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第六届全国青少年家史记录大赛中获得高中组二等奖，作者是浙江省义乌中学金雯妍，原题是《商海起伏路漫漫》。

一九九一年，我的母亲才十九岁，初中毕业三年，正准备去她的小姨家开的袜厂帮忙。而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刚刚生完我的大姐不久，准备和姨丈跟村里人一起，去广东做生意。

从十六岁没考上高中起，我母亲就跟着她的姐姐离开家，来到县城“讨生活”。毕业之初那一年的暑假她经历了几个月缝纫工学徒的生活，可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师傅是不直接教的，只能自己默默地观察，偷偷地暗地里学习，暗自摸索。而且母亲从没干过缝衣服的差事，一开始总是不能得其要领，每每弄得需要返工，既费时费力，又挣不上钱，总是受到大姨的指责，姐妹两人也都是争强好胜的人，为了做更多的量，两人去的很早，回的很迟，吃饭时总是我母亲一个人去蒸，大姨继续做。一个假期下来，母亲一共挣了八十多元，加上外公外婆资助的六十多元，揣着当时抵得上教书的外公小半年工资的“巨款”，买了一台缝纫机，开始自己做起了代理加工的活计。

买了缝纫机之后，由于学徒的手艺不到家，母亲又参加了学习班专门学习了大约一个月的缝纫，老师也并不十分诚信地教，所以每天总是讲的时间少，让自己练的时间多。母亲买不起完整的布料来用做练习，就只好四处找一些没用的报纸，裁裁剪剪，计算尺寸，练习缝制的技术。

在世代耕读传家的家庭里长大，母亲虽然没有能享受到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却培养了能吃苦的精神。教书的外公因为平时人缘极好，待人和善，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中有幸躲过一劫，却是亲眼目睹了自己任教的高小的与自己私交甚好的校长作为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黑五类分子，戴上了高帽，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带着这份亲历“文化.大.革.命”的恐惧，和长期以来受到尊敬的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脸面，外公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拒绝向人借钱来支持外婆做小饰品的生意，使他们一家人失去了在脱贫致富的绝佳时期。由于东南沿海率先对外开放，使得在当时流行的女孩子的发饰大多来自香港和广东，只要进一次货，很快就会售罄，可以赚上抵外公好几个月工资的钱。可是由于担心被看做投机倒把分子，外公从不同意外婆的冒险，即使只是几十块钱的买卖，即使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好多年。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时的南方谈话，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阶段，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开启了“春天的故事”。下海潮流席卷了神州大地，商业活动进一步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这一年她刚满二十岁，她没能想到，她所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会又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义乌虽然没有立即得到优惠的政策，但是此时却已经有了自己的市场，扩大过了规模，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已经在十多年的摸索中形成了小有名气的市场，营销网络也已初步形成，各个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成为了先行者，而经商这个行业，时间就是商机。义乌商人的步伐在这时已经遍布了全国的各个角落，当时号称“买全国，卖全国”，许多地区的供销社负责人来义乌常驻，购买义乌商人从全国各的购买来的“小百货”，部分义乌人的生意甚至已经做到了国外，以价格优势赚取外汇。

看摊、收账，替人做工

我的母亲进了小外婆家开办的工厂，帮忙摆摊和经营管理。起初是买宁波产的弹力袜来卖，由于流行得厉害，每每有货到来总是很快就卖完，一盒袜子就可以赚二十元；之后又从广东流行起长筒袜，脑筋灵活的小外公直接去到了广东的总厂谈判，获得了义乌市总代理的资格。但是市场上有同时经营的两个大商户在小外公得到授权之前也进了同样一批货，于是过来闹，不让他卖。小外公就与其中一人合伙，挤掉了另一个人，两人合伙做起了专营生意，每日忙忙碌碌，赚取了日后开办工厂的原始资金。

母亲负责白天看摊、收账，晚上在厂里做事。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些经营管理的经验，也看出了这其中巨大的利润和商机，就想自己也去经商，可却又抹不开面子辞去小外公家的工作。

这时在山东菏泽的大姨拍来电报，让母亲给她发去义乌市场上才有的货物。虽然电话事业已经发展了很久，不过电话座机仍是极少数人家的奢侈，而且通讯资费相当贵，要一块多一分钟，谈生意费时又长，打电话是极不划算的，而电报资费相对便宜，邮电所也不像今天的那么少，拍电报也不比找到电话费力，所以电报仍是九十年代初义乌商人们与远在他乡的同伴亲人的主要联系方式。当时小外婆家虽然已经装了电话，但是小外婆家装的电话无法使常在市场上的母亲及时得到消息，所以母亲仍使用电报持续地为大姨发货，支撑着大姨的生意，后来山东的市场不景气，加上大姨又怀上了表姐，准备回乡生产，就停止了原来的转手贸易，回来和母亲一起卖袜子。

批货收货，“自立门户”

与小外婆的一次意外争吵，让母亲一气之下离开了小外婆家，四年的帮工，母亲没拿到一分钱的工资，和小外婆家的关系也变得很僵。这时不幸外公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失去了依靠的她只好找当时由于生意来往而熟识的商人朋友借了一些钱，开始进货并且借她们的摊位摆设售卖，由于之前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摊，母亲与许多当时替人摆摊的姑娘们关系交好，她们都愿意帮着她为她卖货，一时间货物销路也还不错，母亲也慢慢积累了一些客源。

