女性文本的男性化篡改

大众传媒具有公开和遮蔽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传播媒介利用其广泛的覆盖性制约着受众的认知和行为，同时由于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和结构化的过程均在不被人们所了解的媒体机构内部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女性文本的真实性。

在传统的认识之中，女大学生是女性群体中的佼佼者，她们情操高尚而又冰清玉洁。但是这样的形象不具备“市场卖点”，因此经济利益的驱使令媒体不得不追求“好看、刺激、过瘾”，使越来越多的媒体抓住发生在女大学生身上诸如“色情”、“凶杀”等小众事件大肆宣扬，将女性文本放在男性视角下诠释满足受众的猎奇心态。

在主流文化中女性一直在“看与被看”模式中扮演“被看”的角色受“美女经济”的消费主义思想影响，媒体将女大学生写成了“被看”的焦点尤其当她们的行为与“看者”固有认识不相符时，便能轻易地点燃“看者”强烈的窥视欲望。

于是，媒体把女大学生描绘成了供人们消费的资源作为一种“注意力”的符号去吸引观众的眼球，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贬损了女大学生的社会角色形象，也使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被肆意抽离。

隐藏在事实背后的男性目光

一些媒体之所以不负责任的迎合大众“猎奇”、“窥视”的欲望，亵渎女大学生的媒体形象，其实是千百年来男权文化劣根性的复活。

社会的发展、媒介的进步并没有消除男权文化的某些痼疾反而凭借多元化的媒体技术将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乃至暴露无遗。这是媒体角度的偏颇，也是女性角色玩偶化的悲哀。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书中，对于叙事电影是如何把女性形象客体化、对象化的过程有精辟的论述。她认为在影片中“女人往往是作为被看的形象出现，而男人则是作为观看的承担者”。

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杰也指出：“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即被观察者是女性。这样她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客体，尤其是转化为一个视觉的客体，即一种情景”。

男性角色的主体化与女性角色的客体化，不仅让女性失去作为个体的主动性，成为男性目光中的观赏对象。同时，也成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对象——女性被媒体塑造成感性的尤物，缺乏自由思想的任由男性观赏评鉴的物品。

当两性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性别品评把玩另一种性别，而另一种性别又一味向其邀宠的单向度关系时，本应相互欣赏与爱悦的平衡状态被打破，由性别意识引发的不公平现象也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