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3日,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理科五号楼社会学系201教室成功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青年院士汲喆教授以“作为宗教实践的朝圣——在事实与隐喻之间”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人。
汲喆教授认为,朝圣这一古老的宗教活动存在于一切复杂社会的传统当中,到一个非同寻常之地就是朝圣。历史学和人类学就朝圣活动本身进行的研究有很多,例如原法兰西公学的中文教授雷慕莎,就曾翻译并注释法显的《佛国记》,这是西方研究汉传佛教的开端。东西方人类学家也曾对各种宗教朝圣活动进行过研究,而汲喆教授的朝圣研究,不是从经验的意义上讲述个案,而是想探讨朝圣的社会学意义,特别是在当代宗教变迁背景下的意义。
首先,汲喆教授从宗教社会学理论入手,将朝圣放到仪式当中去理解。他认为,所有的仪式都包含着对神圣本原的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讲,朝圣本身跟其他仪式没有什么不同。朝圣也是接近神圣,只不过这个神圣体现为符号化的人或物。但是,在时空地形学的意义上,朝圣的复杂性大大超过了其他宗教仪式。朝圣的时空跨度非常大,它的核心要素是流动性,这是朝圣所特有的。朝圣的流动性对现代社会中的宗教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现代社会恰恰是一个流动性不断增加的社会,传统的宗教活动,要求时空上的共同在场,而流动性的增强给集体活动带来挑战。那么,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宗教朝圣的流动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如何表述这一关联?
汲喆教授接下来从社会的流动性出发,探讨了“流动”概念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双重意涵。首先,从地理空间上来说,现代生活处在一种加速变化当中,变化是律令。社会生活在不断加速,空间对人们的制约越来越小,人的运动能力大大增加,物质和信息的快速流动加剧了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叠合。这样一种经验非常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空间上的共同在场,以及与此相连的社会行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同时,距离的缩短改变了传统动员方式,偶聚式的组织显得更为有效。这种状况的后果是,社会整合机制要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上重组,而且制度的规则要和偶变的社会规则相协调,才能继续运作。其次,从社会空间看,社会分化以后,不同的制度有各自的游戏规则和资源分配方式,每个人需根据不同的规则来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并学会在各个角色之间迅速转换。这导致现代人在个体生活中缺乏整合个人经验的坚实而统一的基础。系统整合(不同系统之间)与社会整合(人与人之间)相互交错,却互不协调,使得个体在社会中不停流动,自我认同更趋于表面化、片面化。那么,面对现代社会的这种变化,宗教是如何适应的?
汲喆教授接下来以他田野调查的两个宗教场所为个案,讲述了宗教团体对流动性的反应。一行禅师创立的法国梅村禅修中心,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改变有:体验式的隐修、宗教节日日常化、仪式规则的软化、僧侣的典范由规范变成引导,以及通过分享建立亲密关系等等。它解放了传统佛教集体实践的时间约束,与现代社会的劳动时间相协调,人们可以利用周末或平时来参与宗教活动。而且,它能最大限度地容纳个体差异,分享活动包容了个人的生命史,体验式参与软化了角色差异,促使陌生人之间形成亲密的情感关系。在柏林禅寺的例子中,净慧法师通过生活禅夏令营的方式吸引对佛教感兴趣的青年人。在夏令营中,仪式是自愿参加的,非制度化的,减少了教徒与非教徒在形式上的区分。另外,宗教活动与娱乐活动的结合方式也模糊了圣俗的界限。
汲喆教授以鲍曼的朝圣理论引出他的总结与讨论。鲍曼认为,朝圣(作为隐喻)是现代人基本的生活范式。如果说宗教的朝圣是为了接近神,那么,现代人朝圣般的生活目标则是要“建立身份”。受新教的影响,对西方现代人来说,世界的意义不在当下,而是一个未完成的征途。人们如同荒漠中的行者,要在职业中接近神圣,确定生活的意义,建立并保持身份。到了后现代,荒漠之风消除了足迹,人和事物都失去了稳定、永恒和权威,不再需要建构身份,而应该保持开放的姿态。但汲喆教授不认同鲍曼的两极分化,他认为现代人的存在感受既不以单一职业为目标,也并非毫无根基。生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短暂目标构成的,它们不统一在一个目标中,甚至会彼此冲突,即使每一个都不那么神圣,但它们仍是有意义的。也许我们这样来看待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才更为恰当;它并不是从单一目标转向无目标,而是在制度分化和加速变迁的背景下转向多个目标。对一个目标的坚持与放弃,将多个目标整合成为“生活”——这些方式取决于人的选择能力与条件——它们常常被转译为自由和权利。
同样,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区别也不是有身份和无身份的区别,而是单一身份与多重身份、固定身份与临时身份的冲突。这就是说,流动性所包含的个体的开放性,不该是取消身份,而是说身份具有潜在可变性,即个体转换身份的可能性和自主性。个体通过对身份的干预与筹划,使生活展现为阶段化的连续变迁。依据这样的社会背景组织而成的宗教实践,需要符合临时性和多重身份的逻辑,而朝圣恰与这种状态具有亲和性。
在评议环节,渠敬东教授肯定了汲喆教授在研究选择上的勇气,对于新兴宗教形态的解释要比解释传统形态困难的多,他改变了我们对宗教的想象,认为它是守成的、神圣的,但现实中,人们的实践并非如此。因此,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任务是回到现实,发现真实的形态。汲喆老师的研究引导我们去思考宗教是怎样与世俗建立关系的,组织是有力量的,有些形态可能会生长出一种风暴来,仅以传统的方式不足以对它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了解了它背后的圣俗融合方式,可能对理解当下社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在互动环节,汲喆教授提醒我们,社会学研究,要研究社会事实的复杂性,而不是用一个标准来标定“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关于朝圣的研究不要着眼于朝圣者的心态是否单纯,大家抱着各种心态来参加朝圣活动这一事实本身才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历史不能平面化对待,应该看到历史发展的过程性。变迁本身有一种传统,就如同净慧法师对柏林禅寺的改革也能在宗教上找到合理性的根源。
责任编辑:国曦今
内容转载自公众号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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