大姨回来后和母亲一起租下了一个摊位，起初是她们自己跑到诸暨去收货，当时诸暨几乎家家户户都自己买来机器做袜子，类似于家庭作坊，每家都产量不大，因此每去一次都要到好几家收才够。收来的袜子也不是马上能卖的，还需要定型，而这时许多的义乌商人也开始招几个工人就在自己家里完成一些简单的加工和包装，然后到市场上出售。

后来市场不断扩大，已经没有了那么大的利润，竞争的日益激烈，拿货已经无利可图，许多义乌商人开设工厂，而义乌市政府也因时设立了工业区，给予如浪莎等大企业以政策优惠，据说现今的浪莎的工厂的土地就是由政府划拨，没花过一分钱。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母亲遇见了当时顶爷爷的职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当时由于市场的发展已经是个闲职，于是父亲时不时就跑到市场上来找母亲。因为顶职赶上了末班车，于是分配了绣湖我们现在住的集资房，购房的钱是母亲的嫁妆，三万元的现金。后来供销社解体，父亲因为学过开车（开车当时是一门技术活，要学两年才能考出驾照），又曾经在顶职之前做过客运司机，于是受当时一个表舅公的介绍，去了经济建设适用房办公室当司机。在当时开车还是一门稀缺的手艺，路上也基本没什么车，开着一辆车还是一件很威风的事。

母亲起初并不想嫁给父亲，可那时大姨已经逃生产下了二表姐，由于家庭观念和生意的考虑，大姨和姨父把她送到一个义亭的人家去喂养，直到两三岁才回来。大姨和姨丈专心忙生意，二姐的奶粉和一些用具也就都由母亲负责。可是去义亭交通不便，每去一次很费时间，母亲基本上都没时间忙生意，于是姨丈见父亲每每开着一个车来找母亲，就索性让父亲送母亲去，去义亭的的次数多了，这一来二去，母亲也便同意了这门婚事。

不久父亲和母亲两人喜结连理。

搬进新房子是我已经在母亲的肚子里大概三个月的时候了，之后的日子里母亲的孕吐十分严重，时不时就呕吐，一天下来基本上吃不下多少东西。母亲怀孕之前只有九十多斤，三个月时一百二十多斤，这时也降了一百零几斤，人的精神状态也很差，生意上的事情也就渐渐地由大姨管去，母亲成为了为她“打工”的人，经营上的事几乎不过问。

后来在我家院子的储藏间里，母亲请了两个工人，做定型和包装的工作，当时还有一张两层的床架在我现在的房间供工人住宿。在几年我还见过当时用来定型的铁质的袜版，只可惜因为搬过几次家而在卖废品时被夹杂着卖掉，现在可能还能在一些人家的储藏中看见，但总是少之又少了；至于双层的铁床则是给了母亲一个后来仍在做生意办厂的老同学。

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还过得很拮据，据说大姨他们在山东是每日吃的不过是白菜，偶尔买些豆腐，有时姨丈买一次肉还会被大姨批评；而大姐也曾回忆说当时他们暂居沪江路的时候，姨丈给当时只有六、七岁的她买了一本十块钱的童话书，也被大姨说道了好久。

省吃俭用多年加上山东的积蓄，大姨以几千块的价格买下了诸暨、兰溪和一些广东工厂淘汰下来的旧机器，租厂房开设袜厂。而母亲则又因为爷爷奶奶的重男轻女，大伯的公务员不能生二胎，只得迫于压力生下我弟，而生意上则是因为父亲的不会做生意而彻底退出，大姨接手了母亲手上的生意

几年之后攒了一些钱，大姨和姨父在村子里批了一块宅基地，盖起了一栋三间四层的小楼，当时我已五岁。房子建成后，楼下的院子常年被用来堆货，为了防尘的缘故四楼开机器，三楼住人，二楼包装，一楼缝头，半成品再送去定型、染色，最后包装、出货。当时为了安全还买了一条狼狗来看门，那狼狗很凶，甚至咬过表哥，但却是看家护院的功臣，大姨家从没丢过东西。

当时每年都有客商在年末来清算年账，总会带来一些特产。已经转行的母亲仍时不时的为她帮忙算账，直到年末。而现如今，大姨家的袜子远销罗马尼亚等国，也采用了数据表记录，省去了算账的麻烦。

七八年过去了，大姨在廿三里镇上买了一个套间，全家人就都搬了过去。

后来村里要旧村改造，那只苍老的狼狗被放生，它守护了多年的房舍在它走后的第二天被爆破推平沦为废墟，不知道它有没有回到老家，面对着这废墟哀嚎，默默地淌下深情的眼泪。我却一直很担心它会不会苍老得无力捕食，又会不会被偷狗的人一记毒针射死。

而我和母亲默默地走过废墟时，大姨突然说：“记不记得，这里原来是村里的门塘，那里是我们家……”我想我记得那个有我童年记忆的地方，我想她们都记得那些承载了她们过去的历史的村庄，有过她们曾经的梦想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