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重磅解密：足球史上最高冷的巨星——克鲁伊夫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克鲁伊夫|巴萨|约翰|荷兰足球|足球|阿贾克斯|马克斯

2016年，我们送走了沙佩科恩斯的英雄们，告别了拳王阿里，失去了高尔夫皇帝阿诺德·帕尔默。人类足球史上最高冷的巨星——约翰·克鲁伊夫，也在这一年与世长辞。

年终盘点，我们邀请了克鲁伊夫30年挚友、传记《My Turn》的作者Jaap de Groot，为我们讲述他眼里的克鲁伊夫，讲述克鲁伊夫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

克鲁伊夫的传记《My Turn》定的规模是300多页，但当我开始下笔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要写的东西远远超过这个篇幅。毕竟，克鲁伊夫是个充满故事的人。

“我没有大学文凭——我所学的一切，都是通过实践得来的。”——约翰?克鲁伊夫

克鲁伊夫有很多金句。

公众常被他的言论激起强烈反应，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他的针砭时弊不只针对荷兰足球，也关心时政。克鲁伊夫有一次还批评了财政部门关于纳税的法律法规。这就是克鲁伊夫。

每个人都知道克鲁伊夫是个现象级的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大部分人也知道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名先驱，一个叛逆者。但少为人知的一点是——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人。

在他的后巴萨时期，他创立了克鲁伊夫基金会和克鲁伊夫学院，这些让他继续激励了很多人。这种首创改变了很多人对足球运动员固有的“愚蠢的”印象，并给运动员提供了更多足球之外的选择。

我们常常在一块讨论新挑战，并试着让脑海里的新想法实现。其中之一就是撰写他的自传《My Turn》。这份合同是在2015年10月15日和英国出版集团麦克米伦签下的。七天之后，他被确诊患了肺癌。

计划只能更改。我们本来计划着在11月和12月进行采访，第二年1月份开始写作，2月份完成，3月份上交稿件。但是因为这个变故，采访一直到12月27日才开始，那时他刚做完第三次化疗。因为他日益虚弱的身体状况，我们最终决定——在他巴塞罗那的家，上午进行两小时的采访；然后是午饭；接着是两小时的午休；在晚上再进行两小时的采访；最后用一杯红酒或气泡酒结束这一天。

约翰看起来甚至比我更专业——他很快就制定好了第一章的纲要，什么重要信息应该被写进去。他用了15分钟概括了他的一生——“我没有大学文凭。我所学到的一切，都是通过实践得来。”

“我不是那种草草了事的人，我所想的一切就是：向上，做到最好。”

那个晚上我把这些话写进了《My Turn》的前言。这是约翰唯一会看的一章。第二天他说：“完美。继续这样写下去吧。”

时间有限，我们必须高效的工作，很快我就有了12小时的采访录音。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读者感觉到这是克鲁伊夫本人在和他们讲述。所以如何用他的言语方式来写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们12月27日到3月2日的每次采访里，约翰都十分乐观。他总是那个一直放眼未来的人。事实上这倒是给我的采访增加了一点难度，因为他不愿去谈论过去的比赛和进球，他希望给下一代球员传授一些通过他的实践得来的经验。

这种积极的态度实在太符合他了，而这也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哪怕是在他人生那段黑暗的篇章里。他在2012年65岁生日的时候以轻松的语气和我说起过，20年前他被诊断出有严重的心脏问题，这可能导致他没法活到太老。我问他，当你回想过去的岁月，第一件浮现于脑海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我做到了。”

这大概是为什么读《My Turn》，会给人感觉是克鲁伊夫依然在世——他从来没有一次展现出“他将输掉这场对癌症的战争”，他一直相信他能战胜它。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仍然向前看，展望着未来。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3月2日。那天下午我们和年轻的荷兰F1方程式赛车手马克斯·维斯塔潘会面，当时他正在测试加泰罗尼亚赛道。这是一次两位天才运动员之间的美妙会面，他们相谈甚欢，尽管约翰的岁数都能当马克斯的爷爷了。

吃过午饭和他的日常午休后，我们坐下来讨论自传的最后几章。结束后，他的妻子丹妮，端着一些吐司、鱼子酱、三文鱼和西班牙起泡酒走了进来。接下来是我们最珍贵的“友谊时间”。

我们三个一直聊到半夜。丹妮和约翰挨在一起，这是一幅美好的画面，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彼此。我们聊到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在其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们。大概是因为知道几周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我格外地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和脆弱又有人格魅力的约翰，以及强大又敏感的丹妮在一起的时间。

11天后，丹妮通知我约翰的状况变得不太好，我记得是上午11点，以前约翰会在这个时间发他的专栏文章过来。在以色列度过了美好的一周后，他发现自己的左半边身体机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也不能正常地说话了，所以我们用之前讨论过的一个话题作为那期专栏的主题——经纪人对年轻球员的责任。丹妮让我保守约翰病情恶化这件事。

从那个周日早上开始，我们每天都联系。医生在他的脑袋里发现了另一颗肿瘤，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他感觉不错，第二天则糟糕透了。3月23日，病情急转直下，无可挽回。第二天，约翰?克鲁伊夫永远闭上了眼睛。

葬礼上只有他的妻子、儿女和孙子孙女们，他所期望的宁静。他是很多人的英雄，但最重要的是——他是这个家庭温暖的“舰长”，一直守护着家人。

他的遗体在24小时之内被火化，整个过程只有他最爱的家人在场。直到最后，他都把一切控制得这么好。

他这18个月来和病魔的抗争终于结束了——这是一段他决定在公众面前隐藏的病痛岁月。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2014年12月，他被邀请在荷兰足协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言。他一开始慷慨激昂，之后声音就渐渐低了下去。那时他被舆论所批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经被心脏问题所困扰。讨论会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由他的基金会举办的慈善活动，第二天，他还观看了阿贾克斯的训练课，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直到回到家，丹妮坚持让他去看医生。他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三天，这是他健康状况开始下降的标志了。

我们在一起的很多个小时中都在谈论足球，但我们也曾乘坐出租车穿越新德里，一起搭过伦敦的地铁。后一个听起来似乎很平凡，但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之前从未搭过伦敦地铁。有些乘客可能会好奇地观察他，而他则像个孩子似的享受这种体验。这是一个一天中23小时59分钟都意识不到他是“克鲁伊夫”的男人，一个为了激励年轻一代做了很多的人，一个曾经告诉我“我不在乎金钱，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